方励之自传在1989北京美国大使馆写成，今年才由台湾天下出版社出版。
【看中国2013年06月13日讯】编者按：物理学教授、中国民主斗士方励之（1936-2012）一九八九年在美国大使馆避难期间撰写的自传，尘封二十年之后，由台北天下文化今年四月底出版。《方励之自传》分二卷，首次披露方励之夫妇在八九北京学潮前后的个人记录，包括日记、手稿等文字与七十四帧图片，皆由方夫人李淑娴提供、校订。苏晓康和方励之夫妇相处多年，深知他们相恋相依度过坎坷一生的艰辛。
二○一二年四月六日方励之猝然扑倒之后，我们几个跟他还算接近的朋友，林培瑞教授、李晓蓉、王丹和我，最揪心李淑娴怎么撑得下去？因为他们二○○七年才经历了痛失小儿子方哲的巨创，母亲本是最痛者，她如何在五年之内接连承受两次打击？
不久，土桑追悼会、纽约追思会都开过了，王丹建议出版一本方励之文集，可是我们都不敢去跟李淑娴说，怕她还沉浸在悲痛中。林培瑞打过一次电话给她，转头跟我说，李淑娴一直跟他诉说老方的死因，边说边哭，竟然把这位汉学家的汉语都说没了。“你去跟她说说，行吗？”林培瑞几乎在央求我。
我犹豫了几日，还是拨通了土桑。李淑娴深陷哀绝是明显的。她跟我说，她还活着，只为处理方励之未完成的事务，其中包括出版他的文字；我劝她抓紧时间写一本流亡传记，她说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我说你可以采用录音的办法。那一次我们在电话上谈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完成方励之搁置二十年的事情
培瑞和我，继续跟李淑娴通电邮。初夏她的电邮里，突然谈到一本自传！
我完全了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大陆出版方励之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能的，至今我们两人的那怕是纯物理的教课书，不仅不能再版（尽管有很多需要），也不能出售⋯⋯一般来说，普及的、人文的作品影响面更广；连在科学范围内，优秀的科普读物比专门的文献更会广为流传。关于方已写成的，因受阻未出版的书，我只和你们两人说过，未和任何其他人谈过⋯⋯。
电邮里“关于方已写成的”，原来是方励之在美国大使馆客居三百八十四天期间写的一本自传。九零年夏天他们离开北京到英国剑桥时，有个出版社感兴趣这本自传，并开始英文翻译，最终却因新闻热点转瞬即逝而放弃。一九九二年方励之受聘亚利桑那大学后，香港明报出版社曾来要这本自传，却送去让杨振宁“审核”，后者警告该出版社“不要开罪中共”，旋即退稿。
今日我们回头去看，方励之二十年前就写好了自传，他并非闲散之辈，而是面对颟顸的专制者，有防不测之虞；还因为，他乃二十世纪末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巨事件的中心人物，何能不留下亲笔记录？正如李淑娴前不久对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所言：“现在此书得以出版，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华人知识份子心路历程提供第一手资料。”她也写电邮给我：“我们这些人必须让真相在身后不被歪曲。”
她做了方励之猝不及防未做的一件事情。她最终完成了他。
方励之出身北京男四中，中国的顶尖高中（王蒙、北岛皆为男四中生）；考上北大物理系，就受南方来的一个女生“管辖”，并暗暗与之较劲，他说乃是男校生的一种“本能的抗拒”。殊不知，这个叫他不容小觑的优秀女生，影响了他一辈子。
方励之晚年总结自己和李淑娴，皆“简单”的人——因为物理系就是“简单运动系”。他用物理语言描述：“大自然是简单的”；“简单是真实的标记，而美是真理的光辉”；世间万物的至极本质，是优美、简单和统一；“简单”也是纯净和专一。
邓小平同意美国军机1990年6月25日，接走方励之夫妇。这张照片摄于当日北京南苑军用机场。方夫妇与李洁明大使（中）及二名使馆人员。（自传）
反右风暴中幸存的一对情侣
他说环视周围的同学和朋友，所有他们知道的反右运动之前的年轻情侣，凡被阶级斗争波及者，无一不被打散。“李和我是幸存者。”这句话有某种“劫后余生”的隽永。
一九五七年底李淑娴被邓小平“补”划为右派时，方励之跟她只是恋人，她立刻切断联系，下农村“劳动改造”去了。但方励之就是不撒手，他给她写信：“我曾劝你向党交代一切⋯⋯我们还年轻，我们还可以谱写未来”。并未划成右派的方励之说：“一九五九年初，幸运降临：我终于也被开除党籍，高兴极了。按定义，我同李的阶级地位一样了。”还有比这更简单而优美的境界吗？“我们没有背叛自己的心，没有背叛真诚的爱，不顾别人的白眼，组成小小的家庭。”李淑娴在这本自传前言中回忆说。
方励之二○一一年罹患“山谷热”住院治疗期间，写了一篇动情文字〈金婚年感恩节致友人〉，回忆他们结婚十年时，正当文革高潮中，两人被拆散在合肥南昌两地劳改，却秘密分赴黄山“度蜜月”，何等浪漫的故事！那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林彪坠机蒙古的那个月，方励之为李淑娴在著名的“猴子观海”身后留下一帧侧影：李淑娴“远望‘猴子’，‘猴子’则在‘观海’。”——方励之当然是在“观”李淑娴了。文学或电影里从来不缺落难夫妻不弃不离的哀歌，但是方励之李淑娴把它谱写得凄美、幽默、悲壮。
方励之绝不背叛爱情，令他“妇唱夫随”李淑娴，沦为“贱民”二十馀年。反右这场劫难，将他逐出核子物理界，而他换轨到天文学，则由于更彻底的科学怀疑精神，又势必在日后跟这个体制发生冲突。
他们第二次跟体制的冲撞，到了“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境地，就近乎震动世界了，而这一次，方励之又是“妇唱夫随”。
贱民二十年，一再妇唱夫随
八十年代初方励之因倡导人权的前卫理念，而锐不可当，既被社会奉为“青年导师”，也被邓小平视为“意识形态大敌”。所以整个八九学运期间，他和李淑娴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一次，却注定要被中南海罗织为“幕后黑手”。
今天已经公开的中共档案显示，早在学潮初期，北京市委陈希同李锡铭就认定，北大学潮“就是方励之的老婆李淑娴指使的”；因为方励之从合肥科技大学被撤职后，去了北京天文台，他们抓不住他的任何把柄，只有去栽赃仍在北大教书的李淑娴。所以即使按照共产党的逻辑，方励之也是“受妻子株连”的。四月二十四日陈希同李锡铭先向万里汇报这一点，接着第二天向邓小平汇报时，又强调“北大非法学生组织的幕后人物是李淑娴”，邓小平因此定性学运为“动乱”，“四二六”社论出笼，从此不可逆转。
方励之是个坦荡君子，又兼科学家的不信邪，心里一直很泰然。直到五月底听说北京郊区农民游行焚烧方励之模拟像，他还幽默：“烧模拟像，在国际上或中国历史上，我记得只有国家级或领袖级的人享用过。我今天竟有此殊荣？他们要这样作，我不介意。”照常去天文台上班、答研究生问。
李淑娴开始也很坦然，对在美国读书的大儿子方克说：“我们等他们来抓”，急得方克大叫：“妈妈！你们千万千万不要作这样的‘英雄’！”。直到六四开枪，李淑娴才考虑“躲一躲”。他们不愿连累亲友，只能去外国使馆，六月五日下午第一次进美使馆，又离开；第二次被作为“总统的客人”请回去，林培瑞说：“方励之并不是很愿意回到美国大使馆，是方的妻子李淑娴和儿子都觉得最好去吧，因为中国官方发疯了，前一天在天安门广场杀了那么多人，即便不判你入狱坐牢几年，也可能找流氓杀你，李淑娴对此感到害怕，最终劝动方励之进入美国大使馆。”后来方励之又几度想走出大使馆，都被李淑娴劝止。
不想做中国萨哈洛夫
说实话，在政治判断上，方励之不如李淑娴清醒、透彻。所以他患病未知生死之际，曾对李淑娴留下类似遗言的话：“这辈子，我们这个小家，在重大问题上，往往是你做的决定，执行了，结果良好；未执行的，给这个家带来严重后果⋯⋯你的决定为我争得这二十年有意义的生命。”
最后，我想再谈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方励之为什么不想当“中国的萨哈罗夫”？首先，非得拿中国去比附苏联或西方，诸如“中国的戈巴契夫”、“中国的曼德拉”等等，本身就是一种贫乏，显示中国凡事都很平庸，要向他国攀比才比较舒服。中苏的专制蜕化程度、两党的演变路径，都有巨大差别，皆受其深层的历史文化制约；萨哈罗夫发挥影响的社会条件，也根本没有提供给方励之。
但更重要的是，在八九年的时代局限下，方励之硬要扮演“萨哈罗夫”，就只能去当“烈士”，尽管这本自传第一次披露，方励之的使馆日记里赫然已有“应准备：一、为民族而献身，献生命。二、长期监禁”的字句。但是，方励之的理念非常西化，不可能再有“引刀成一快”式的“烈士情怀”了，而且即便他有谭嗣同式的死难决心，也对整个局势无补，中国变革已不是靠“英雄流血”就能奏效了的。
许多人以“道德资源流失”的理由，责备方励之李淑娴走进外国使馆“避难”，却没有发现，这种价值默认前提，恰好是将西方、国际社会、人权价值，统统视为“与中国为敌”；又好像方励之不是“走进使馆”而是“走进监狱”，就能唤起民众革命了。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政治变革至今唯赖“民族主义”一个有效动员力，是很尴尬的；方励之遭遇这种尴尬后，及时返回他的天文学领域，去遨游宇宙，仍可以施展抱负。只有最知道方励之价值的人，才能从一开始就洞穿这个结局，这个人正是李淑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