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6月21日讯】在华西医大百年校史（1910-2010）的纪念册上，你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和照片：刘月亭---华西协合大学医学专业首位毕业生（一九二零年首届毕业生仅四名，刘位列第一）。两年后，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参见《华西医科大学校史》一九八五年版）。
他出生在四川荣县一个贫寒的普通百姓家里。父亲从仁寿老家流落到荣县，靠裁缝谋生。刘月亭幼时因家中穷困，仅读过几年私塾，诗文水平不错，但数学一般，从未学过物理化学。自在教会医院学护理开始，到以优异成绩从华西大学医科毕业，成为医学博士，不过十来年时间，可谓奇迹。
而毕业后仅两年，又在川内六大教区医院之一的荣县基督教仁济医院，从外科医生开始，很快独当一面，进而取代“洋人”，被基督教《英美会》四川大会任命为川内首位华人院长。并在十来年的任期内，使病人的就诊数量极大增加，医院的业务有了长足的发展，让民众对于西医这一外来的现代医疗科学有了更多了解和认同。
然而，在一九三三年，刘月亭竟然辞去待遇丰厚的仁济医院院长的职务，创办了荣县乃至全川第一家中国人自己所有并管理的西医医院“同济医院”。这在当年荣县及川内相当范围内，轰动一时。
事情起源于当时的医院里洋人和华人的矛盾：部分外籍医护人员对华人同事有所歧视，还曾发生过日籍院长藤之春踢打华人护士的风波，一些外籍下属对院长的权利也要不适当的干预和限制。更使刘月亭压抑的是，仁济医院较为死板的承袭西方医院的管理规程，对科室的设置不容变更，连院内附属护士学校的教学内容，都刻板地照搬西方，与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脱节。
他受不了，他要改变。
而“仁济”---“同济”，一字之差，更体现了华人要自立，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努力。同济医院的创办，在荣县医疗史上具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更在荣县乃至四川西医史上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时人纷纷议论并赞赏有加。
接着，他又创办了“中华护士协会同济医院高级护士学校”，自任校长兼教学，除了常规课程外，偏重教习新法接生。当年中华大地一代一代承袭着传统接生方法，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荣县新生婴儿死亡率高达60－70％，产褥热等危及产妇生命的病症高发。虽不限制生育，但所有家庭无论贫富贵贱，兄弟姐妹几无完存者。有鉴于此，他大力提倡并实施新法接生。重点培养了尹蜀泉（尹幺嬢，尹姑婆，49年以后荣县妇幼保健站首任站长，妇儿科专家），傅天祥等学生，不论贫富贵贱，低费甚至免费诊病接生，影响很大，使多少百姓顺利传宗接代，延续后嗣。
他深知：个人能力毕竟有限，他要栽下桃李，在大地上世代开花。
继后，刘月亭又创建了“荣县戒烟治疗所”，自任所长，公开向毒品（鸦片）宣战。当年的荣县种鸦片吸食大烟之风已经泛滥，甚至不少官府公务人员，亦倒卖鸦片牟利。他的举动无疑在向社会宣战。
他相信，科学可以改变国民，改变社会。这时，他不仅是一位医生，他已承担起了变革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参见《荣县史料参考》第廿四期等﹚
刘月亭小时做过放牛娃，打工小工，进入教会医院让他感到有别于“天、地、君、亲、师”的基督教博爱思想，和相对平等的社会观念。华西协合大学科学严谨的西式教学氛围，又使他心中浸染了自由、民主、科学、进步的光明和亮色。他所处的时代，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要历史事件，他自然而然的倾向民主。刘月亭在华西受的是医学全科教育，内、外、妇、儿无一不通，但尤擅外科。在社会生活中他没有参加任何左或右的组织或党派，但他用自己操作手术刀式的科学和精准，以良知、公理和正义为准绳去判别是非，不逢迎，不苟同，观点鲜明。
同济医院开业后，业务兴旺，川内其他县市的病人亦多慕名而来。“仁济”的一批医护骨干也被吸引到“同济”，医院病床一度达三、四十张。全院医护人员共同努力，医院欣欣向荣，蜚声省内，一度成为当年四川省内最大规模的华人创办和管理的西医医院。刘月亭也为当时成立的中华医学协会吸收成为全国首批会员。
而对于贫、困、孤、老，刘月亭更实行低费甚至免费治疗，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称道。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烽火燃起，荣县人民支援抗战的热情高涨，高山乡三十六名青年自愿投军，时谓为“自愿壮丁”。自此两、三年内，荣县出征的“自愿壮丁”达到九千余人（见《荣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同济医院也积极配合，接受了相当部分壮丁体检工作，以致严重影响了医院收入，但全院上下都毫无怨言，人人都表现出爱国之心。
然而日寇侵略的战火仍然影响到了同济医院的生存，“七o七”事变后，日军战机多次轰炸重庆、成都、自贡等地。荣县、自贡近在咫尺，为躲避日机轰炸，医院于一九三八年将住院部搬到县城数公里外的杨家沟。这一来，住院病人大大减少，而留在县城的门诊部也极不景气，造成入不敷出的严峻局面。同济医院的开办费用除投入了刘月亭多年来的全部积蓄，大部分为私人借贷，当两年多之后同济医院搬回县城恢复业务时，资金早已严重亏空，医院收入除勉强维持营运外，根本无法应对还款的压力，甚至连借贷的利息也难以支付。就这样又苦撑了三、四年，到一九四四年，同济医院不得不缩小规模，关闭住院部，仅靠门诊支撑到红色政权掌握荣县。
红色政权在荣县实行军管，由军代表主政。然而新、旧政权的更迭所带来的异动却让刘月亭难以适应：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为什么富人、有钱人都是剥削阶级，都是坏人……
刘月亭是由荣县基督教会举荐并提供贷学金进入华西大学学习的，从在仁济医院学习护理开始，基督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深深吸引了这个贫苦家庭出身的青年，也成了他用自身努力奋斗来改变命运，改变社会的精神动力。
而华西协和大学不仅使他成为了优秀的医生，更培养了他不屈不挠，追求科学，追求进步，追求平等自由的崇高理念。对此，他感恩无尽。如果说基督教作为西方教派到中国传道是一种“入侵”，这似乎还有点似是而非的理由，但49年以后驱逐传教士，关闭教堂，把教会财产收归国有，就让他难以理解了。为此，当仁济医院收归国有而改成荣县人民医院，荣县新政权希望他接任院长时，虽然他做梦都想重整旗鼓，再展鸿图，但他还是拒绝了政府的聘任。托辞是：“年事已高，难负重托”。而其内心认为：如若就任当是不仁不义乘人之危。而无德之事断不能为。
刘月亭家住荣县附北乡，妻子是小学教师，49年时已失业多年。家中有一块田地租给别人，每年仅可收一石租谷，以补贴老两口和留在身边尚在上中学的十六岁小儿子的日常用度。当土改工作队在调查摸底时，告诉他，他家这样的经济状况，土改时还可以分得更多的土地时，他竟有些惶惑：“分别人的？那咋得行！”，他无法想象政府一声号令就可以瓜分私人的财产，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变成自己的……
因为医生的职业，他认识很多城里和乡中的富户，他们致富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多数并非匪、霸，他觉得其中很多人为人还算不错。说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土豪劣绅”、“恶霸”，他难以认同……
这个时期，刘月亭有些糊涂了：咋这和以前宣传的不一样呢……
在荣县，与此同时，征粮，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改和镇反等工作，正逐步深入进行。农村各项工作中，暴力，人身侮辱等行为已普遍发生。并不象毛泽东许诺的，旧军政人员放下武器即不予追究。即使是保甲长这类基层人员，到规定部门登记自首也多被关押判刑，有的还被枪毙；末及时登记者中的一些人甚至被作为反革命抓捕甚至就地处决。在籍没查抄财产时，打吊地主，体罚其家庭成员以致伤残死亡的情况，已屡见不鲜。有的地方批斗时，甚至把地主家女眷全身扒光，大冷天强令其在水池中抓泥鳅，让民众围观取乐……
刘月亭愤慨了，他认为这些行为太过分，不应该。医者仁心，作为医生，他救死扶伤，珍视生命，贫富贵贱，一视同仁。以“阶级”论敌我而轻易伤人杀人，在他看来简直是逆天！（注：实际上，此时土改和各项运动中的暴力和酷刑才仅仅拉开序幕……）
在诊病时，或者茶余饭后，他不免发表议论，表达自己对强制掠夺个人财产的看法和不同意见。遇上军管会成员及政府工作人员前来诊治时也不例外。言辞之间，不免有些激愤。
也许，出于“正义”，或者，这被认为是和当时的中心工作唱反调。有人举报了。刘月亭被捕入狱。
当时生杀予夺的权力在县军管会甚至区、乡政权手里，一般都是“从重从快”，“杀无赦，斩立决”，处决犯人大多不须正规审判。可能由于因为刘月亭是医生，名望较高，也可能刘月亭批评的都是真实的事实，未必有多大“罪过”，因而让他在狱中待了四个多月。
一九五一年二、三月，省内十多位著名医生从成都联名写信给荣县当局，请求对刘月亭宽大处理。荣县各界一百多名群众也具名上书，为刘月亭担保，要求当局释放刘月亭。此时土改镇反正轰轰烈烈深入进行，在一个小小县城发生的这种公开直接地为“反革命分子”说项的事情，全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然而这却起了相反的作用，政权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于是，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刘月亭被押到他所居住的附北乡，未经正式审判，未张贴布告，亦未通知家人，只当场宣布是参加基督教，勾结洋人参加反革命活动，贪图钱财，检验壮丁，造成劳动人民家破人亡，负有血债，判处死刑。当然，也许是出于谨慎，没有在当时通常处决反革命以示众的县城行刑，这可能是“以平民愤”的一片苦心吧。时年刘月亭六十五岁。
镇反运动的场面
至此以后，刘月亭的子女和孙子女们的档案中，都大同小异的写着：“刘月亭，医生，基督教徒，做过反革命活动，勾结洋人，验壮丁贪污，勾结伪县长，造谣破坏，于一九五一年镇压。”（志愿军副排长刘孑群档案材料原文）。成为他们背负的“贱民”、“另类”的黑色印记。
一九八二年，在“文化大革命”后全国大规模平反寃假错案的热潮中，刘月亭的两个儿子刘晶义和刘孑群向荣县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荣县人民法院同年七月四日复函如下：
（注：原文中法院笔误，《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三条”，应为“第十条”。）
然而，在49年以后的“镇反”、“审干”、“反右”、“四清”及“清理阶级队伍”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长子刘晶义所在单位都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政审”。去到荣县法院，公安局等对刘月亭的问题作了细致的调查，调阅了原始档案，每次结论时都被告知：刘月亭是以“验壮丁贪污和验壮丁负有血债”的罪状被镇压的。无一例外地都认为处理过“左”，非常冤枉！均支持他申诉平反。连想“整”他的人都是如此。
这里，几方面情况一对照，事情就清楚明白了。
一，刘月亭档案中有确切“罪证材料”的，唯有验壮丁问题。
而“验壮丁贪污”未免太过牵强。“贪污”的犯罪主体应当是公职人员，同医生毫不相干。何况验壮丁的费用极微，即便有应验壮丁者缺检，多算了十个八个名额，当年的县兵役局可能支付的费用，也不过三、二十斤米价（当年的币值不稳，常以米计价），何言贪污。更何况所有收入均进入医院账簿，个人“贪污”从何说起？“验壮丁贪污”，当世绝无仅有，实乃天下奇闻！
至于“血债”问题：当年刘月亭体检所征壮丁大多随川军抗日部队赴山西，上海，江苏，湖南等抗日战场，血战日军，极为悲壮，为国捐躯者十之八九。这个问题上，背负血债的是日本鬼子！刘月亭精选健儿打鬼子，不属义举，亦为例行公事。负有血债之说，牵强附会，言不符实，以此获罪，于法无据。（即使有人参与内战，为共军所诛，亦非他所能操控，刘月亭何罪之有？）此罪名可以震惊寰宇了！
其实，据刘月亭妻子许淑翰讲，当年开会时“控诉”刘月亭“验壮丁贪污和验壮丁负有血债”时，领头的就是一个乡干部，其子在抗战时被征入伍，后不知所踪。该人在罗织“罪行”时，甚至竟然把十余年前征兵体检时人多拥堵，刘月亭拿出卫校教学用的教鞭维持秩序之事，说成是“打骂壮丁”！由此看来，此罪名极为蹊跷，大有挟嫌报复之嫌。这样，刘月亭档案中唯有“验壮丁贪污”的“罪行”资料丰富就不难解释了。
二，从后辈档案中罗列的罪名（“刘月亭，医生，基督教徒，做过反革命活动，勾结洋人，验壮丁贪污，勾结伪县长，造谣破坏，于一九五一年镇压。”）中可以看出：当年的划界标准中，基督教徒的信教行为，就是“反革命活动”。而“勾结洋人”，更属反革命性质的滔天大罪之列。刘月亭从到仁济医院学护理开始，就皈依了基督教，亦即和洋人开始“勾结”，华西大学期间，更是师从洋人，即使离开“仁济”，亦要上教堂礼拜，大半生都和洋人有密切关系，这当然属于“反革命”行为（当年这种“义和团”式的思维风靡一时），加上“验壮丁贪污”，更是“罪无可赦”了。
这里特别要说说“勾结伪县长”问题。刘月亭在荣县是数一数二的西医名医，其医术和人格魅力广受人们尊祟，当中包括国民政府历届县长。另一方面，人免不了生病，难免“勾结”医生。如同当今世风，也未能免俗，有权势者自然有诊疗的优先权。刘月亭不光“勾结伪县长”，国军驻军官长、当地士绅名流等各界权贵也同他多有“勾结”。当然，他不光“勾结”这类人，更多“勾结”的是普通病患，其医术医德更常为穷苦大众称道。时不时还有贫苦农民提一把菜或背一袋米，到医院感谢刘月亭及其医院减免医药费的救治（救命）之恩。此外，刘月亭在推广现代医学（西医在当年的中国实在是一种开拓，而外科手术更是开拓中的开拓），推广新法接生，开办护士学校，大力戒治烟毒等事情上，县长也和他有所“勾结”。刘月亭需要也得到了当年多届国民政府县长的奖掖、扶助和支持。一九三八年，县政府开办“医学讲习所”，培训中、西医人才以建立各乡镇卫生所。县长自任所长，刘月亭积极参与授课，主讲外伤消毒包紥救治等课程，这也算“勾结”。总之，不管县长是执政为民还是附庸风雅，旧政权的县长必定是坏人。“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当然也罪不容诛了。
而“造谣破坏”这个刘月亭真正的“罪行”（其实应该改做叫文革中那个著名的罪名：“恶毒攻击”，只可惜当年没有发明出来。）可能因其批评的都是确切的事实，难以示人，或许，当年可能也觉得算不上大罪，被羞羞答答的放在了最后。
以上罪名，应当充分反映了荣县当年“镇反”处置刘月亭时，罗织罪名的随意性和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真实法治氛围。
在这里，你可以生动地理解什么叫“莫须有”，什么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三，一九八二年，荣县法院的《通知》终于为当年镇压刘月亭找出了法律依据的诠释，也找到了刘的真正“罪行”。然而，《通知》实际上是回避（其实是否决）了当年处置刘月亭时所“认定”的其他所有主要“罪行”，但其所谓适用法律（条例）的解构和推演却明显错误，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通知》说：“刘月亭在解放初期，针对我党进行的各项运动和中心工作，大肆制造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影响甚坏，群众愤恨，我院一九五一年在镇反期中，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三条（法院笔误，应为第十条）三款之规定，判处他死刑是完全罪有应得的。”
而《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三款原文如下：
第十条：以反革命为目的，有下列挑拨，煽惑行为之一者，处三年以上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一）、（二）款略。
（三）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
家人认为：
1.刘月亭的言论不是“谣言”，他不过针对当时荣县在执行“我党进行的各项运动和中心工作”中，他认为不恰当和不正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被认为是谣言的所有言论，其所持的基本立场亦是来自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共同纲领》，及其有关“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构想和宣传的内容。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以前不是屡次宣称过的“人民要监督政府”，要“保障人权”，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等等吗？这里他不过行使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他并没有“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更没有宣扬要颠覆政权，并未超过言论自由的正确界限。
2.刘月亭被捕时，是医生，是军属，并无反革命身份。当他一个多月前送别参军的儿子时，是多么热爱祖国，多么大义凛然，多么“革命”！一个多月后，刘月亭即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四个多月后被枪决，“军属”瞬间变成“反革命”，转换何其迅捷！
所谓“谣言”，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1327页）。但谣言也存在积极和消极之分，谣言的影响并不绝对是负面的，正面的谣言可谓多矣（如长期以来个别人宣传的“以财富的多寡划分敌我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即是正面的革命的谣言，此谣言在数十年后却被《物权法》所否定。）更关键的是“制造和散布谣言”并不必然带有“反革命”性质，要点在于《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三款所规定的“以反革命为目的”，“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才能以“反革命”定罪。
《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起刑仅为三年，刘月亭“制造和散布谣言”的“罪行”的恶性有多严重，竟至判死！事实在哪里？谁能说得出来？
刘月亭出生贫寒，从到教会医院做护理开始，靠个人努力奋斗到医学博士，毕生以医为业，未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可谓一代名医。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月亭“以反革命为目的”、“制造和散布谣言”，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同时“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因而荣县人民法院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通知》所认定事实性质有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明显不当，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则。
四，这是一个“以言获罪”的经典案例。
刘月亭生性耿介孤傲，从不说谎，更遑论造谣！
实质上，刘月亭被捕是因为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敢把自己的真实感受说出来，而提出批评在当时的气氛下，需要极大的勇气！他“罪”在压抑不住自已内心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和批判精神，“罪”在压抑不住自己的良知，闭不住自己的嘴！也许，他的批评并不全面，甚至有所偏颇，更没有看懂“我党进行的各项运动和中心工作”的真正的“大方向”，但他出于正直，出于尊严，出于公理，仗义执言。难道当时的各项运动和中心工作在执行中就没有缺点和问题吗？
当年，毛泽东和共产党“解放”前关于民主、自由的宣传和承诺言犹在耳！即便至今仍无人宣布否决作废。从刘月亭一生经历来看，无疑是向往进步，热爱祖国和人民的。他的言论和所谓“造谣破坏”丝毫沾不上边。这是对正当批评的赤裸裸地压制和打击！
有知情人说，刘月亭在当年政权处置对立势力“杀无赦，斩立决”的氛围中，居然被关押了四个多月，当权者亦知他并无大过，本来只要服点软，即可无事，但他拒不认“罪”。而且在当年杀气腾腾的政治气氛中，荣县小小一个县城竟有一百多人签名具保，要救他出狱；加上省里十多位著名医生也向当局请求赦免，因而激怒了荣县当时主要领导，以致要杀一儆百。果真如此，这更说明，当时当权者压制不同声音的霸道和强横。
也有传言说，刘月亭在被镇压前夕，荣县当年的军管会首长出于爱才惜才的恻隐之心，再次向他提出要他接任县医院院长，可惜被他再次拒绝。否则这将是一出“张将军义释严颜”的好戏。然而他却“不识时务”，以命相搏。可叹可惜！
刘月亭被镇压后不久，时在泸州任川南行署委员、兼省人大代表的赖君奇来到成都，刘月亭的长子刘晶义想找他了解一下情况。赖君奇一见到刘晶义就说：“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没想到啊……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再想没有好处，要正确对待。真没想到，这样努力（指荣县民众及成都医生的上书）也没救下来……”说着不禁潸然泪下。话语中可以听出，当时他也密切关注着刘月亭的命运，并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一再地说：“我对不起你爸，但事情已经过去，就让它过去吧……”
然而，事情真就能这样过去吗？
谁会想到刘月亭的影响会延续数十年，谁会想到我国有这样的政策，所谓“政治问题”要诛连三代，让子孙们都成为“反革命家属”，成为等而下之的“贱民”，无辜的后代也要承受重重压迫欺凌，甚至被逼得家破人亡！
文革后期，七十年代一个节日，长子刘晶义独自在单位值班。中午孩子给他送饭时抱怨说：“这些年，找不到几个人正儿八经上班，你从49年后参加工作，二十来年还是个平头百姓，图个什么？”没想到一句话触到了痛处，他竟泪流满面：‘我们是“反属”啊！能不好好工作吗……’
是呀，生为“反属”，天生就只能“改造”，这就是现实。你唯有努力工作，为父辈或祖辈赎“罪”！你没有权利懈怠，也不敢懈怠；你又不能太突出，这会被认为“伪装积极”而受到打击；每每遇到政治运动，你就要“联系家庭出身”，写“检查”，谈“认识”，而那些年“运动”何其多啊……
长子刘晶义，一九五零年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在行政机关任职，工作上是历届领导倚重的骨干，兢兢业业，克已奉公。一个“科员”级别的普通干部竟由地州级领导出面，罕见地被要求延迟退休，工作到近七十岁。而终其一生，竟无技术职称，无行政职务，连个科长、股长都混不上。六十年代，某领导在由于自己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时，为推卸责任，竟然诬陷说是他“搞破坏”，把他作为替罪羊送进监牢，关押了好几个月（后平反）。好在其学生时代参加地下组织的事一九八零年终于搞清，补了个“离休”。
女儿刘传义，华西协合大学一九五零年护理专业本科毕业（当时全国只有华西设置有护理本科，“”解放后即停办），曾仼中华护士学会理事，中华护士学会四川分会常务理事。四川医学院（原华西）附属医院内科科护士长，兼四川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校长。只为家庭原因不能入党提拔，曾被当年院校领导赞为“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可谓当年中国护理界一代精英。但是因为身为“反属”却又太冒尖，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尸骨无存，年仅三十九岁。
幺儿刘孑群，随解放军第十五军赴朝作战，参加了上甘岭战役。参战几个月即提升为副排长。父亲被镇压时，他正在朝鲜前线，后抽调回国培训准备提拔，因为被发现父亲出事而在一九五五年被处理复员。一九五八年，又因为父亲问题考不上大学，当管道工人几十年直到退休（一直是业务骨干）。参加过上海宝钢，武钢薄板等重大国外引进工程的建设，承担过许多重要项目。他曾自嘲说：“我只差没有把两只手放在地上爬了！这样努力连个班组长都没有当过啊！”
孙辈也没有逃掉厄运，你学习成绩好，就说你走白专道路，学业非常优异也考不上大学，凡和政治沾边的活动都要排斥你。走上社会，连找工作都很困难。“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七、八年都不能上调回城。一切的一切，只因爷爷是“反革命”……
从六十年代开始，家人就对刘月亭的案件进行申诉，均未得到回复。一九七八年开始，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但是“镇反”时的错案却被排斥在外。除了极少数中央主要领导介入的特例，无人敢触动这个“禁区”，以致荣县人民法院一九八二年给了如此严厉的回复。
然而冤屈总是压抑不住的，于一九九六年开始，刘月亭的子孙接连向荣县检察院，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检察院等用挂号信函寄送了申诉材料，均未得到答复。意外的，荣县人民法院立案庭电话告知：“交到荣县检察院的申诉材料转到了法院。上面有通知，文革以前的案子，一律不立案。”既不告诉“上面”是谁，也不告诉是什么文件，文号是多少，更不同意出具书面答复。让人无可奈何，虽然对合法的申诉“不立案”是不合法的。（客观地说，荣县人民法院在一九八二年和一九九六年的两次回复还是符合当时“上面”相关政策规定的，也尽到了基层法院在当时上级规定范围内所允许的相关责任。远甚于省、市级政法机关的置之不理，杳无音信。）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法律还会设置禁区，在某些案件中公民竟失去申诉的途径。这何来公平正义？
寃哪！
刘月亭一生以为人类谋福祉为已任，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真正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真正是人民的儿子！
刘月亭一世磊落，有功无罪，皇天可鉴！
刘月亭说：私有财产应该保护，杀人劫掠是罪恶。
在不允许说话的时候，他说了出来，因为这是天理，这是良知，这出于最基本的人性。
同样，保护私有财产不被掠夺，人们应该有批评的权利，虽早已成民众的共识。但在法律上，强权暴力治下的错案并未触动，没有平反，一律尚不受理。
幸运的是，终于，“十八大”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期限：四百年！
那时，相信法治将无禁区，权利将敢于正视历史，在每一个案件中，人们都将看到公平正义！
子孙们可能都等不到这一天。那么，是否可以在未来世界里挂个号--
四百年后，请让刘月亭排第一！
（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