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6月21日讯】“三年困难”怎么饿死了三千多万人？
1959-1961年所谓的“三年困难”全国饿死的人数，原来各方面的统计，最少者是三千万人，最多者是四千多万人。最近我从网上查到了为各方面公认的数字是：三千七百五十万人。为什么会饿死这么多人？我作为亲身经历者的“过来人”，简单归纳为下面几条：
一，合作化和公社化运动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大减产：
1954年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大体上是以一个自然屯为核算单位建立了“初级社”，1956年以一个大行政村为核算单位，建立了“高级社”，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一句“还是人民公社好，一大二公”。数日之内，全国实行了公社化，大体上相当于一个乡或区（十多个至二三十个行政村）为核算单位。核算单位越来越大，穷队“共”了富队的“产”（农民叫“归大堆”），没有了劳动积极性：（不下地干活，或者干活时“磨洋工”）。庄稼和杂草一起长。我本人在辽宁省委工作时，就曾经下乡“支农”，为人民公社锄过草。
二，大炼钢铁耽误了秋收。
1958年8月到年底只剩下三个月了，毛泽东号召：钢铁产量在这三个月要翻一番（从年产535万吨，提高为1070万吨）。对完不成任务者还规定了六条纪律，干部要受到处分。于是全国9000万人大炼钢铁，（平均每户出一个强劳力）。1958年本来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成，眼看到仓的粮食，没有劳力收割，烂在地里。这一年因为炼钢没有焦炭，是毁坏森林最严重的一年，又因为没有原料，连农家的铁锅、门了吊、墙上的钉子都拔下来炼钢了。
三，深翻土地，又把丰收的粮食埋在土里。
大炼钢铁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号召“深翻土地”，翻得越深越“革命”，最深的翻到五尺，结果是把丰收的粮食翻在地下，同时把“生土”翻到地面（那年冬天农民饿得没有办法，挖埋到地下的粮食，棵粒发牙或霉烂，红薯经过冬天一冻恶苦）。
四，大办公共食堂浪费很多粮食。
毛泽东号召大办食堂。全国响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最先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的是河南省范县。吃饭不要钱，一时风靡全国。“食堂化”浪费了大量粮食，加上干部特殊化，还没有到年底粮食就吃光了。
五，吹牛皮，虚报产量。
在大跃进中全国时兴“比武打擂”，大家争着吹牛，从亩产几百斤，吹到几千斤，在“比武打擂”中，最高吹到亩产稻谷四五万斤，如果把这些粮食平铺在地里，平均达半尺多厚，一亩地瓜产二百多万斤。为了提高“亩单产”把即将成熟的十几亩地的禾苗，挤植在一起，成熟后算一亩地的产量，坐上两个孩子禾苗不倒（当时有照片登在人民日报上）。结果因为不通风，禾苗全烂掉了。
按照各地上报粮食的产量，当时全国算过账：讨论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曾经说过，支援第三世界或者多造酒；
六，浮夸风带来高征购。
当时我国农村（作为农业税）分为“公粮”和“购粮”。“公粮”是农民应缴纳的农业税。“购粮”是扣除农民的口粮由国家购买的部分。由于虚报了产量，农民缴纳的公粮购粮都过了头，刚刚过了秋收，农民就开始饿饭了。毛泽东怀疑农民是“瞒产私分”，干部们带着民兵用各种办法搜查农民“暗藏”的粮食，甚至用钢钎寻找地洞粮食。
七，从谎报产量到隐瞒饿死人数字。
1958年大跃进是谎报产量，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彭德怀“反党集团”以下，全国又打了几百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顶帽子和反革命分子只有一步之遥）。1960年农村已经吃树皮、树叶、观音土，1961年开始大规模饿死人。但从公社、地、县、省的各级干部，害怕“右倾”，谁也不敢报告饿死人现象。真是饿殍载道，死人都没有人收尸了。即使中央派人调查，多数干部害怕犯“右倾”错误，还是不敢说真话。饿死人最多的仍然是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河南省，只豫南信阳地区就饿死了一百多万。我是河南滑县人，我家那个200多口人的小村子就饿死了十五口——还算是少的。
到了1961年，这条路实在走不下去了，于是刘少奇们提出提出了“八字方针”。从公社化又退到初级社，这才得以躲过更大的灾难。
1962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刘少奇的报告鉴于彭德怀的“反党”先例，没有敢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是他说：要把大跃进以来的经验刻成石碑，立在县委、地委、省委以至中南海门前，让我们的子孙永远记着这惨痛的教训。听了这些话，毛泽东该怎么想呢？这正是为“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刘少奇埋下了伏线。
附言一：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河南省总是夺得全国第一：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七里营建立了人民公社，受到了表扬，毛泽东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夺得了全国第一；
同年本省的范县在大跃进中最先宣布“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建立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夺得了全国第一；
同年大炼钢铁，鲁山县宣布日产铁一千吨，在全国放了“千吨县”卫星，夺得了全国第一；
过了50多年，最近开展的“平祖坟运动”，恐怕又是全国第一。
附言二：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毛泽东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结果是信阳的一些干部被打成了“国民党”、“阶级敌人”。有13万干部受到审查，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50人。这些干部盲目响应毛泽东号召大跃进，比赛地互相吹牛皮，昧心地隐瞒饿死人事件，虽然也不对，被打成“阶级敌人”，岂不冤哉！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原来是河南省长，在“大跃进”开始后，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当了省委第一书记，对于河南全省死亡200万人事件，吴芝圃检讨说，自己有责任，该“处以极刑”，却得以从轻发落：1962年4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潘复生呢？1966年到黑龙江省委主持工作后，他记取了在河南工作时的教训，千万不能再犯“右倾”错误，一定要紧跟毛主席。黑龙江省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潘复生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人民日报还写了祝贺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又受到了批判斗争……
这是非该怎么说呢？
附言三：
所谓“三年困难”，实际上是“三十年困难”，在改革开放之前，任何生活用品，都凭票证供应。各种票证达四十多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