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6月24日讯】为何安全事故调查秘而不宣，HSE（健康、安全和环境）年报避重就轻？为何安全生产绩效数据披露缺乏，外部审核等制度难建立？为何政府安全监管始终缺位，只能依靠“行业自律”？
相同的事故，不同的处置
中石油大连石化两年第三爆后，张兆康抑制不住在两个场景间来回穿越。
张兆康是中海能源发展公司和采油环保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在英国阿伯丁工作期间，他曾带着中国访客去参观过壳牌的阿尔法事故纪念碑。发生于1988年的阿尔法钻井平台爆炸起火事故，是世界海洋石油工业史上最大的一次悲惨事故。
肃穆的碑体上，167位死难者的名字用金色镌刻，碑文写道：“阿伯丁是个石油城，人们不会忘记为了繁荣这一城市而献出生命的工人。”
看到纪念碑的中国石油行业代表，很少有不拿出相机拍照留念的。
张兆康的记忆中，在英国，一旦发生事故，当地报纸几乎每天都用头版头条刊载法庭进展——由人为因素造成的事故，责任人会被以刑事犯罪起诉，而非“行政记过”。
当场景穿越到中国大连，类似的事故，却是截然相反的处置方式。
2013年6月2日大连石化爆炸发生后，事故企业的通报“一切从简”。事故原因、责任认定等关键环节丝毫不被提及，而对舆论质疑其“两年三爆”的离谱事故率，中石油和大连石化均不置一词。
不过，迥异的中外事故处理方式，却并非全然没有共同点。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中外石油石化企业，都遵循着同样一套名为HSE（健康、安全和环境）或QHSE（质量、健康、安全和环境）的管理体系。
最早的模仿者
国际油气和石化行业引入HSE管理体系，源自一场悲剧。
1988年，壳牌在英国北海的阿尔法钻井平台，因人为因素发生爆炸事故，造成167名钻井工人死亡。这次事故直接促使英国出台了《工业生产安全法案》。为便于操作，不安全行为还被量化为一整套“工业编码”。而壳牌作为事主，也在石油企业中率先建立HSE管理系统。
事实上，中国石油企业“移植”HSE是被动的，其根本动机在于应付安全环保领域的国际市场壁垒。“国际石油行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要进入国际石油市场，必须有HSE管理体系，否则无竞争、合作资格。”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安全生产办公室主任徐后生介绍说。
在引入HSE之前，中国的石油企业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管理办法，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还没有法定成文的管理体系和标准。
真正让HSE管理体系在石油化工领域大规模推广，发生在1996年。这年1月，负责石油天然气工业材料、设备和海上结构标准化的技术委员会——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TC67分委会在一些成员国的推动下，发布了《石油天然气工业健康、安全与环境（HSE）管理体系》。
在尚未经ISO正式批准之前，这项标准草案已经获得业界共识，成为石油和石化公司进入国际市场的入场券。
中国油企的反应速度几乎与国际同步。1996年9月，当时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就专门组织人员，翻译了HSE标准草案草案，待结合了本土经验后，第二年，中石油即颁布《石油天然气工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SY/T6276-1997）的行业标准。
中石油集团公司安全环保与节能部应急处处长刘景凯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中石油是第一家引入HSE管理体系的中资石油公司。随后，中石化、中海油先后建立了自己的HSE体系。
事故调查秘而不宣
从国内石油、石化行业的承诺来看，并不比国外同行逊色，但比较HSE体系中最关键的数据——事故率，则会发现被忽视的细节。
国内很早就提出了“零伤害、零污染、零事故”目标的中石油，根据其HSE年报，其事故死亡率在2010年最高，达到每百万工时死1个人，而总事故率在2011年更是高达每百万工时0.0326起。这一数据比国际同行和中石化的表现都差了一大截。
“企业高管对HSE的承诺应当是可视的表现，公开的事故报告是重中之重。”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教师傅晶晶在她的一篇论文中写道。
2010年BP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后，美国海岸警卫队和海洋能源管理局历时17个月，发布了一份长达五百多页的事故最终调查报告，认定BP负主要责任。
而在中国，事故调查报告始终难觅踪迹。
2010年“7·16”大连输油管爆炸事故后，中石油在HSE年报中却说要“吸取墨西哥湾漏油的教训”；2011年大连石化连发两起火灾后，中石油在HSE年报中却提到要吸取中海油和美国康菲石油合作油田——蓬莱19-3溢油事故的教训。即便2005年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引发了松花江水污染后，中石油在其HSE报告中也仅一笔带过，这被业内评价为“装聋作哑，避重就轻”。
“我国油企在领导及其承诺环节仍停留在文字阶段，该要素并未真正移植。”傅晶晶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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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即Health，Safety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ystem）是国际油气和石化行业通用且较为先进的管理体系（简称HSE管理体系或HSEMS）。其中H代表职工健康（Health），S代表生产安全（Safety），E代表环境保护（Environment）。HSE管理的目的在于通过制度安排在日常工作中控制风险，最大程度降低可能发生的人员伤害、财产损失和环境污染。HSE制度的核心要素包括：领导和承诺、方针和战略目标、有效组织、评价和风险管理、规划、实施和监测、审核和评审。HSE制度在西方工业企业中的成功经验，与其完善的信息披露、审计、公众参与等相关制度支撑不无关系。
数据公信力不足
阿尔法平台事故发生后，壳牌把未遂事件发生的机理和致因等同于有损失的事故来看待，以此来预防事故发生。但中国石油石化企业，在轻微事故和日常风险上报中，却走在相反的方向上。
“（事故）数据不能完全信，基层部门的安全表现和奖金挂钩，如果能瞒住不报也就不报了。”一位先后在国内外石油公司工作十几年的HSE资深人士说。
中石油在下属数个油田中，很早就引入了杜邦的HSE管理系统。2007年，中石油还和杜邦在北京签了一份HSE咨询服务协议。但在学杜邦的过程中，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第四工程分公司的几位员工发现了差异。
杜邦用的是违章自行上报制度，而包括中石油在内的大部分国内石油企业，违章行为一旦自行上报，面临的是严格的处罚而非奖励。“这样势必会让事故责任人在心理上对自行上报有所退却，我们应当轻微安全事故上报‘只奖不罚’。”上述中石油员工在专业杂志上提议。
值得注意的是，中石油在其每年发布的HSE年报开篇部分，都会写明一个“豁免条款”，即其HSE数据不包含承包商和供应商的健康安全环境表现。
事实上，由ISO颁布实施的HSE标准中，明确规定了石油公司的相关表现，应该包括在该公司管理地域范围内为其作业的承包商。而统计表明，承包商比石油公司更容易发生事故。
根据傅晶晶对BP、壳牌和中石油三家石油公司2004年到2008年的安全生产绩效数据比对发现，BP和壳牌历年均披露了员工及承包商的死亡和工伤数据。而中石油的数据中不仅不包含承包商，甚至连自己员工的工伤数据也缺乏。中石化也没有相关数据披露。
此外，BP、壳牌都采用外部审计的做法以提高数据的公信力，而中石油在其HSE年报中表明“健康安全环境数据来自公司自身统计，没有经过外部审核”。
政府监管缺位
大连石化再次发生爆炸后，一位HSE资深人士想起了2006年山西左云煤矿透水事故发生后，在国家安监局组织的安全文化大会上，被邀请来参会的安全专家中，无一人提出行政监管部门的责任。
而上述HSE人士参加过英国的安全评审会议，最令其印象深刻的是，无论来自石油公司还是智库，参会前必须宣誓自己仅从专业角度发言，不代表任何利益方。
左云事故后，针对安监部门提出的国家安全立法不完善、自身经费、人员不足等困难，上述HSE人士在现场直接予以反驳：“法律不完善，可以向人大游说立法，缺经费可以按任务申请预算，缺人可以从退休安全员中选拔培训，这些都不是问题。”
在研究了现行石油监管的行政设置后，傅晶晶得出一个结论，HSE制度在我国石油行业的执行过程中采取的是“行业自律模式”，政府监管过于“宽容”，“先劝吁后检控”的策略以及执法不到位的沉疴，同样证明了政府作用在HSE领域的缺位。
更匪夷所思的是，国家安监总局监管一司（又称海洋石油作业安全办公室）分为三个分部，分别设置在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个分部的负责人其人事关系属于安监局，工资却由所在油公司发放。
若不能解决制度移植的“排异反应”，公众仍会看到一个无比尴尬的场景：安监部门轰轰烈烈大检查，推行“安全生产月”，企业拉横幅、写口号，事故却一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