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6月29日讯】
“六四”过去多年了，我作为“六四”事件的见证人之一，当时的情景现在想起来仍然是历历在目，惊心动魄。在这，我愿把我当时看到的和听到的比较独特的情况告诉世人。作为这一历史事件史料的补充，使人们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木樨地是“六四”血案一个热点
一般人认为，“六四”时惊心动魄的事件主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这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在京的外国记者主要集中在北京饭店，因此他们对天安门广场及周围发生的情况了解的比较多，报道的也多。实际上天安门广场西边约三四公里处的木樨地是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事情的热点地区，如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第一梯队的军队是在木樨地首先向人民群众开枪的，木樨地是群众伤亡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中央军委派要员乘直升机亲临部队上空命令部队向人民群众开枪是发生在木樨地；第二梯队中的一支部队是在木樨地发生哗变，对抗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木樨地被烧毁的军车最多，军队损失最大；军队向木樨地的部长楼开枪造成人员伤亡而导致老干部们的强烈反响；军队从六月四日到六日派装甲车在木樨地不断向路边群众及建筑开枪造成群众伤亡，以至在铁道部值班的铁路总调度在办公室被枪击身亡而震动中央；军队在木樨地导演了一场愚弄群众的丑剧并编出第一部群众拥护军队“平暴”的电视新闻等等。我当时住在木樨地，亲眼目睹了上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暴风雨即将来临
部队在六月三日凌晨采取轻装突袭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失败后，整个北京笼罩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三日中午部队在六部口一带第一次对群众施放了催泪瓦斯。三日下午我下班回到家，电视已开始反复播送北京戒严指挥部的通告，禁止群众晚上上街，要求大家呆在家。我们都感到军队要采取强硬手段解决天安门广场的问题，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吃完晚饭，我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来到木樨地的复外大街上，想看看大街上有没有人，人们是否都呆在家。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约八条车道宽的大街上挤满了人，到处在议论头天晚上和当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把戒严指挥部的命令放在眼里。许多人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的命运非常掂念，担心会像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那样，遭到武力镇压。有些人开始把间隔汽车道和自行车道的水泥墩横到路中间，有些人把停在路边的以及停在附近汽车总站的三二○路汽车和一一四无轨电车也推过来横在路上，以图阻挡军车。为了能看得更清楚，我登上路边一栋高层住宅，站在十层的窗户前往下看，整个情景尽收眼底。宽约二三十米的公路上，视线所及全是人，看来这些人准备像“五二○”实施戒严那天一样，用身躯把军队挡在城外。更令人吃惊的是路边堆满了成百上千的自行车，表明许多人是骑车从其它地区赶来看热闹的，因为他们知道复兴门外的复兴路一带是军事机关的集中地，驻满了来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而复外大街又是由城市西郊通向天安门广场的必经要道。看着这成千上万的人（我估计这时约有百万人呆在北京的主要街道上），我想他们一定和我一样，从小从教科书上学到的是只有日本军队会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人民解放军绝不会向人民开枪，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天真的想法将使他们付出血的代价，一个震惊世界的惨案将在他们当中发生。
军队开始强行推进
晚六点左右，数架军用直升机沿着长安街从东向西飞来，在木樨地低空盘旋了几圈后向西飞去。我分析上面坐着军队的高级将领，他们在观察形势，分析动向，向中央汇报。直升机的到来使气氛顿然紧张起来，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意识到部队要行动了。这时，上百辆摩托车从天安门方向开过来，几乎每辆车后面都坐着一个年青的女孩子，手持一面彩旗，他们高呼着口号，呼啸而过。这是一支被称为“飞虎队”的摩托车队，在当时起到联络和鼓舞士气的作用。据说是由一批个体户和干部子弟组成的，因为在当时只有这些人具有购车能力。“六四”后他们成为公安部门的重点打击对象。摩托车的到来使群众立刻兴奋起来，人们闪开路让他们通过，许多人向他们挥手致意。大约在八点钟，有人开着摩托车从西过来，大声喊道部队已过了公主坟，那儿的群众正在奋力阻挡，快去支援！”许多人骑上自行车向西赶去，有数百人将五六辆无轨电车推到木樨地桥上，把桥上的快车道完全堵住，这时木樨地已处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九点多钟，我站在高楼上，已能听到西边远处人群的呐喊声像海潮似地一波接一波地传来。天已非常暗，虽然路灯亮着，但仍看不清远处的情况，只能凭声音感到部队已挺进到离木樨地不远的地方。这时已不断有受伤的群众被人送往木樨地的复兴医院。我一看有人受伤，立刻跑下楼去，迎面碰上一个头部受伤的小伙子，一面用手捂着淌血的头跑向复兴医院，一边大声地骂着：“真他妈地动手了，法西斯！”我非常想知道军队和群众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我不顾一切向西走去，穿过木樨地桥上的人行道，来到了桥西。
血肉长城与军队对峙
眼前的情景使我震惊，成千上万的人簇拥在几十米宽的马路上，形成了厚达二三百米的人墙，与距桥还有三百米左右的部队对峙着，你根本无法挤过去。这人群一会儿向前涌一下，一会儿向后退一下，迸发出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我向左拐，插到马路南侧中联部的北墙边，沿墙向西穿过人群来到北京铁路局门口，站到了已经挺进到北京铁路局门口部队的右侧，目睹着部队向前推进。站在部队最前列的是防暴队，大约有近百人，他们一手持齐胸高的盾牌，一手持大棒，缓缓向前推进，后面紧跟着的是坦克，再往后是满载士兵的卡车、装甲车。在场的群众分成两部分，围观者站在马路两边，虽然他们之中也有人喊口号，但尽量避免与军队冲突；阻挡军队的则站在路当中，与军队对峙着，站在最前列的是学生，其中不少是女学生，他们手挽手组成人墙，与军队约有三十米的距离。看得出来，那天部队一出动就采取了由防暴部队强行开路的方式，与企图阻挡军队的人们直接发生冲撞，这样人们再想采取五月二十日戒严时那种靠近军车以至横卧在车前用身躯阻挡军队的意图根本无法实现。但即使这样，学生们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知道军队只是执行命令，与军队发生冲突只会激化矛盾，并给当权者提供镇压的把柄。他们仍然存在着幻想，想以和平宣传的方式去感化军队，影响军队，最终阻挡住军队。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部队根本不为任何宣传、呐喊甚至哭泣所动，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着。后来我听一个在总政工作的朋友讲，军委下了死令，第一梯队的部队必须在凌晨四点天亮以前占领广场并将广场清理完毕，因为北京饭店聚集了大批外国记者，一旦天亮，天安门广场的一切情景都会被拍摄下来。
这时我看到在被防暴部队冲撞所激怒的群众中，有人从学生背后扔石头向部队还击，但在钢盔和盾牌的保护下，防暴部队根本受不到任何伤害。但当防暴部队拣起石头回击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人墙后面黑压压的全是人，后面的人根本看不见前面发生的情况，因此石头扔过来时，十有八九落在后面的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不时有人头部被砸伤的原因。学生们想制止这种暴力行动，他们向后面的群众大声地喊着什么，但无济于事，混乱的局面使他们显得那么单薄无力，他们无法阻挡住军队的前进，也无法制止某些人扔石头，他们夹在暴力之中，像怒海波涛中的孤舟。我十分佩服学生们的勇敢精神和冷静的头脑，同时为他们所处的无奈困境而难过，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又回到了高层住宅楼上。
人群与坦克较力
大约在晚十点左右，部队推进到木樨地桥西头，但被横在桥中的车辆挡住。部分学生和群众已通过桥上的人行道撤到桥东头，和木樨地的群众汇合起来。双方被二三层车辆隔开，形成了一种僵峙局面。这时防暴部队失去了作用，他们不敢在没有坦克、军车跟进的情况下通过桥上的人行道继续前进。过了一会儿，防暴部队退到坦克后面，一辆坦克开足了马力向桥中的车辆撞去，企图撞开车辆。数千人在几个站在高处的年青人的指挥下，在坦克即将撞到车辆的刹那，喊着“一、二、三”的号子也同时潮水般地向车辆。由车辆组成的车墙在双方巨大力量的合击下，发出轰然的巨响，但仍然仡立在桥中，坦克的撞击被抵消了，人们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接着是双方一次又一次的重较量，每一次都是以坦克的巨大马达声开始，以双方同时涌向车墙的壮观景象而达到高潮，最后在坦克的后退和人们胜利的欢呼声中结束。这不仅是人民群众用身躯同现代重型武器的力量较量，也是人们对当局采取军事手段对付学生而产生不满的一种发泄。我被这壮观的景象所激动，深刻体会到什么是人民的力量。部队在多次撞击失败后，开始向群众发射催泪瓦斯弹。炸弹越过车墙落在人群中爆炸，随着催泪烟雾的漫，人们全都躲开了，这时坦克乘机开足马力向车墙撞去，一声巨响，两辆无轨电车被撞得倾斜，车墙中间出现了一个约两米宽的口子。当坦克车往后退并准备再一次向前撞击时，上千学生和群众冲了过去，硬是把倾斜的车辆又推了回去，封住了缺口，并用身躯顶住车辆，挡住了坦克的再一次击。于是双方的较量进入更紧张、更激烈的阶段，上千人随着催泪弹的爆炸而散开，又随着烟雾的消失而汇聚，与坦克进行着搏斗，这惊心动魄的场面是在任何电影中见不到的，也是世界政治斗争史上所罕见的。
军队悍然开枪
突然坦克发动机的马达声停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寂静还没使人反应过来，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这时只见桥头的群众四散奔逃，仅仅十几秒钟，桥头及附近的马路上已经看不见人了，人们全都躲进了公路两边的树丛中和建筑物后。近百名头带钢盔手持锋枪的军人从桥上人行道上走了过来，在桥头散开形成一个半圆形，并不时地向前方盲目地射击着。接着上来两辆坦克，一字排开，同时撞击车墙，大约撞了三五下，就将车辆完全撞开，为部队前进打开了通道。也就在这时，桥上的无轨电车不知什么原因着起火来，但因其已被坦克推到桥边上，对过桥的部队构不成威胁。这时大约是晚上十点四十分。
这支由三十八军为主组成的西路第一梯队开始过桥，杀气腾腾地向城区推进。走在前面的是手持锋枪的士兵，他们边走边向前方及两侧开枪，为部队前进扫除障碍。紧随其后的是由坦克、满载士兵的装甲车和卡车组成的浩浩的大军，车队两傍每隔几十米便有二三十名手持锋枪的步行士兵护行着，他们也不时地向两边开着枪。每辆装甲车、坦克上方都有士兵探出半截身子，手持锋枪或机关枪不停地左顾右盼，偶尔地向可疑目标射击。枪声就像除夕之夜的鞭炮声那样密集，响彻天空。这时没有任何人敢再在公路上阻挡军车，也许路边的群众已经有人中了枪弹，知道部队开了杀戒，他们只是躲在路边暗处高喊着“法西斯！法西斯！”但我们这些在观望的人还蒙在鼓，认为部队是在打橡皮子弹或一种没有弹头的演习弹（我在部队当兵时士兵们称之为空爆壳）来吓唬群众。这时有子弹打在路边的石阶上，蹦出了火花，两个年青人为此发生了争论，一个说：“是橡皮子弹！”另一个反驳道：“橡皮子弹打在地上怎么会有火花，是真子弹！”我当时还插话说：“我认为不会是真子弹，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他们没必要真开枪，他们只需要打打演习弹吓唬吓唬就行了。”正因为在楼上观望的人太多和我一样想法，不相信部队会开真枪，因此并没因为枪声大作而躲进屋，特别是部长楼朝北的几十个公用大阳台，密密麻麻地站着几百人，因都穿着浅色上衣，在背后室内灯光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注目。
部长楼遭殃
枪声越密集，楼下成千上万的群众反映越强烈，“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此伏彼起。那儿有口号，士兵就向那儿射击。有几个士兵甚至离开公路向复兴医院前的一群喊口号的年青人追了过去，边追边开枪，一直追到医院，场面十分恐怖。突然，在我们所在的楼上有人高呼口号，只见士兵们立刻抬起枪口，向楼上扫射过来，首先是无轨电车用的电缆被打断，闪出火花，接着子弹打在头上的水泥墙上，爆出火花并掉下水泥块，这时我们才大梦初醒，知道部队动了真枪，吓得全都蹲了下来。当我再一次抬起身子向外看时，一个更为恐怖的场面出现在我眼前，士兵们正向部长楼扫射，阳台上数百人惊恐万状地跑回屋内，各家的灯就像听到了空袭警报似的，一下子全关上了。整个木樨地陷入极度恐惧之中。据后来住在二十二号楼的朋友讲，住二十二、二十四号部长楼的数百老干部对部队向部长楼开枪十分不满，住在这的部分人大常委还对被枪击的情况作了调查统计，仅二十二号楼就有二十八户家的窗户被子弹打破。有些人把打进屋的子弹头作为证据交给了人大常委。
军人烧车，造“暴乱”假象
部队的任务是向天安门进军，有人喊口号并不影响部队的推进，更不存在威胁战士生命的问题，为什么要开枪？何况喊口号的人躲在暗处人群中，盲目向居民楼的方向开枪，将会有多少无辜受到伤害，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这一切似乎没有人考虑。北京的群众只是从电视看到在国外有的国家如以色列向投石头的巴勒斯坦人民开枪，就已经十分残酷了，但还没看到向喊口号的群众开枪的国家，更没想到发生在中国。当时我的感觉是士兵们似乎得到某种命令，凡是没按戒严指挥部要求呆在家的，打死的都算暴徒，即使有人在家被打死，最多也是个误伤致死，部队不承担任何责任。大约在十二点左右，部队已通过了一半，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在二十五号楼和部长楼即二十二号楼之间停下，跳下三个干部，躲在车的一侧，不知什么原因，向二十五号楼疯狂射击。据我所知坐这种车的人至少是营团级干部，难道他们也不懂得这种向居民楼开枪的严重后果吗！一些战士不但开枪，而且还烧车。一辆曾被当作路障的三二○路的公共汽车被坦克撞坏后停在二十号楼前路边上，当部队快要过完时，几个步行经过该车的战士顺手将车点燃，以图造成发生暴乱的证据。事后一位住在木樨地二十号楼并亲眼目睹战士烧车的军队干部在和我谈起此事时还非常气愤地说：“太不像话了，这不是在搞国会纵火案吗！”
大军过后，平民死伤枕藉
大约在凌晨一点多钟，浩浩的部队全部通过了木樨地，密集的枪声转移到东边市区。到这时为止我仍然不知道楼下群众中有多大伤亡，因为在马路上看不到一具尸体，而群众躲在路边绿化区的树丛，那儿没有灯光，从楼上什么也看不到。但当部队通过后人们又涌到公路上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约有上千人抬着尸体、扶着伤员从四面八方奔向复兴医院，这些伤亡者有的是用平板三轮车拉着，有的是几个人抬着，有的是用自行车驮着，有的是靠人扶着。这些在木樨地伤亡的群众没有一个是阻挡军队时被击中的，也没有一个是像邓小平讲的是在战士生命遭到危害时不得已被迫还击造成的，他们都是躲在路边的无辜受害者。看到这种情景，我跑下楼奔向复兴医院，想进去看看，但到了医院门口我却望而止步，到处是伤员，到处是血，到处是被愤怒、恐惧扭曲的面孔，到处是喊声、哭声和伤员痛苦的叫声。这情景让我浑身发抖，心充满悲愤。我实在看不下去，转身往回走，这时几个护送伤员的中年人从医院出来，对我讲，医院全是伤员和尸体，急诊室的血能没脚脖子，那情景太惨了，你没进去看也好。
白衣天使震怒
回到公路上，那儿又是另一番情景：许多人在拣子弹壳，其中有些是孩子。也许他们觉得很好奇，想带回去作个纪念。还有一些人把被坦克撞到路边的汽车、水泥墩子又推到马路中间，再度筑起路障。不过这时人少多了，也许许多人被这屠杀的情景所震住，再也不敢有所行动；也许有些人在目睹了这一切后身心都十分疲劳，回家休息了，但留下来的显然是一批不怕死的人。其中，又以一位复兴医院的女医务人员最为突出，她因被医院的惨象所激怒，身着医院的白工作服跑到马路上，指挥着数十人把那辆被军队烧坏的汽车又推到路中央。大概是轮胎烧坏的原因，车很难推动，她大声喊着：“一、二、三，一、二、三”，声音响彻夜空。
我感到十分疲劳，心也乱到极点，一夜之间人民军队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全打碎了，对共产党也失望到极点。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才知家里人一直为我提心吊胆，看到我回来，才放下心来。木樨地所发生的一切他们都知道了，大家想说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来。这一夜我始终无法入睡，除了开枪、死人的情景不断在脑海中浮现外，就是担心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命运。
北京人尝子弹滋味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拿着照相机想到复兴医院拍几张相片，经过二十二号楼和二十四号楼之间时，看到有人正在介绍昨夜部长楼有人被打死的情况。原来昨夜部队向部长楼开枪时，有两个人在楼上被打死，多人被打伤。死者一个是住在二十四号楼八层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关山复的女婿，他当时去厨房喝水，把灯打开，背对窗户倒水时被子弹击中头部身亡。关山复作为司法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之一，十分有经验，他在确定女婿身亡后，并没把尸体立即送往医院，而是保护好现场，并通知了有关部门，以明其女婿是在家中被杀。后来听说，他第一个是给当时和他住同一楼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家打电话，但家中无人接电话，原来李锡铭事先知道部队要开枪后，全家躲到了安全的地方。另一个死者是住在二十二号楼十三层的中联部八十多岁的老副部长李初梨的保姆，当时李老想看看部队怎样挺进北京城，让在他家照顾了他二十多年的六十五岁保姆陪他到阳台上去，李老坐着，保姆站在他身边，被子弹击中腹部流血过多身亡。有人还讲，在部长楼对面路北的一排居民楼死的人更多，其中一位妇女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司机的夫人，在家中刚洗完澡从卫生间出来，被从窗户外打进的子弹击中。
有一个人插话说，北京人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场面，日本人进北京时只是在芦沟桥打了一仗，城人没听见枪声；四九年北京，北京人也没见过开枪。这一下可好，共产党让北京的老百姓长了见识，你们到复兴医院看看，停尸间的尸体都摆满了，许多尸体不得不摆在外面的自行车棚。听到这种情况，我立即向医院走去。
医生护士一边抢救一边哭
医院门口贴着两个通告，一个显然是昨天晚上抢救伤员时贴上的，大意是凡是脑部受伤的一律不接受，因本院没有脑外科大夫，请将伤员送到附近的铁路医院或海军总医院。另一个则像是早上贴出来的，上有死亡者的姓名、性别，因医院无处停放尸体，天气又热，尸体无法保存，医院将在几天后将尸体送去火化，希望家属单位尽快来认领。在死者名单上，许多人只有性别，没有姓名，看出来这些人送来时已经死亡，而送他们来的人又不认识他们。我数了数，名单上一共有四十三个死者，其中女性约占四分之一。一个年青人看我有照相机，知道我想拍照，告诉我医院不让进，因为上级有令，任何人不得进入医院采访，但自行车棚因在医院外，医院管不了，那儿有许多尸体。我来到自行车棚前，门口有人守着，只让认尸体的人进，但可以从门外看到面的情景。地上摆着十几具尸体，全用白布单罩着，有几个寻找失踪亲人的人正在查看尸体。一个医生看见我在照相，走了过来，她不想阻止我，也不想了解我是干什么的。她看出我是同情死者的，想把憋了一夜的想法和我谈谈。她详细讲了头天晚上抢救的情景。她说，医院并不知道部队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和往常一样，各科只有一个医生值班，整个医院没有多少医生护士。当伤员像潮水般地被送进来时，医院完全束手无策。一夜之间有三百八十多个重伤员被送了进来，比当时的医生护士多十几倍，所有的手术台包括产房的接生台都用来抢救伤员，所有的手术包全用完，没有办法，只能简单地消消毒再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血浆，医院的血浆全部用完，给血库打电话要血浆，血库的回答是送血浆的车过不来，到处是部队，见到在路上跑的车就开枪。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是一边抢救一边哭，当他们看到许多年青人送来时还是活着，仅仅因为没有血浆而最后死在手术台上时，他们的心都碎了。她讲她从医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这么惨的情景，整个晚上，眼泪都哭干了。据她所知，送到复兴医院的伤员只是从木樨地桥以东到礼士路这大约一公围的伤员，木樨地桥以西的被送到铁路医院，礼士路以东复兴门立交桥一带的伤员被送到儿童医院，再往东的送到邮电医院，天安门一带的送往协和医院、北京医院、北大医院，全市有四十多所医院被送进伤亡者。
天安门广场伤亡真相
后来我又接触到其它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儿童医院的一位参与抢救的护士长告诉我说，那天晚上她正在值班，部队开枪时她还出来看了看，当时部队正从复兴门立交桥上通过，群众都躲到立交桥下的西二环路上。部队一边向东推进，一边从立交桥上向二环路上的群众开枪，医院很快就被送来的伤员塞满了，急诊室的血也是没了脚脖子。儿童医院的病床和手术台尺寸都比较小，但当时也只能在这个条件下进行抢救。开始他们还对送来的伤员逐一进行登记，以便以后向本人或所在单位收取费用，但到了十二点时，电台播出了中央告全国人民书，指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立即意识到这个定性将使所有的受伤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性，马上决定将名单撕掉，保护伤员。儿童医院主要抢救的是从礼士路到复兴门立交桥这一段的受伤者，仅仅三四百米的范围，送来的伤员达二三百人，死亡者达二十多人。北大医院的一位五十多岁的医生对我说，部队开枪后在天安门广场上抢救伤员的急救车和医务人员最多的是北大医院和协和医院的，一是从学生绝食时起他们就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了医疗站，一直没撤；二是这两个医院离天安门广场较近。开始抢救时，急救车连伤员带尸体一起运走，后来因为伤员太多，便决定凡是已经死亡的，一律不再搬上急救车。她讲天安门金水桥前、天安门广场上旗杆一带和历史博物馆前都有他们无法带走的尸体。讲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只能骗当时不在场的中国老百姓和外国人。后来部队陆续到达，将天安门广场封锁起来，将急救车拦住，不许将伤员送出。当时气氛十分紧张，医生们向部队反覆宣传、交涉，作为红十字组织的人员，他们有责任抢救任何伤员。而战士却说这些受伤者都是暴徒，不能带走，有的甚至企图向插着红十字旗的急救车开枪。眼看就要发生血案，一位随军女医生跑来，厉声制止住战士，她高喊着：“不能向红十字人员开枪！就是在战场上红十字人员抢救敌人伤员，也不开枪。你们可以检查车，只要里面是伤员，就应当放他们过去。”这才解救了他们。这位老医生讲，她从医这么多年，从来没想到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会遇到这种待遇。有些军人素质太差，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四点前退缩到烈士碑周围的学生全都撤走了，而却有二三十个医务人员及急救车的一些伤员被扣在天安门广场，也许他们看到的太多，知道了一些上面不想让人民知道的情况。他们一度被集中在历史博物馆前，直到七点才被允许离开。她还告诉我，据她后来从有关人士那儿了解到，在所有参加抢救的医院中，协和医院的尸体最多，达一百多具，主要都是从天安门广场到王府井这不到一公里范围被打死的。我又从其它方面得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地区盲目开枪，除了造成围观的群众大量伤亡外，还使一些夹在人群中执行任务的医务人员、安全部门和部队的便衣人员被误伤至死，引起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应。这在陈希同后来的一次讲话中得到实，他对因执行任务而被误伤至死的人员表示哀悼，并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凶手埋尸灭迹
另一位朋友告诉我的情况不但说明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打死了人，而且埋尸灭迹。他说部队控制天安门广场后，首先是处理尸体。他们担心尸体如送往医院或火葬场，外界盛传天安门广场打死了人将得到实，于是决定就地埋葬。这个鲜为人知的情况是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他认识当时中国政坛上的大红人丁关根的小姨子，其儿子也就是丁的外甥，是个高中生，六月四日凌晨听到部队开枪后跑到天安门广场，结果再也没回来。以后几天家长、亲属跑遍了全市参与抢救的四十多所医院，检查了所有的尸体、伤员，都没发现其儿子的踪迹，于是向北京公安局报了失踪案。因是大人物的亲属失踪，北京市十分重视。十几天后公安局通知家长到一所医院认尸，这才找到了失踪的儿子。原来尸体是从天安门广场西侧人大会堂对面的二十八中门前的花坛中挖出来的。邓小平六月九日对参与北京平暴的军队师以上干部讲话后，北京的混乱局面得到了控制，二十八中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又能回到位于天安门区域的学校上课。不久学生们发现学校门前的花坛散发出一股臭味，往下一挖发现了许多尸体，学校立即向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发现尸体中有一具穿着军裤，首先怀疑是失踪的军人，将这具尸体送到某医院停尸间并通知戒严指挥部让各部队来认领，结果不是军人。这时公安局想起丁的外甥也是穿着军裤失踪的，便通知其父母来认尸。我的朋友讲正因为诸多特殊因素，这个埋尸事件才被外人所知，如果该尸体不是穿军裤，或不是大人物的亲属失踪，公安局早就把这具尸体与其它被挖出来的尸体一齐秘密火化了。至于部队在天安门广场一带到底私下处理了多少尸体，也许只能在“六四”平反后才能真相大白。
二十八军抗命变
六月四日凌晨七点左右，西路第二梯队的二十八军风尘仆仆地来到木樨地桥，又被群众重新设立的路障挡住了。虽然三十八军推进时打死打伤那么多人，但还是有许多不怕死的学生、群众将后到的二十八军围住，向他们痛诉“二十七军”（当时国内外都把三十八军当成二十七军）的暴行。二十八军的战士干部都不相信群众描述的情景，他们讲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于是一些年轻人跑到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军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这时我正在复兴医院和那位医生交谈着，看见这些年轻人很快从医院拿出血衣给二十八军送去。血的事实立即震撼了整个二十八军，导致军心混乱，许多战士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的甚至把枪扔到河里。靠近木樨地桥的约有七八十辆车的军人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整个部队几乎失去控制。约十点左右，有人开始烧军车，军人们不但不制止，有人还告诉烧车者如何才能将装甲车点燃，一时火光熊熊，浓烟冲天，约有七十四辆军车其中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两辆通讯车全部烧毁。中午十二点半左右，一架直升机飞到木樨地二十八军的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传达军委命令：“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这实际上是在公开下达开枪的命令。一时间整个木樨地地区再度紧张起来。但二十八军始终没有执行军委的命令，相反，有一个战士开着装甲车，用高射机枪向直升机扫射，将直升机打跑。部队不执行命令反而向军委的飞机开枪，这意味着部队实际上发生了哗变。我立即跑回家对家人讲，看来中央对部分军队失去控制，弄不好部队之间还要打起来。到了下午五点，二十八军不但没往前推进一步，反尔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到了军事博物馆）。后来听在军队工作的一位朋友讲，二十八军的团以上的干部全部被逮捕，关在军队监狱，包括一些军师级干部不但带上了手铐，而且带着脚镣。除了二十八军外，还有一些部队包括一些属于第一梯队的部队也有抗命的，如从北边方向来的一支部队在颐和园后的青龙桥被当地的群众拦住，部队也是没有执行开枪的命令即撤走了。六月四日晚上，北京南边传来了隆隆炮声，我们全都跑到南边的阳台上，什么也看不见，但炮声是确实的。后来传来各种消息，讲在南宛机场有两支部队打起来了，但无法得到实。当时从国家领导人到老百姓，个个人心惶惶，不知还要发生什么事情。
“六四”之后继续疯狂滥杀无辜
由于部分部队没有执行军委向围堵的群众开枪的命令，未能接应上已进入天安门广场的三十八军、二十七军［先通过地下通道进入人大会堂待命，等三十八军占领天安门广场后出来参与清场］等部队，使在天安门广场的部队一度成为失去后援的孤军，缺水少粮，并使一些部队之间的关处于紧张状态。六月五日、六日两天，占据天安门广场的部队每天派坦克、装甲车队从东向西进行示威，经过木樨地一直开到军事博物馆，边行进边向两边开枪。当时传来的消息是坦克主要是向驻守在军事博物馆的抗命的二十八军示威。但沿途的老百姓却倒了霉，部队的盲目开枪不断造成群众新的伤亡。六日那天我正在复兴医院门口，亲眼目睹坦克车上的一个军人向一名吓得从路边往对面二十三号楼跑的十三岁的男孩开枪并将他击倒在地。一些成年人向军人打手势，请求军人允许他们过去救这个孩子，但遭到军人的拒绝。面对着枪口和杀红了眼的士兵，无人敢往前走一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男孩子在地上痛苦地挣。直到坦克完全过去后，人们才跑了过去，抱起这个孩子向医院奔来。同时住在部长楼的一位中年人抱着在屋被打伤的女儿也向医院跑来，许多关心这两个孩子命运的人也跟着跑了过来。看到天真可爱的孩子被军队无辜射杀，我极为愤怒，“六四”都过去两天了，部队还随便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到了极点，难道这就是人民的军队？正好有两个外国记者带着摄影机在木樨地一带采访，也随着人群来到了医院，在门口被医院工作人员挡住，告之北京市政府有规定，不准记者到医院采访。这时门口已聚集了上百人，人们把无法向军队发的愤怒全发到这几个医院工作人员头上，一边高呼着：“让记者进去！让记者进去！”一边从后面推着这两个外国记者硬是挤了进去。看到这种情景，我心中感到十分悲哀，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面对滥杀无辜的军队，人们愤怒而又无奈，只能把希望寄在这些外国记者身上，希望他们能把北京发生的事情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让世界舆论的压力迫使中共政府尽快结束这场屠杀。
杀害铁路总调度，杀害外国人
这支坦克部队过了木樨地桥后，继续向路两边的建筑物开枪，结果闯了大祸，将在木樨地铁道部办公室坚持上班的铁道部总调度打死，震动了中央高层。当时北京的情况是部队进城后，因为人们的安全无保，所有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基本上停驶，大部分单位都不上班，只有铁道部的职工坚持上班。中国的铁路是中央直管系统，铁道部如果不上班，全国铁道将陷于瘫痪，因此国务院下了命令，铁道部必须上班。铁道部的职工在公共交通不通，部队随意开枪的情况下上班本来就有一定危险，但没想到在办公室上班还有杀身大祸，激起全体职工强烈不满。铁道部长李森茂当即给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打了电话，质问：今天都几号了，部队还随意开枪！罗干立即与杨尚昆通了电话，通报了部队随意开枪打死人的情况，使军委不得不作出决定，将占领天安门广场有功但杀人杀得眼红的部队调出广场，换上其它部队，以使北京的局势尽快稳定下来。但这支部队并不就此罢休，七日早上从天安门广场撤出途中，又在建国门向外交公寓随便开枪，造了震惊中外的“六七”事件，一时造成驻京外国人大逃亡。
欺骗群众，编导“拥军”镜头
部队进城三天了，与北京市民一直处于对抗状态，电视新闻也没有任何群众拥护、欢迎的镜头，而这时全国许多城市暴发了反对军队开枪、声援北京学生的游行，国际上的反应更为强烈。为了扭转这个局面，欺骗舆论，部队选中群众因伤亡大而极为不满并在国内国际有影响的木樨地地区，导演了一场愚弄群众的丑剧。六日下午，当木樨地的群众正在为上午部队滥杀无辜而极为愤怒时，从西边开过来许多军车、坦克，停在木樨地桥西，其中两辆坦克车和一辆军用汽车驶过木樨地桥，几个军人走下来，向怀有戒心的路边群众宣传，他们是“三十八军”的，现在来清理路障，把被烧坏的二十八军的车辆拖到军事博物馆，晚上准备打进天安门广场，解决“二十七军”的问题。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从六月三日晚到六日上午，在木樨地一带开枪的是二十七军的部队，外电也是这么报道的，因此对二十七军恨极了，而三十八军军长抗命的消息也传遍了北京城，人们对三十八军充满好感。现在一听说“三十八军要来对付二十七军”，无不欢欣鼓舞，人们立即把军人围住，同他们热烈拥抱、握手。我当时也带着孩子跑了过去，同这些军人握手。有的老人向军人痛诉“二十七军”的暴行，要求“三十八军”一定为死难者报仇。一位住在二十四号部长楼的年青人将一盘录像带交给一位军人，告诉军人这是他六月三日晚上录下的“二十七军”在木樨地开枪的录像，作为“二十七军”的罪。一些年青人还爬上坦克，挥手热烈欢呼。几天了，人们从来没见到这么可亲的军人，大家感到有了希望，许多人主动帮助部队将路障清除掉，为部队进城创造条件，那种热烈的场面真是叫人感动。这时一位站在后面军车上的手持摄像的军人将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拍了下来。这天夜，几乎所有住在木樨地区的人都十分兴奋，大家都在等待“三十八军”挺进天安门时刻的到来。但一夜静静地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到了早上七点左右，有部队从天安门方向撤了出来，但没见有部队从西边进去。一直到晚上七点电视新闻播出木樨地的群众热烈欢迎军队进城平暴的新闻后，我们才知道上了当。有的人一边看新闻一边骂：“为了骗取群众的拥护，不惜编造出三十八军要打二十七军的谎言，没想到政府、军队都已堕落到这个地步！”这是北京的第一条拥军新闻，又是发生在木樨地，在当时确实影响很大。
大屠杀后的大搜捕
部队控制北京后，立即开始全市大搜捕。当时抓人主要是三个渠道，一是靠举报，戒严指挥部设了专门的举报电话。那时抓人根本不经过司法部门，也不按司法程序办，凡是被举报的，部队也不作调查，不管三七二十一，抓来先打一顿，有的被活活打死。在这种情况下，抓人处于十分混乱的状况。有人为了报私仇，编造假话将仇人举报，结果使仇人被打得死去活来。我姐姐的一个邻居，是位妇女，“六四”期间根本没上街，不知得罪了谁，被人举报了，被部队抓去打得面目全非，后因据不足放了出来。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工厂一个车间主任是个铁杆拥军派，主张对学生采取强硬手段，对车间参加支持学生的游行的年青工人，不但经常训斥他们，而且扣发他们的奖金并威胁他们说要向部队举报他们。这几个年青人决定先下手为强，打电话将这个车间主任先举报了，部队立即将他抓走了。厂领导得知后十分吃惊，立即到部队去讲情，说他是全厂表现最好的干部，绝不可能上街向军队扔石头。但已经晚了，这个干部被部队打成严重内伤，回家后在家休养了很长时间没有上班，情绪极为低落，对部队由拥护变为反感。
伟大的良心——医院反搜捕的斗争
部队抓人的另一个渠道是到各医院去抓伤员，他们认为凡是受枪伤的，那天一定在街上阻挡军队，都列为暴徒。但各医院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受伤的都是无辜者，于是许多医院都千方百计地保护伤员，一场惊心动魄的搜捕与反搜捕在各医院展开。我的一位朋友是邮电医院的医生，她生动地向我描述了医院保护伤员的情景。他们医院住有二十多个重伤员，当部队拿着戒严指挥部的命令来搜查时，医院一方面派人把他们堵在门口，同他们周旋，讲医院只能根据市政府的命令行事，请部队与市政府联；一方面立即通知各科病房将伤员尽快转移走。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但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病房的非伤员病人，大家齐心协力，扶的扶，背的背，将伤员从病房楼后窗运出，送出后门，没有一个人向部队告发。当部队通过电话与市政府联系上并让市政府办公室通知医院让部队进去搜查时，伤员已经全部转移完，使部队扑了个空。我的朋友告诉我，每当她和其它坚持的同行们聊起此事时，大家都觉得特别痛快。但被送进部队医院抢救的伤员命运就不太好了，许多人被抓走了。部队抓人的再一个渠道是把所有的冲洗胶卷的店、摊位控制住，因为当时照像的人很多，胶卷的有关镜头成了部队抓人的依据。凡是胶卷中有有关六四镜头的，一律没收，来取胶卷的人则被带走审查。在木樨地一个冲洗胶卷的商店门前，我亲眼目睹两个来取胶卷的年青人被部队带走。
孩子心灵的创伤
部队的血腥暴行在孩子们的心灵上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的孩子当时只有十一岁，上小学五年级，她当时和我们一起目睹了解放军射杀无辜的情况。六月六日，她坚持要去上学，我把她送到学校，但不久就回来了。她说学校停课，老师叮嘱他们一定要远离当兵的，说早上教师上班来学校时，亲眼目睹几个中学生骑车经过持枪的士兵身傍，因高呼“人民的军队不能对人民开枪”而遭到枪杀。在戒严撤销前每天晚饭后我们在外散步时，只要看到有士兵巡逻过来，她马上拉我躲得远远的，对解放军充满恐惧。那时我们散步时我经常数公寓楼墙上的弹孔，每当这时，她就悄悄对我讲，别数了，小心有人举报你，把你抓起来。她幼小的心灵始终笼罩在恐怖中。她到美国后，还曾做过恶梦，一个解放军持枪追她，当她跑到木樨地机械部汽车工业局门前时，士兵开了枪，打中了她的后脚跟，使她从梦中惊醒。
到底是谁下令开枪？
六四血案不但使人民群众的心上蒙上了阴影，也成为进京执行任务的所有部队的精神负担。“六四”以后，被开枪后果所震撼的中央高层，无人愿承担开枪的责任。军内流传的消息是，当有人问到主持军委工作的杨尚昆为什么部队会开枪时，杨的答覆是他也不知道，他当时正在人大会堂，听到枪响后也感到突然。对开枪持保留态度的张震曾质问过杨白冰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杨的回答是他只是执行命令。张震为此一状告到邓小平那儿，指杨氏兄弟把开枪的责任推给了邓，据讲这也是邓下决心把杨氏兄弟换马的原因之一。在北京高干子弟中盛传的消息还有徐、聂两位老帅和陈云去世前，都曾要求邓小平讲清楚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看来他们都不愿沾这个“历史功绩”的光。
军队背上的沉重包袱
上面不愿承担责任，并派人到部队调查了解开枪的情况，使执行任务的部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大批无辜群众的伤亡及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使军队视开枪为耻辱，纷纷像避“瘟疫”一样避开枪问题。“六四”后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门曾组织群众去慰问在北京担任戒严任务的部队。据参加慰问的人讲，不管是哪个部队，在与慰问的群众交谈时，都一再声明他们没有向群众开枪。“六四”时受到国内外一致谴责的二十七军，实际上是替三十八军背了黑锅。二十七军回到驻地石家庄后，受到当地群众极大的压力。军队干部的家属，凡在地方工作的，都受到单位同事指责，他们的子女上学时受到其他学生的围攻，菜店拒绝卖菜给他们，粮店拒绝卖粮给他们。这种压力使二十七军的全体将士无法忍受，他们强烈要求军首长能出面澄清事实，还他们一个清白。
下边互相推诿，上边不敢负责
在军内外的强大压力下，二十七军不得不以军党委的名义给河北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转告河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二十七军这次去北京执行任务，没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省委、省政府将此信转发到各级政府去做群众的工作，才使二十七军的逆境得到改进。这件事充分说明，开枪不光是在首都不得人心，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同样是不得人心。一九九一年我到河北出差时，在省机关工作的朋友讲到这件事时，很为石家庄及河北的群众而自豪。二十七军的做法使也驻守在河北省的三十八军被将了一军，三十八军若不公开表态，等于承认自己开了枪。三十八军一怒之下状告到中央军委，指责二十七军既然是到首都平息暴乱，为什么视开枪为大逆不道而要去澄清什么事实。这种不请示军委擅自给地方写信的做法不但违背军纪，而且与中央在“六四”问题上不保持一致。三十八军这一状实际上是要求军委对开枪的问题表态。但没想到军委的表态十分模糊：“开枪不一定不对，不开枪也不一定对，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了。”这种不是理直气壮肯定开枪的答覆，显然表明中央军委不愿承担开枪的责任。那么开枪打死无辜群众最多并在“平暴”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三十八军，是否敢承认自己开枪并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呢，答案是否定的。我的一个朋友事后去看望当时以代军长名义率三十八军进京镇压的后任军长张美远时，张的情绪十分不好，讲部队内对中央屡调他们进京对付群众很不满，他本人也产生了退下来回南方老家的思想。当我的朋友问三十八军到底开枪没开枪时，张一口否认开枪。张讲部队是用石头打退暴徒而挺进到天安门广场的。
可耻的“平暴”业绩
至于那些当年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和立功授奖的军人们，尽管在一九八九年风光一时，但以后这些功绩却成了巨大的精神负担。一九九○年初，解放军总政治部向中央打报告，拟在“六四”一年之际，开展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深入广泛地宣传“平暴”的伟大历史意义，以教育人民，回击国际上的“反华浪潮”。当报告送到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瑞环那儿时，被否定了。当时的军委秘书长兼总政主任杨白冰曾质问李瑞环为什么不批，李讲是邓的意见。从那以后，这个曾被高度评价为“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平暴”业绩，就从中国的宣传舞台上消失了，而在每年两度的“八一”、“春节”拥军优属活动中，也再没有人提及要去慰问那些在“平暴”中曾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的军人及家属。许多曾在北京执行过戒严任务的官兵在复员转业前，纷纷要求从档案中拿掉“平暴的业绩”，担心到了地方工作会受到歧视，更不愿终身及让子孙后代背这历史的黑锅。谁也没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曾被大颂特颂的“平暴”业绩竟成为人们唯恐沾边的秽迹。原三十八军军长徐先勤因抗命军队武装进京而受到军法处置，在法庭上他拒不认罪，铁铮铮地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据讲这句话在军中反响很大，对邓小平、杨尚昆有极大的震动。既然没有人愿当“平暴”的功臣，这实际上已把开枪的责任者摆在了历史罪人的位置上。
“六四”结论自有人作
一九九八年，我又回到了久别的木樨地。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新建的木樨地立交桥使这条大街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路两边的高层公寓仍然如旧。我漫步在大街上，极力想在这发生巨大变化的故地找到那历史事件的遗迹。首先极为醒目地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木樨地地铁站出口处地铁标上的弹孔，不知什么原因，在中共政府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这块有弹孔的标却保留了下来。接着我又在当年和女儿数弹孔的公寓楼墙上，找到了枪弹留下的痕迹。“六四”过后，政府当局为了掩盖部队向路边居民和居民楼开枪的事实，组织工人将居民楼墙面上的弹孔用水泥抹上，但不料弄巧成拙，因为用的水泥的颜色与墙体的颜色不一样，这种涂抹反而构成了明显的标记，成了历史事件的铁证。
站在这历史铁证面前，我思绪万千。中国领导人一再向全世界宣称，中国早已对“六四”事件作出了历史的结论。但他们不知是忘记了还是故意回避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客观的历史结论从来不是由统治者在当时作出的，而是由后世作出的。仅就本世纪发生的类似事件如匈牙利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事件、南韩的光州事件和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来讲，尽管当时的统治者都作了类似现在对“六四”相同的结论，并对武装镇压找到了共同的藉口，有的甚至还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但是最后都站不住脚，这是当时的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认为这句话同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上关心中国的人们对“六四”事件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