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02日讯】已经从医20多年的张强医生，拖着行李箱，以一个玩笑回答大家的问题。他刚从西安参加民营医院发展蓝海论坛回来。
这位今年1月才从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辞去主任职位，开始自由执业的血管外科专家，认为脱离体制所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自己看上去年轻了将近十岁。
“祝贺上岸”
在签约上海沃德医疗中心后，现在的张强已经告别了流水线式的问诊方式：每天看6个门诊，一天最多做三例手术。这些工作量，仅为在公立医院时工作量的一半。
张强说，“现在终于有时间慢慢和病人说话了。”他认为，5分钟打发一个病人根本不能体现他的水平。对比人满为患的三甲医院，很多医生抱怨，无奈自己有限的精力，还要用于“创收”开药、应付医患纠纷。
“这里所有的职能部门都在为医生服务，我现在有自己的秘书。” 张强说，自己打算再招一个秘书，那样，当他在台上开刀的时候，患者就可以先联系他的秘书。
“这跟公立医院不同。在那里，就算医生主任都很可怜，我申请一个秘书批不下来。”他比较了一下，告诉我，“私立医院所有职能部门是给你解决瓶颈问题。而公立医院20个职能部门，每个礼拜都开一个讲座。你不来？扣分，扣奖金！”这给临床施加了不小的压力，张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核心竞争力遭到了削弱。
像张强那样，离开体制的医生越来越多。今年6月初，拥有210万微博粉丝的“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公开宣布，将离开协和医院。“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她说，“我玩不过。”
在张强看来，如果于莺继续呆在协和医院，才算得上是一则新闻。他向于莺发送短信说，“祝贺上岸”。“上岸”是张强的说法，当时他离开体制时，不停地有人说张强“下海”了，而他一次次地纠正说，“我是在海里浸泡了20多年，上岸了。”
从协和医院上岸的，并不止于莺一人。2012年，协和肾内科主治医师朱岩离开协和，在深圳创办了一家医疗连锁诊所，还吸引了体制内医生辞职加盟，这震动了医疗界。
面对媒体的追问，朱岩自述“更喜欢给病人看病”。在公立医疗体系内，医生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医疗技术服务，还要看在学术圈的地位，与于莺一样，朱岩觉得过于重视SCI论文“很虚”。
自由执业让医生从单位人变成了自由人。“我的爷爷和外公都是医生。”张强说，他见过那一代医生怎么行医，知道真正的医生长什么样子。
“未来的方向还是自由执业”
张强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并不看好未触及体制变革的多点执业，未来的方向还是自由执业。
说这番话的前一天，张强还在西安。受GE公司邀请，他在民营医院发展蓝海论坛上做了一场报告。“我让那些认为我会成为自由执业先烈的与会者举手。”他告诉我们，现场没有一个人那么做。当时，他在演讲中评价了新医改正在力推的医师多点执业政策。
2009年9月，中国原卫生部下发了一份《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随后，广东、四川、北京、江苏等地相继展开医师多点执业试点。在上述试点运行两年余后，全国所有省份都有了多点执业试点。按照当初的设计，中国政府希望把大医院的优质资源引到基层和社区。
然而现实并没有那么美好。不少省份申请人数不足百人，在一些城市甚至出现“零申请”。张强认为，多点执业是一种不彻底的改良方式，它没有根除附着于公立医疗体制的身份管理及其相应福利，多点执业的医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有体制内的医生想多点执业，目前需要第一执业点的许可。很多时候，领导表面上同意了，结果却在暗地里给医生小鞋穿。”
“体制内的人才到体制外不一定混得好，就像鱼一样，到了岸上就不行了。”张强说。
徐标曾从中大医院被南通的一家民营医院高薪“挖”走；但未满一年半，又重新选择南京市鼓楼医院，担任心内科主任。当时他面对媒体，透露其中最让他感到不适应的是“科研几乎等于零”，只能做一个“开刀匠”。
张强则认为，离开体制，需要有所取舍。“要放弃不必要的头衔，耐得住寂寞。”他反问道，“之前在公立医院，医药公司的帅哥美女天天围着你，到私立医院这种感觉就没有了，我出来就放弃了这些东西，我不用药了，这个寂寞能不能耐得住？主任、专家这些头衔你舍不舍得放弃？”张强说，自从他离开体制后，原先《中国外科杂志》也就不再找他审稿。
“离开公立医院去往民营医院，还不能真正称为自由执业。”张强说，这无非换了一个老板，还是雇员关系。
只有真正开始自由执业，或才可能建立一个竞争充分、自由流动、职业声誉机制完善的医疗行业人力资源市场。
“自由执业其实不自由，说实话，在公立医院你考核我，我对付对付还是很容易混过去的。”但自由执业不行，病人满意度，是真实的满意度。满意度下降了，病人就少；满意度高，病人就多。“自由执业后，医生的收益和风险全部落在个人头上，医生会更看重个人声誉和专业技能，尊重患者的感受。”张强说。目前，上海沃德医疗中心对他所有手术病人进行回访：满意度达到100%。
“有什么可担心的？”
曾有多名医生向朱岩表达离开的想法。但他们一没勇气，二没机会。“私立医院医生最大关心的问题有三个，一是成长空间大不；二是没有一个目标计划；三是养老问题。”张强说。
由于公立医疗体系内部的管理制度和评价标准，技术精湛的医生，基本上资历较深年龄大，已逐渐享受到体制红利。“医生最好的年龄在45岁到55岁，在这个年龄，出来的损失很大。他本来就快退休了，出来意味着放弃事业编制。”上海国际医学中心CEO辛树林称。
但张强在招募团队的时候就质疑，是早早把未来寄托在几十年后领取每个月多几千块的养老金，还是轻装上阵给自己创造事业上的巅峰？“一年相差五万，三十年也就是一百五十万。而把自己培养成开业医生，水平高一年就上百万，这个养老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他反问。
张强医生正在招募自己的团队。“各方面都是最完美的团队。”他的最终目标是创办一个在血管外科领域，尤其是静脉疾病的诊疗方面，打造国际性的、国内最高水准的开放性诊疗平台。因此，他希望把美国医生的培训计划引入中国。“从下个星期，就开始我们的学习计划。”张强说，自己给团队制定了成长计划。
至于可能产生的医疗纠纷问题，张强称，自己正打算让团队签约一些医生责任险。“医院出面给你买保险，既给医生一个定心丸，也给病人一个定心丸。病人知道你买了保险，从正当途径能够得到赔偿，这样也会安心。”
“自由执业，并不区分公立私立”
那么机会呢？犹豫着是否要离开公立医院的人，不得不思考，哪里还有容纳自己行医理想的平台。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可能算一个。
该中心投资和建设主体是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市政府曾在年初颁发《进一步促进社会医疗机构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剥离公立医院特需医疗，以人员、品牌、技术等形式，与社会资本合作办医。
辛树林称，按照规划，上海国际医学中心一期工程拥有450张床位，是涵盖多个临床科室的综合性三级医院，将于今年11月正式投入运营。
而新加坡百汇医疗集团则成为国际医学中心的运营方。“他们比较强的就是对病房管理。他们要求，除了医生之外，一个床位还要配两名护士，两名其他工作人员。而国内的公立医院，现在一个护士管10个床或者管8个床。”辛树林说。
该中心的已经收到了8,000多封应聘简历。辛树林称，该中心的医生，其一来自与国际医疗机构合作；其二依托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12家附属医院，每家选择1-2个专长科室合作；其三则根据多点执业政策，聘请现有公立医院医生。辛树林证实，诊疗业务收入的相当部分，要分别补偿给前来多点执业的医师和他们第一执业地点的医院。
事实上，与此类似的民营医院也开始出现。“在西安有两家超过1,000张床位的民营医院，都实现了盈利。”张强向我们介绍他的西安之行，当时有200多家民营医院的院长对未来抱有信心。
不过，上海国际医学中心这类最初的运营模式，很多还具有阶段性的特征。有业内人士担忧，上海所谓的剥离特需合作办医，或变成公立大学开设二级学院的方式。曾有10年科主任经历的张强也表示，他不太看好医疗机构之间的科室合作，以往这方面的尝试并不太成功，如果相互配合不好还会有很多隐患。
另一方面，也有人质疑，民营医院走高端医疗路线，仍然无法解决就医难看病贵的问题。但张强医生认为，就医难就医贵是垄断造成的，“跟其他产业一模一样”。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公立医院既要背负“公益化”的社会责任，又需要自己养活自己。“医生收入增长并不会增加病人的看病难。”如果能打破垄断地位，将有利于高端医疗与公立医疗体系各司其职，使得后者广覆盖基础医疗需求。
“我自由执业，并不区分做公立还是私立。”张强曾在与沃德签约后，一度想选一家公立医院，为更多老百姓服务。“甚至我都打算无产了。私立给我的报酬，我不需要到公立赚钱。”但它遇到的现实问题是，公立医院从来没试过用自由执业的人，“公益的愿望公立医院不让你干”；公立医院还是希望张强来帮医院培养队伍，大部分时间在公立医院这里，“这又走了我的老路”。
张强说，在这个体系没有完善之前，目前国家善良的医生，可能会选择私立医院，作为容纳自己行医理想的平台。“将来一定会改，那时候，我还是愿意在公立医院干。”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