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02日讯】喉舌抹黑宪政所为何事
一个现代国家，要想真正达至人民幸福、和谐稳定，要不要创制并实行以“宪法”为最高社会规范，以保护人民各种权利、约束各种政治力量，为各阶层利益表诉与博弈提供一套文明规则？一个国家要真正长治久安，是靠口号、运动、权谋、欺骗、监控、恐吓、镇压等专制人治潜规则，还是靠法律、法制、宪政等明规则？
最近，中共官媒陆续发表宪政“没有普适性”，“其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等抹黑宪政、敌视宪政的奇谈怪论，让人顿生“今夕是何年”之慨。
正如前《南周》评论员笑蜀等人认为的那样，“反宪派”的论点其实不值一驳，人们应注意到的是，这是中共高层在面对越来越多民众希望推动政治改革的蛮横表态。笔者则以为，我们还应该探析，这种表态背后所暴露的怯懦和愚蠢。
宪法是最高政治准则
宪法不该只作摆设，政府依宪执政施政、公民依宪护权，就是宪政。更何况，民众呼吁的宪政正是依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本身就设置了很多有利于自己的条款的现行宪法。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清华教授秦晖有过生动的比喻：中国老百姓对执政者的要求非常之低，就是你答应过给我十块钱，你总该兑现承诺吧。他们不像西方国家民众会质疑：不行，为什么只有十块而不能是一百块？
但是，“宪政”这个问题，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毛泽东可以讲，周恩来可以讲，《新华日报》可以讲，一直到彭真、吴邦国都可以讲（做没做到先且别论），但是“自由知识分子”一呼吁，网络舆论一认同，“性质”就变了，就变成“话语陷阱”，就是要“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就要“高度警惕”，“筑牢思想防线”了。这是一种以民为敌、以外部世界为敌的怯懦愚蠢的心态。
中共高层的怯懦由来以久
稍作回顾可以发现，中共这种对民间力量恐惧敌视的怯懦愚蠢心态由来已久。
比如，一个现代国家，总需要一些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勇于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知识分子，即“公共知识分子”。但是，差不多十年前，对于民众热评的“公共知识分子”，《解放日报》发文宣称“公共知识分子”“从概念到基本观点，都源于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会“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国人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警惕“这一思潮的严重危害性”。
比如，“公民”本乃宪法与法律规定并常常使用的词汇，一个由勇于维护自己法定权利、认真履行法定义务的公民组成的社会，不就是公民社会？但是，一当民间有人倡导中国需要建设成熟的公民社会，官媒马上就“警觉”地宣示，公民社会是“陷阱”，“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
又如官员财产公开是世界各文明国度的通行做法，是反腐的终极良药。它没有“姓社姓资”的障碍，是执政者能否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是否具有真正的执政能力的最明白不过的试金石。推动官员财产公开，于国于民于党，总应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吧？但是，这问题温家宝、俞正声、汪洋、张春贤都可表态认同，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也可以连续几年提案，但律师丁家喜、赵常青等在街头举个布条呼吁几次──如真有决心这不就是来自民间的对领导人的有力支持吗？对不起，你这是“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涉嫌煽动颠覆”，就得构陷治罪。
又如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等价值，胡锦涛、温家宝“这些价值观非西方独有”之类的宣示还少吗？而当《南方周末》一倡导并赢得民众好评，陈奎元们马上“警觉”，宣称“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要警惕“美国在全世界推行‘普世价值’的部署及其实质”。
又如基层选举。没有哪一部法律规定中国公民不能依法自主参选，中国政府还可以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展开合作在中国南方十多省搞基层选举试验，还经常组团到美国、欧洲、台湾观摩、考察、学习其选举制度。但刘萍们要依法自主参选人大代表，马上就成了“敌对势力”，不但长年备受法外监控折磨，更要治以“颠覆”之罪。李承鹏要参选当地人大代表，成都当局同样如临大敌，黑招阴招迭出。姚立法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去考察美国民主制度，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马上“警惕”有人要“推翻现有制度，追求西方制度”，更警告“你这么走下去，性质是要变化的”（见《听俞正声上党课──“执政者的声音”》）。
再如“政治改革”这个老话题。政治改革中国需不需要？迫不迫切？到底应怎样改、从哪里开始改、改快点还是改慢点，是应由少数人说了算，还是尽量让更多人参与讨论才最有利于形成共识？答案其实很简单。但是政改问题，邓小平可以讲，江朱胡温习李可以讲，党代会报告可以讲，御笔官媒可以讲；而一旦由刘晓波、张祖桦以“宪章”文本形式表达并引来民众的自发署名，不管那措辞是多么的温和理性，不管很多意思其实与邓小平、温家宝讲过的无多大区别，在中共眼里就成了极其“凶险”的“敌对势力”的存心“颠覆”，无论如何要对“为首者”治以重罪，对参与者“另眼相看”。
……
如此惧怕、敌视公民力量成长的中共官僚，真不知还有什么脸面可以宣称自己“代表人民根本利益”，还怎么好意思宣称自己拥有“三个自信”!!
民主与宪政才是中国的出路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种危机四伏，体制公信力破败殆尽，各类矛盾特别是官民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下中国，我们这个民族总算还有这样那样道义担当的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仁人志士，在努力为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执政者和民间力量之间寻求一些共识，在尽力寻找体制框架内的稳妥渐进的改革之路；正如《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刊文提出的那样，宪法、宪政、法治，正好可以是官民一起推动政改的最大共识。
大凡稍微明智的统治者，对于自己国民的这种善意与热情，总要加以尊重，尽量予以回应，起码也该珍惜。连温家宝都承认过，任何改革要想成功最终都需要人民的支持。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就是这样艰辛的努力和可贵的善意，仍不断受到中共官僚的蛮横排斥、敌视乃至羞辱。面对如坐火山口的情势，中共高官们仍抱持“江山是老子的，屁民无权置喙”的傲慢心态。我们只能说，这确实比当年的满清权贵更愚顽！
或许正如有些人分析的那样，如此抹黑宪政的反常识文章之所以轮番出台，体现的正是某些人的精明算计。因为他们知道，常识的闸门一旦让老百姓打开，接踵而来的将是再难阻挡的滚滚洪流，所以他们宁可不顾基本事实与逻辑，不要起码的脸面，也要依靠强权和谎言，继续维护自己的眼前利益。
但如今，强权并不代表公理，是非只能诉诸公论，这已是老百姓的基本常识，宪政是否该有“姓”，应该“姓”什么，早已有自己的客观评价。
短视、愚蠢又怯懦的中共垄断利益集团，真的相信可以依靠谎言和暴力，自创一条摆脱历史规律约束、不受历史规律惩罚的“中国道路”？真的能自外于文明世界、自外于公民社会而躲在层层设防的政治小圈子里一直“自信”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