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08日讯】长春曾经是东北的政经中心，1931年被满州国定为首都“新京”之后，更成为日本人费心经营的花园城市，都市规划以欧洲的大都会为范本，六线大道条条笔直，宽大的公园处处葱绿。火车站前的中央道路宽六十米，以花岗岩镶嵌，两旁的百货公司都是钢筋水泥的大楼，美丽的马车踩街发出达达的声音。长春很早就有抽水马桶，很早就全面铺设煤气管道，很早就规划了环城地铁、有轨电车和高速公路，很早就把主干电线埋入了地下。
长春的五月，风还带着点凉意，抱着孩子的母亲，把围巾绕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风露出来的小脸，像北方的苹果。我站在人民广场的边边，仰头看着广场中心那个高耸的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岗岩石碑伸向天空，顶端是一架战斗机，俯视著整个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并列，中文写的是“苏军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长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着二十三个名字，是苏军在进攻东北的行动中牺牲的飞行员。苏联红军在1945年8月9日进军东北，占领城市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矗立在现代城市的交通心脏，让万众仰视的，是一架战斗机，真的有点奇怪。苏联人同时兴建在沈阳市中心的纪念碑，顶端放的是个十三公吨重的铜制坦克车。因为建地铁，“坦克碑”几年前才被移走。
人民广场在人民大街上，人民大街宽阔大气，车水马龙，两旁还有很多有如上海外滩一样的宏伟欧式古典建筑。走在树影摇曳的人行道上，你不得不想到，这条大家的名字换过多少次，每一次换名，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为什么那些事，很少人知道，或者，会不会是，很多人知道，只是不去提它？
日本人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赢了俄国，取得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就在这里兴建火车站、筑路，叫它“长春大街”。
真正开始经营长春之后，日本人把这条大街命名为“中央通”－－这种街名，台北人很熟悉的。
溥仪的满州国成立了，长春变成了“新京”，这条街就以满州国的年号命名，叫“大同大街”。
日本战败，苏联红军进城了，就在大同广场中新建个红军纪念碑。
紧接着国军接收了长春，于是“大同大街”北段改叫“中山大街”，南段名之为“中正大街”，大同广场嘛，就叫中正广场。这个，台湾人也很熟悉。
三年以后，国军又溃败而走，解放军进城，北京和莫斯科老大哥密切合作，1949年3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名字：“斯大林大街”。
长春人就在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1996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称“人民大街”。
我现在就走在这条人民大街上，一路往南，正要去见熟悉长春史的于祺元老先生，想从他口里听一听，1948年，长春的“人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穿过人民广场，刚好踩过红军纪念碑在地面上的投影时，我心里想到的是，长春人，或者说，东北人，记忆里藏着多少没真正打开的抽屉啊？
譬如说，1945年8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十四年以后，当苏联红军以“解放者”姿态进城，并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在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
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1945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你听说过索忍尼辛这个人吗？
没听过，没关系，他是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1945年1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的一个砲兵连上尉，跟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
小小女孩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过她？一个排？一个连？
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
然后女人变成尸体。
这首诗其实写得蛮烂的，但是，它的价值在于，索忍尼辛是个现场目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