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17日讯】上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时，“九评”把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的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苏联在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
对赫鲁晓夫的批判给中国的影响是强化了斯大林模式，理论上更加教条化。更为不幸的是，大论战和农村开展社主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舆论和政治准备，最后把中国带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全国上下到处抓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
如何评价赫鲁晓夫与他推行的改革，我国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围绕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对若干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赫鲁晓夫的难题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实际上，斯大林在世时的最后几年中，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包括最亲近的同事，并一直害怕会被推翻。因此，他并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政治遗嘱，明确地指定接班人。（1923年，列宁病危时，曾以给党代表大会的一封信的形式留下遗嘱，对身边的其他主要领导人一一作了评价。遗憾的是，他的关于把斯大林调离权力中心的这一主要意思，未能得到实施。）因此，无论是主席团成员还是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能说或不敢说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在这个背景下，赫鲁晓夫要达到权力的顶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种种危险。但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最终成了斯大林之后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不算马林科夫的短暂执政。从斯大林1953年3月5日去世到同年9月7日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前这段时间中，马林科夫主持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
赫鲁晓夫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放在当时赫鲁晓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过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页)
前苏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亚·尼·雅科夫列夫在分析赫鲁晓夫上台时前任给他什么样的遗产时写道：“赫鲁晓夫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1953年初，专制制度的狂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千百万人还关在劳改营和监狱里。”“农村过着赤贫生活，战后完全荒芜。每天晚上集体农庄的作业队长总是沿着村里的街道一户一户地给成年人派明天的任务。他这种派工也是吃力不讨好，因为那些由于繁忙的家务变得凶狠的婆娘们都给做嘲弄的手势，而留在农村的男子汉则一边骂娘一边诅咒为‘工分’、为工作日去干活。”“儿童们拎着粗布袋在收割过的布满麦茬的地里捡掉下来的麦穗。”“每个农户在整个春天和夏天向收货站交牛奶，而秋天交牲畜和家禽，这是在交实物税。”“斯大林爱好历史，熟知农奴制的一套规章制度，他原封不动地通过强硬手段把它们运用于我国农村。”“20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俄罗斯］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与存在的问题比上述还要更加复杂，只能通过根本性的改革才能找到出路。改革也是赫鲁晓夫的本意，尽管他的改革有时表现得反复无常，但一直到他下台，改革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
苏联要向前发展就必须对斯大林体制模式进行改革，因此，“非斯大林化”成了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
赫鲁晓夫执政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呼声日益强烈。当时赫鲁晓夫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的：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使我良心不安”，一种为无辜蒙冤者恢复名誉的崇高责任感和正义感使我在二十大会议的一次休息期间“鼓足了勇气”，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反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决定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把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推向高潮。（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04页）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向代表们作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秘密报告”，题目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赫鲁晓夫在报告的开头就指出：“斯大林死后，党中央奉行的政策是要详细地、彻底地阐明，决不允许把一个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样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我们还要指出，这种做法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这种做法就是认为这样的人物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他什么都能做，他的行动绝对没有错误。”赫鲁晓夫接着说：“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政治生涯及其活动，就斯大林的功绩而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写过无数这方面的书籍、小册子、研究性文件，就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内战时期和我国建设时期所起的作用做了大量的宣传，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底是怎样慢慢滋长起来的，而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特定的阶段成了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以及革命的法制秩序极其严重危害的根源的。”
通过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揭开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弊端，是改革斯大林体制模式必须采取的重要步骤。从体制改革角度来看，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人们认识到个人崇拜是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的产物。这绝不是由最高领导人个人品性决定的，最重要的根源在于过度集权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关于这一点，南共联盟领导人铁托指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根源就在这里。”（《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78页）
其次，通过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与批判，才有可能对苏联传统模式进行批判性的认识。正如同俄罗斯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指出的：“苏共二十大向人们讲出了他们曾经猜测的许多事情的实话后，与其说它给我们的社会提供了答案，毋宁说是提出了问题——它的历史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当时谁也没有答案，重要的是把主要的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出来，即必须变革，必须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为了能够有说服力地提出问题，就必须说出有关过去的严酷的真话。说明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斯大林主义把它带到哪里去了。在这个意义上，揭露斯大林及其罪行是赫鲁晓夫所能做的最有效的行动。”
最后，促进了思想解放，活跃了理论研究，从而为推动改革创造了条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推动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如像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的那样：“在斯大林总是正确的”、“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的情况下，理论不可能发展，只能是僵化的教条。通过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围绕改革展开的理论讨论十分活跃。这些，为推进体制改革无疑都是重要的。
那种把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说成是“苏共蜕变的发端”、“苏共的蜕变是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的”等观点，实在不符合历史事实。
缘何首抓农业改革
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围绕巩固自己政治领导地位的争斗过程中，之所以很快赢得人心，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他首先对农业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这样做不是出于他对农业的特殊爱好，而是由当时苏联客观情况决定的。
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的农业问题十分尖锐。战后苏联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问题上，而是集中精力抓城市的重建与工业的恢复。苏联农业制度特别是集体农庄制度方面存在的严重弊端，在战后也没有进行改革。这些因素导致在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农业处于严重落后的状态。苏联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从1913年至1953年都没有什么提高，其产量仅是欧洲其他国家平均产量的三分之一。
马林科夫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宣布苏联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今年（1952年），谷物的总收获量达80亿普特，而最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的总收获量比1940年增加了48%。以前认为最尖锐、最严重的问题——谷物问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无可改变的解决了。”1954年1月22日，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题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中集中反映了他的看法：“进一步研究农业和粮食收购的状况表明，我们曾经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这是不完全符合国内粮食供应的实际情况的。”“许多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在完成对国家的义务后剩下来的粮食，不能满足集体农庄在公共经济的一切需要。留给农庄的谷物饲料尤其少，而没有谷物饲料，畜牧业就不可能急剧发展。”
苏联农业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已不能从十月革命前的历史中去寻觅原因了。1955年3月18日，赫鲁晓夫在萨拉托夫市举行的东南地区各州农业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沙皇俄国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东西。但是，同志们，自从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已近三十八年了。因此，再往尼古拉二世身上推诿，该觉得可耻了，他早已不在人世了。”农业严重落后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特别是农业制度严重弊端对农业发展的制约，也有具体的农业政策对农业发展的破坏。如长期以来，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剥夺农民；违反物质利益原则，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和低价的政策；对农村的个人副业缺乏稳定的政策等。
赫鲁晓夫执政后，在农业方面的政策既涉及农业制度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农业政策。这一时期农业改革与政策调整的主要措施有：
以扩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计划体制改革。在斯大林逝世前，由于国家对农业生产计划安排得死死的，极大地束缚了农庄、农场的主动性。1955年苏共通过了《关于修改农业计划工作的办法》的决议。这次农业计划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农业计划工作以商品产量为出发点，大大减少给农庄农场的计划指标，即只下达农产品采购量一项指标，其他生产计划均由农庄农场根据农产品采购任务与自己内部需要来确定；二是农业计划制定的程序作了改变，即由过去农庄、农场从上级机关领取任务，改为直接由农庄、农场制定计划；三是计划计算的方法也作了改变，把过去按种植作物的公顷与饲养牲畜头数的计算方法改为按农产品、畜产品数量进行计算。
以提高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改革。斯大林时期，苏联实行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是剥夺农民的一种重要手段。斯大林逝世时，在农产品采购制度方面的问题已异常突出。如农产品收购价格，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每公斤谷物为4—8戈比，而这一收购价格是在1927—1931年间规定的。集体农庄按照这种价格交售了谷物总收获量的20%左右以及几乎全部的畜产。这样，农庄交售产品所得的收入还不够补偿生产费用。许多农庄生产1公担马铃薯的成本是40卢布，而收购价格仅为3卢布。
赫鲁晓夫执政后，为了调动农庄、农场的生产积极性，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在农产品采购制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提高了农畜产品价格，从1953年到1963年，农畜产品共提价6次；其次，实行统一的国家收购制度，1958年6月，决定取消义务交售制和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实行按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收购价格，这种价格比义务交售价格提高了两倍；在取消义务交售制与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前，逐步放宽农产品义务交售的定额和最后取消义务交售制。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特别是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使农庄收入大大提高。1953年农庄向国家和合作社出售种植业和畜牧业产品的收入为41.4亿卢布，1960年为141.6亿卢布，即在产品量增长0.6倍的情况下，收入增加2倍以上。据有关材料，1952年—1962年期间，苏联全国集体农户的收入增长了2.9倍。
积极鼓励个人副业的发展。苏联农村的个人副业是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产生并得到不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主要是指农庄庄员、农场职工和农村其他居民耕种宅旁园地与自养牲畜、家禽等家庭副业。长期以来，个人副业在苏联农业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赫鲁晓夫上台初期在个人副业的管理方面，实行积极鼓励的政策。
改组机器拖拉机站。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主要内容是：改变为集体农庄进行生产技术服务的现行制度，逐步把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并逐渐过渡到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改组机器拖拉机站解决的问题有四：最为重要的是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难以解决的“一块土地、两个主人”极不协调的农业管理制度；其次，使得土地的主要耕作者——集体农庄与生产工具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制度上促进和保证以扩权为主要目的的农业计划制度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推动农业与工业之间主要以商品交换形式的经济关系，从而扩大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范围。
改革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制度。苏联集体农庄在1956年之前，一直实行自1931年开始的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这一报酬制度有明显的缺点：首先，农庄成员按劳动日得到的报酬一般要等到经济年度结束时才能得到。这就是说，在一年内庄员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另外劳动日的报酬值随着年景好坏而波动，因此，庄员也不清楚一个劳动日能拿到多少报酬，当然更不知道经济年度结束时能获得的总收入是多少。这种付酬制度减弱了农庄庄员对劳动结果的兴趣，也就不会从物质利益上去关心农业的发展。其次，由于农活繁多，十分复杂，很难使劳动记分标准定得合理与科学。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在总结许多农庄已采取的更先进的付酬制度基础上，苏联于1956年决定改行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年初以卢布对劳动日单价进行估算，然后按月预支报酬，到年终结算。预付款由货币与实物两部分组成，集体农庄要建立滚存的货币基金和粮食储备。货币预付基金的来源是25％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和50％的采购预付定金。为了保证每月的预付款能兑现，苏联国家银行对货币预付基金的上述两项来源列入特别往来账户，这笔钱只能由农庄管理委员会用来给农庄庄员发放预付款和按劳动日进行分配。
这次改革虽然有利于克服按劳动日年终支付报酬的一些缺点，并对提高农庄庄员的积极性起到一定作用，但改革之后的庄员付酬制度其基础仍是劳动日，因此，并没有解决庄员的报酬所存在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的问题。
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为了摆脱国家面临的农业严重落后状况，使农业有较快发展，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除了对农业制度的各个领域进行改革外，还在发展农业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垦荒、扩种玉米与畜产品产量赶超美国这三大政策，可称为推进农业的熊熊燃烧的三把火。这三大政策本身，并不属体制改革的内容，却与农业发展和农业制度的改革有着密切关系，在研究赫鲁晓夫上台后的农业制度改革时，也有必要关注。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