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时的王力雄。这些照片，是王力雄在二十年前的今日，1989年6月4日，前后拍摄的……
【看中国2013年07月22日讯】二十年前的照片
1989年，我在北京写作《黄祸》。对当时的运动，我是一个旁观者。我那时的身份归在“社会闲杂人员”、“无业游民”或“盲流”一类，是被进行运动和镇压 运动的两方面同时戒备的。从学运发生到“六四”镇压，我几乎每天都骑自行车在北京到处“流窜”。6月3日那一夜，我一直在天安门广场和周围，并且在大会堂 西侧路亲历军队的扫射。当时紧挨着我就有两人中弹。那场面至今仍在我眼前，我试图帮其中一人堵胸前弹孔涌出的血，他已说不出话。伤者随后被北京市民的板车送医院急救，再也不知他们是生是死。
我在“六四”前后拍了一些照片。那时没有数码相机，冲洗照片相当麻烦，也不敢到照相馆去做，于是只把底片保存下来，直到去年才用底片扫描成图像。在此二十周年之日，重看照片，百感杂陈。选出几张，与当时不在现场的朋友共同回顾。
时间久远，我已经记不得许多照片拍摄的具体日期。1989年“六四”前的一个多月，天安门广场经常是这种场景。
从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的民众自发悼念开始，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总是挤满了人。后来占领广场的学生更是把这里当成了指挥中心。“六四”镇压后，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再允许人民靠近，至今仍是禁区。
这是学生游行的队伍。可以看到标语上的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振兴中华”等。那时的游行常有一种狂欢气氛，很少有人料到后面的血腥。
当时的募捐毫无规范，似乎只要在胸前挂个学生证就有了信誉，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往这种募捐箱里扔钱。这位漂亮的人大女学生今年该40岁出头了，不知她人在哪里，在做什么，回想起这个时刻，会是怎样的心情？
我参加的唯一一次活动，是5月4日“首都新闻工作者”的游行。之所以我去冒“首都新闻工作者”之名，是因为游行前夜，组织者没有把握会有多少人参加，因此定下第二天如果到场的参加者少于50人就取消。我希望游行能够进行，于是便去增加一个人数。不过来参加的人超过200多，于是我陪着走一段就离开了，免得让当局抓“有闲杂人员混入”的把柄。这张照片是游行出发之前。右边打横幅的那位，是中国目前颇有名气的历史学家吴思，6月3日开枪之夜，我们一直在一起。
“首都新闻工作者”的标语有“不要逼我们说谎”，我认为是那个时期最有意义的口号之一。“喉舌”发出这种声音，可能是第一次。
6月4日，坦克行进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我听到一个光膀子的北京胡同居民在抱怨：“老蒋怎么不给我们送武器来？！”
这里是木樨地，是最早开枪、杀人最多、“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儿子被打死的地方，也是我的朋友严勇的弟弟被打死的地方。但是在屠杀之后的6月4日清晨，竟 有几十辆装甲车在这里被军队放弃，任由激愤的群众将其烧毁。后来CCTV播放“平暴”纪录片，把群众烧毁装甲车的场面放在前，把军队开枪放在后，我一直怀 疑这些装甲车是被用来当道具的。
这是6月4日，木樨地附近的复外医院停尸间。皆是被军队射杀的尸体。大概是到了医院已经死亡，看不出进行过抢救的痕迹。
很多人在不同医院的停尸间奔波，寻找自己的儿女或兄弟姐妹。
诗人阿坚当时的一首诗这样写：
和一伙年青人去医院寻找
他们的同学两天未见影了
他们都象是孩子，眼大神小
诉说恐怖见闻是讲神话的语气
他们恳切请求去太平间查查
大夫只好拿出五六张彩色照片
都是死脸的照片，苍白，年青
有的象睡去，嘴角还有口水
有的象正做恶梦，五官扭曲
没有一个是他们要找的人
没有一个不让他们痛然若失
走出医院骑上车他们都不说话
沿着大街去找剩下的太平间
全市所有太平间都被大街连着
大街上没有汽车只有自行车
每辆自行车都象空转的一双眼
所有医院的门坎都颤抖着
所有太平间都招待不下了
只好让客人露天或棚下躺着
每位发个白单子，挡一挡世界
单子盖出了轮廓，象雪后群山
有的鼻梁很高，有的胸脯很高
那个白单下准是姑娘轮廓优美
总觉她会撑开白单冲你笑笑
这个在西单到六部口之间的尸体却很长时间没有人收。照理说他是应该被最早收尸的，因为他是军人。然而尽管不时有装甲车从他旁边开过，却没人停下来给自己的 战友一点尊严。这让人猜测是否有不收尸的命令，而如此命令的目的只能是把他当成“现场教育”的教材。街头小混混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对尸体进行了百般侮辱，甚至将尸体剖腹。我看到时，已是这个样子。现场一位年轻女士激愤的喊声“他也是人啊！”至今犹在耳边。
昨天，唯色传给我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
六月的一天，全是年轻的脸。
他们在春风里，忘记了时间。
六月的一天，全是年轻的脸。
他们在阳光下，想象着世界。
一场大风，把你吹散；
一场大雨，把云冲淡。
六月的一天，全是年轻的脸。
他们在春风里，忘记了世界。
六月的一天，全是年轻的脸。
他们在阳光下，想象着时间。
一场大风，把我吹远；
一场大雨，把足迹冲淡。
我暂时就不把歌词作者的名字写出来了。
2009年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