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23日讯】自今年6月巴克莱资本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推出英文新词Likonomics（李克强经济学）以来，这个词在国际投行界红极一时，媒体的反响更是热烈，对这一概念几乎达到随意发挥的红火程度。7月3日，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获国务院批准；中国财长楼继伟在20国财长会及央行行会议上讲话，强调中国政府不会再次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以及7月19日央行公布将放开贷款利率，都被看作是“李克强经济学”的实践。
“李克强经济学”的内涵
“李克强经济学”与“安倍经济学”一样，指代的不是两位政府首脑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的贡献，而是对其经济政策之特点的概括。由于李克强是历任总理之中唯一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之人，在其主政辽宁之时，曾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雷德（ClarkT.Randt）表示，他不相信中国的GDP数字，而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判断宏观经济。国外舆论因此认为他在掌控经济方面是内行，先是英国《经济学人》曾按照李克强所说的三个指标，即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发放的贷款额做了一个“克强指数”（Keqiangindex），尝试用该指数分析中国经济。待其履任总理之后数月，巴克莱资本将其主要政策概括为三部分：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槓杆化和结构性改革，并命名为“李克强经济学”，这个概念出炉后立刻红遍国际投行界，做中国投资市场分析的人士，如果不提“李克强经济学”似乎就有落伍之嫌。
巴克莱报告总结的“李克强经济学”，总体思路是约束政府行为，纠正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的过度膨胀，比如“结束财政刺激”，就是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去槓杆化”，就是抑制信贷增长，大幅削减债务；“推行结构改革”内容则更丰富，包括金融自由化（financialliberalization），对财政系统、生产要素价格、土地使用、行政控制、垄断、收入分配以及户口登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政策的目的是：用短痛换取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那么，在时下中国，“李克强经济学”哪些部分能够试验性实施，哪些部分根本没可能实施？
“李克强经济学”的实践极限
先分析正在实施的部分。
关于中央政府不会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中央政府吸取2009年以后政府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的教训，担忧经济被巨大的地方债务拖垮，希望中止通过政府投资刺激经济这种风险极大、收益极低的陈旧模式，着眼于长远。但各地方政府却是眼下难关重重，经济发展放缓，财政税收面临极大困难，因此希望继续加大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各地近期纷纷召开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强调产业转型、扩大投资成为下半年地方经济工作重点，据说有16个省以及2个直辖市发表声明，颂扬投资项目在推动增长方面的重要性，并督促低级别政府在未来几个月采用各种手段加速计划实施。据中国媒体报导，近期内中国多位省市一把手前往北京拜会财政部长等要员，称本省经济底子薄，希望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力度。在这些拜会财政部的省份中，寄望财政部的支持重点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要求中央政府给予资金支持。在地方政府的强大压力下，中央政府的不刺激政策能坚持多久，是个问题。
第二是去槓杆化，即减少货币的过量投入，这已经开始尝试。中国人民银行7月19日宣布，将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许多英文媒体都认为这是重要的金融改革，对此寄望甚高。不少论者认为提高利率加大借贷成本，可以约束借贷者行为，我认为这是药不对症。在美国这种信用经济下，利率槓杆很灵，可以约束借贷者行为。但中国金融市场并非美国金融市场，其难以根除的痼疾是政府干预过多，结果是银行的坏帐过多（目前是近20多年以来第三轮大规模坏帐累积），放开利率解决不了以下两大问题：一是地方政府是银行贷款的主要使用者（2012年末地方债务余额为14.8万亿元）；二是从地方政府到民营资本，所有贷款者都是无责任主体。2013年地方政府债务到期约计6.24万亿，但绝大多数并未偿还，少数是借新债还旧债；民营资本近几年有不少借贷者贷款去炒房地产，亏本之后一跑了之。可以说，这两类借贷主体都并非正常的借贷者。与利息高带来的借贷成本攀升相比，赖帐不还成为无本借贷。
夏斌在“中国已存在事实上的经济危机现象”一文中，谈到融资量与GDP的关系时，曾提到一组数据：2012年，未扣除利息前，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为8.88%，但银行一般贷款的加权利率为7.07%，如果算上各种理财、影子银行中的高利率因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实际上已接近其融资成本，有相当部分企业已低于融资成本。2013年5月数据显示的情况更严重，企业资产收益率接近甚至已追不上融资成本。这组数据表明，中国的金融环境已极不正常，企业不可能成为守信用的正常借贷者，这就是过去数年来，民营企业大多不务正业，江浙一带民营企业借贷后大多去炒房地产，失败后一跑了之。
检验“去槓杆化政策”是否有效并不困难，半年以后基本尘埃落定。
“李克强经济学”缺乏制度基础
“李克强经济学”最重要的理念是约束政府行为，强调经济主体必须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但要想做到这点，必须约束权力对市场的作用，这是经济逻辑落实到政治安排的自然要求。问题是，中共政治的三个垄断（政治垄断、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必然导致无责任政治，中央政府（包括首脑）无需因任何过错而下台，地方政府（包括行政长官）不会因为债台高筑而引咎辞职集体下台，正是这一点，导致“李克强经济学”缺乏现实的制度基础。
往细里说，上述三项内容，前两项尚是经济政策，可以先试验一下。最后一项结构性改革，涉及的领域太广，几乎是动摇根本：土地政策涉及到中国政府对国家重要资源的控制方式；行政控制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目前中国政府既是国家资源的掌控者与分配者，还是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定者、裁判者与参与竞赛者（尤其是垄断领域），如果放弃国家对经济的行政控制，如同西方国家那样做“市场经济的守夜人”，等于放弃政治垄断与舆论垄断的物质基础。如何为“李克强经济学”营造制度基础，并非李克强这位总理所能，需要由习近平这位掌控全局的总书记来考虑。
再往深里剖析，习近平只是中共利益集团的大管家。中国的现实是：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这间，中国高层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支撑的危险平衡之架构，想动一样都非常困难。日前《南华早报》曾刊登一条内部消息，称在构想上海自由贸易区计划时，李克强曾拟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上海金融服务业，结果这一设想遭到中国银监会与证监会的公开反对。在金融行业开个口子都这么困难，重新营造制度基础谈何容易？
我的估计是，“李克强经济学”目前红极一时，过段时期就会悄悄改弦更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