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24日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取名时除了因避讳要注意字音之外，更要提防因字义造成的“犯上”或“谋反”等不当联想。即使到了近现代，仍不时出现一些因“名”贾祸的故事，文革尤甚：
1、文革中电建公司有一摘帽右派李工，他家有三个小孩，老大取名李麦，老二李稻，老三小名豆豆。文革开始后领袖写了“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李工被揪出来接受批斗，会场上一位老工人对着他义正词严地批判道：“李××，你满脑袋都是资产阶级臭思想，给孩子取名都是大米、白面，全是……细粮。”李工在批斗台上接受批斗时，挣扎着抬起被强按着的头颅，忍不住反驳了一句：“我们家老三叫豆豆，大豆可是粗粮。”
2、包四中的一个教师，按时间的先后次序，为三个孩子分别取名为：“建国”“建民”“建党”。“文革”中，有人检举说他想“建立国民党”。因为其三个孩子名字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就是“国民党”，所以，这位教师被冠以“反对共产党，妄想变天”的罪名，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而判刑八年。
3、我有个同事叫苏美德，文革中他因为这个名字吃尽了苦头，一次在批斗会上被质问的汗流如注。一个造反派说：“苏就是代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美就是美帝国主义，德就是德国纳粹！你的野心何其大也！”革命群众激愤地高喊“打倒苏美德”的口号，此起彼伏。
4、老邻居刘大夫有两个孩子，原先一个叫“光宗”、一个叫“耀祖”。文革来了，要破四旧。他给孩子改名，一个叫“卫东”，一个叫“卫彪”。1971年，林彪事发，亡命温都尔汗，刘大夫慌忙去派出所给“卫彪”改名为“卫江”，以为这下万无一失。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刘大夫感觉“卫江”这个名字也不妥，又去派出所想把“卫江”改为“卫华”。三番五次，派出所嫌麻烦，没给办，二小子今年五十了还叫“卫江”。
5、妻子1977年去哈尔滨锅炉厂出差，在招待所遇到了一个南方来的女士，当妻子问到她的姓名时，那个女人羞赧万分，悄悄地告诉妻子说：我叫“王光美”。几天后熟悉了，那个女人对妻子说，她为父母给她起的这个名字懊恼万分，文革中孩子入托、读书报名、参加少先队都没少遇到麻烦，直至打到了“四人帮”，刘少奇平反后，情况才渐有好转。
6、炼钢工人王白旦，既是党员，又是造反派，完全合乎上边要求，阴差阳错地成了“九大”代表。陈伯达在召开某次中央全会时，觉得王白旦这个名字太俗，容易引起不大好听的谐音，于是动了一番脑筋，把旦字下面加上一竖变成“早”字，于是王白旦变成王白早，中央委员“王八蛋”，就此成为历史了。
时隔不久，陈伯达因追随林副主席炮制“天才论”，惹恼了最高领袖，受到点名批判，很快便垮台了。中央委员王白早和他虽然没有什么组织联系，但他的名字是陈伯达给改的。为此很苦恼。
幸好，他的“苦恼”被“文革旗手”江青知道了，旗手当然是最珍爱造反派战友的，于是帮他把“白”改成“百”，把“早”改成“得”，后来又叫王百得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76年10月6日，“伟大旗手”和她的另外3位亲密战友，成了万人唾骂的“四人帮”。万幸的是，他和“旗手”仅有如此一面“改名”之交，在清查“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罪行时，并没有发现王白得和他们有多少牵连，王百得还原为王白旦，又当他的炉前工去了。
（本文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