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岁的徐民（音）夫妇去年9月失去了他们23岁的独子徐子杰（音）。（原文配图）
徐子杰（音）的母亲拿着儿子小时候的照片。（原文配图）
【看中国2013年08月10日讯】（看中国记者钟淑慧编译报道）据《华盛顿邮报》8月8日（周四）报道，已经11个月了，徐民（音）仍然很少出家门。他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打发日子，试图以此来阻止自己想念死去的儿子。他指责那场9月份的车祸杀害了他23岁的独子。寂寞将困扰着他和他妻子的余生，徐民指责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告诉这对夫妇他们只能生一个孩子，并扬言如果不听，就要拿走他们的一切。徐先生说，他们是好公民，“20年了，我们把整个的未来和希望都倾注在儿子身上。”
现在，这对夫妇在晚年的时候不会有任何人来支持他们。更令人心碎的是，53岁的徐先生说，他们已经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围绕着1979年开始实施的“一胎化政策”一直存在激烈辩论。该政策改变了中国社会，导致了全球最不平衡的男女出生比例，男婴远多于女婴。
人权组织曝光了在中国的强制堕胎、杀婴及强制国民非自愿绝育。然而，人们极少讨论该政策静静地留下的惨剧：失去子女的父母们。
究竟有多少这样悲伤的父母，几乎没有可靠的数字。但是，国营的中国社科院一项研究估计，中国有超过100万的父母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预计该数字在未来几年内会迅速上升。
许多这样的父母年事已高以致不能再怀孕。有些人说，他们很后悔当他们还可以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没有努力要第二个孩子，即使这将意味着他们会失去工作，并遭受大笔罚款。
在静静地、通常是含泪的访谈中，三十多名失去自己唯一孩子的家长描述了他们生活的空虚和深深的抑郁，有些人曾想过自杀。
许多父母认为，这也让他们感到羞辱。在这个尊崇祖先的社会，最侮辱人的诅咒之一就是“断子绝孙”。徐民在中国东北的石油重镇盘锦家中接受采访时说，“现在，这就是人们这么说我们的。”
对于许多父母而言，这种耻辱是如此之深，他们让自己“与世隔绝”。徐民和他的妻子因为害怕陌生人会提起孩子的话题，他们鲜少离开自己狭小的公寓。
他们已逐渐减少了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因为发现别人的同情一样让他们痛苦。一些朋友建议他们，假装他们的儿子徐子杰（音）已经移民到外国去了，或是忙于工作所以不能来看他们。其他人似乎在回避他们夫妇。
徐说，“他们认为我们运气不好，担心我们的厄运会转移给他们。我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
徐民51岁的妻子要求不要公开她的名字，这样她能自由地谈论关于她的羞辱。她含泪回忆了孩子出生时他们夫妇的喜悦。
生第二个孩子是不可想象的。她在分娩后，医生立即对她进行了手术，让她不能再受孕。当时，无论是她自己或是医生，都认为没有必要事先征得她的同意。
在那时的日子里，街上贴满了“计划生育好，政府会养老”的海报。
因为徐民和他的妻子都在政府所有的一家石油公司工作，生第二个孩子就意味着他们会失去公职，失去住房、医疗保健和孩子上学的权利。他们将面临罚款，罚金是他们所在省平均年收入的5倍。
只生了这个孩子，徐说，“我们活着的希望，都只为了他。”
徐的妻子辞去了工作，搬进了她儿子高中附近的第二套公寓，这样，她就可以给孩子准备比学校食堂提供的更健康的早餐和午餐。
当徐子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徐民说，他给儿子在石油公司弄到了一个令人垂涎的工作。随后发生了那场车祸，他们的孩子翻滚出了松开的车门而死亡。
网上的慰藉
经过几个月的深度抑郁，他们开始寻找一个新的活下去的理由。他们恳求医生，希望能找到某种方式再怀个孩子，但这是徒劳。他们考虑过收养 ，但最终放弃了。徐说：“在中国，血缘关系太重要了。”
他们找到的唯一的安慰，是那些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所创建的网上论坛。他们在网上讨论的主题通常是其它地方不可能谈的 - 关于父母们对他们的孩子难以忘怀的梦、艰难地让妻子熬过母亲节、不断地对政府的愤怒。
最后，网上的谈话转变成了抗议。数百名父母，包括徐民，在北京的卫生部大楼前举行静坐抗议，要求政府更大的补偿。
许多人说，他们在事前接到了当局的恐吓电话。有二、三十人在火车站被警察拦截。那些抵达北京的夫妇说，他们被在计划举行抗议的地点附近的酒店拒之门外。
“为什么他们把我们当作叛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58岁的李建华（音）龟缩在半英里外的一家小旅店里说。她的女儿五年前去世了。
从湖北武汉赶来的48岁出租车司机牛滨海（音）说，“如果中国有太多的人口要养活的话，经济不会发展这么快”，“但是它是建立在让我们牺牲的基础上。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不能反过来爱我们？”他最近失去了他22岁的儿子。
54岁的杨银莲（音）回忆说，在1995年她第二次怀孕期间，她所在的国营工厂派车和计划生育官员前来，以确保她堕胎。
面对400多名灰白头发的公民聚集在卫生部大楼前，当局叫来了增援人员，他们包围了这些抗议者，让他们不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
尽管在抗议期间气氛紧张，徐民说，他感受到了周围人的心。这些他只是在网上认识的人们，像老朋友一样和他打招呼。随之是讲述着故事和流泪。
最终，卫生部的官员与抗议团体代表见了面，并说服他们回家，承诺说将来会有更好的养老院、住房、医疗保健和更高的补贴。家长们说，在早先的两次抗议中，官员们也说着同样的含糊不清的承诺。
寻找其他的选择
一个月后，难得出去一趟的徐民回到家，再次回到了那沙发上。自从儿子的亡故，已经将近一年了，政府甚至还没有给他们提供法律规定的每月22美元（140元人民币）的补偿金。
但是，徐民悄悄地说，他至少发现了还有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点头示意正在厨房里做午饭的妻子。
他说，几个月前，医生排除了他的妻子还可以怀孕的所有医疗的可能性后，他的妻子提出了离婚话题。他回忆说，他的妻子告诉他“我不会怪你的”。她指的是，在中国有多少失去孩子的父亲离开了妻子，寻找更年轻的还可以生育的女性。
她的话使他从平时的抑郁中惊醒。他告诉一位来访者，“我怎么能这么做呢？失去了儿子，这已足以让她承受的了。如果她失去了我，她就一无所有。”
相反，他答应她，在未来的日子里要与她相依为命。
但是现在他在担忧未来那些最后的日子。他们夫妇仍然没有安葬儿子的骨灰，因为在中国，墓园通常每隔几十年就要续收费，否则有掘墓的威胁。
徐民担心：“我们都走了之后，谁来照顾他的墓呢？谁会照顾我们的墓呢？”
最近他决定会要一位亲戚在他们夫妇去世后，把他们三人的骨灰撒到大海里，在最后与儿子团聚。徐民说：“也许这将是我们快乐的结局。”
徐民将所有存有儿子回忆的东西：相片、书、玩具和任何看上去太痛苦的东西都放到了柜子的一角。（原文配图）
自从儿子死后，徐民发现唯一能安慰他的是上网参加失去独生孩子的父母论坛。绝大多数的夜晚，他在儿子的卧室里待到深夜，用儿子的手提电脑上网。（原文配图）
徐民和妻子和儿子的旧照。（原文配图）
一名从武汉前往北京参加抗议的母亲，她在近年失去了儿子。因害怕当局报复，她要求不要披露她的名字。（原文配图）
2013年5月20日，超过400名家长聚集在北京要求政府对失去独生孩子的他们给予好一点的补偿。（原文配图）
2013年5月20日，在北京的抗议者们（原文配图）
44岁成都妇女高华平（音）的儿子去年病逝，她表达了对中国政府强制“一胎政策”的恼怒。（原文配图）
在北京静坐抗议的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原文配图）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