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面原因促使苏共先于苏联解体

2013-08-14 17:20 作者: 冯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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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3年08月14日讯】现代社会的政党,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严密型政党,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松散型政党,都是这些国家社会中信仰相同政治理念的一部分人,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而组成的政治集团。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共同的利益追求,是衡量判定一个团体党与非党的主要标准。

按照这一标准分析评判苏联解体前的苏联共产党,不难发现,这个具有93年历史、建立有从中央到基层严密组织系统、制定有严格组织纪律、发展到1900多万党员、一党执政达74年的庞大政党,实际上从苏联卫国战争以后即开始失去全党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共同的利益。在苏联解体前更是党已非党,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肌肉、骨骼消溶殆尽的皮囊。因此,在1991年“8.19”政变失败后,戈尔巴乔夫一纸声明加上叶利钦的一道命令,就将它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连自已一个党员的一声挽歌都没有听到。

引起苏共解体的原因之一:共产主义试验失败,意识形态破产

苏联共产党的前身是列宁从1898年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分裂出来的布尔什维克派,但列宁并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8年3月在明斯克成立时,列宁还在西伯利亚流放。1900年2月流放结束后,列宁才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在布鲁赛尔(后在伦敦)召开的“二大”。在“二大”大部分时间里,以列宁为首的派别并不占多数地位。只是在“二大”闭幕后的第27次会议上,由于“崩得”与“经济派”代表的退出,列宁派与马尔托夫派才达到24:20的比例。但列宁对这次“多数”非常得意,从此把社会民主工党中自已为首的一派标榜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音译),把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另一派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音译)。此后,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开幕的1903年7月30日就成了苏共的建党日。

苏共成立之初,就把推翻沙皇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和纲领路线,作为维系全党的精神纽带。从1917年到1991年,苏共分别由列宁(7年)、斯大林(29年)、赫鲁晓夫(11年)、勃列日涅夫(18年)、安德罗波夫(2年)、契尔年科(1年)和戈尔巴乔夫(6年)领导,在苏俄进行了长达74的共产主义试验。

这种由列宁、斯大林建立的以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曾取得过“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1971年3月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宣布)、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共同称霸世界的“骄人成就”。但是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是“以人为代价”的。最终还是在给苏联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给俄国历史上留下“最可悲的记忆”后彻底失败。苏共的意识形态也随之破产。就连苏共总书勃列日涅夫也曾对他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都是骗老百姓的,都是空话”。

对此,颇受中国人晴睐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有过客观的评述。1999年12月下旬,普京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一文中提到,过去百年来的“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同年12月30日,普京又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谈到:“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原理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那种巨大的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主要的错误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与只注重如何解决现实问题、而不追求理想主义的民主国家政党不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灭对苏共的瓦解和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长期以来,苏共就是靠对共产主义美好理想连篇累牍地灌输来控制党员的,让中下层党员把对未来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期盼作为忍受当下社会主义苦难的灵丹妙药。一旦这副灵丹妙药失效,苏共就等于失去了共同的信仰、丢掉了灵魂,使苏共在思想基础上解体。1989年夏天,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共产党就是因为民族和政治思想分歧,最先宣布退出了苏共。

另据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1990年10月的问卷调查,30%的被调查者直接宣布,对共产主义思想失望;相当一部分苏共党员(大约每5人中就有1名)对党的纲领目标持否定态度(陈爱茹编译《苏共解散前夕共产党员的情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1年12月22日)。

引起苏共解体的原因之二:民主集中制剥夺了广大党员的政治权利

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现代政党和政党制度18世纪到20世纪初首先产生于英国等西方国家,是产业革命后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民主权利与专制王权斗争的产物。因而现代政党在规范和处理党内关系上,不可能再采用专制独裁的方式,而只能采用强调党内平等、尊重党员基本权利的民主组织形式。就连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及此后建立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其组织制度都是民主制。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在讨论党的组织模式时,马尔托夫与列宁也曾有过争论。马尔托夫主张把党建成欧美社会民主党那样松散的政治团体。认为规定严格的党纪就是“农奴制”,会把党变成“凶恶可怕的工厂”。

而列宁却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民主制组织制度不感兴趣,更不认同马尔托夫的建党模式,独对俄社会革命党前身民粹派的“帮会”组织模式情有独钟。列宁认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体来主持的”(《列宁全集》第4卷第197页)。因此,党必须实行“集中制”。通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把党建成由十来个“富有天才”的领袖掌握的团体。

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集中制”提出批评,斥其为“极端的集中主义”,“企图用官僚制使年轻的工人运动处于知识精英的役使之下”后,列宁在1905年将“集中制”更改为“民主的集中制”。同年12月,列宁主持召开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明确,“民主的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必须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赋予选举出来的各中央机构以进行思想领导和实际领导权”。

本来,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在运作过程中已经包含了集中,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的结果必然产生集中。在集中前面加上“民主”不仅画蛇添足,而且造成了概念的逻辑矛盾。当然,列宁民主的集中制的本意和实质是集中,“民主”只不过是他用来装潢门面的遮羞布和修饰词而已。

所以,尽管列宁说过党内“有权就某个问题进行讨论和批评”,后期苏共领导人的讲话中也不时提到要“发扬民主”,但苏共党章从无制定如何通过“民主”程序来达到“集中”的操作性规定。与具有严格党纪保证的“集中”相比,“民主”充其量是领导人的“作风”问题。这样,民主集中制实行的结果就只能是虚化民主、实化集中,导致党的领导人集权甚至独裁。这在斯大林时期非常典型:民主的集中制蜕变为极端的集中制、恐怖的集中制,党的权力完全被集中到他一个人手里。

在民主集中制下,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名义上由上级党组织根据政治素质、业务素质选任。但在实际操作中,业务素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对领导、对领袖是否效忠的“政治素质”。如斯大林本人就控制着由中央委员会负责任命的第1号“职务名册”和由中央组织部负责任命的第2号“职务名册”里干部的任命,还经常操纵由各部委负责任命管理的第3号“职务名册”里干部的任命;党的方针政策完全由党的最高领导人进行“顶层设计”后作出“高瞻远瞩”的“英明决定”,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需要的只是坚决拥护、认真领会和贯彻执行。

在民主集中制下,党的各级党委取代了组织、书记取代了党委、领袖取代了全党,坚特党的领导变成了坚持少数高级党员甚至党的领袖一个人的领导。而大多数党员则成为完成党的领导人所布置的工作的工具和力量,而且稍不恭顺就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苏共历史上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被作为反党、叛党分子予以清洗杀害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就有数万,普通党员更是不计其数。1987年9月,苏共中央政治局被迫成立平反委员会,为布哈林、雷科夫、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近一百多万被镇压者平反昭雪。因此,曾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5月7日接受俄罗斯《消息报》记者访谈时痛斥斯大林:“罪行不可饶恕”!

在民主集中制下,苏共的广大党员不单谈不上民主权利,谈不上分享执政的成果,甚至沦落到不如封建帮会成员的境地。因此,在这样的党里,不可能有归属感和凝聚力,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全党团结一致。平时,党员慑于森严的党纪,不敢脱党、退党。一旦局势动荡、党纪放松,一些党员就会对自己的党员身份动摇、萌生弃意。1986年,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苏共党员为1900多万人,但到1990年党员人数却减少了300万人。许多苏共党员对自己的党员资格持动摇和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虽然表面上没有退出苏共,但拒绝参加党的会议、拒缴党费,成为影子党员。1990年7月,在苏共“二十八”上,叶利钦和他的大批追随者公开宣布退出了苏共。随后,就连苏共一向严厉控制的军队内部也刮起了退党风,一些军官当众撕毁了自已的党证。

现在,有不少论者认为,在沙皇统治时期列宁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有利于党快速高效决策、统一意志、凝聚力量,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并以列宁带领二万多名布尔什维克就发动“十月革命”成功和斯大林领导卫国战争的胜利作为证明。

但是,持此论者忽略了这样几个事实:

(1)社会民主工党一开始并没有采行民主集中制。否则,党内有派在民主集制下绝不允许,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产生。

(2)从1903年到1916年,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长期在一个党内共存共处,共同组成中央委员会与其他机构,两派有斗争也有合作。直到1918年1月5日,布尔什维克派兵开枪镇压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酿成震惊世界的“一月五日血案”后,两派关系才彻底决裂。这说明民主集制并没有被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所接受。否则,列宁早就拉伙单干、另行组党了。

(3)从1905年以后,沙皇政府已经承认了人民的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俄国宪政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社会主义党都可以公开活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参加了国家杜马和地方自治机关。这说明,民主集制并非当时工人阶级政党生存所必须。

(4)领导俄国“二月革命”的主要政党是并没有采行民主集制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而列宁和其他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当时都侨居国外。这也是革命成功后孟什维克能够“窃取”彼德格勒苏维埃领导岗位、通过决议把政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的原因。这说明,没有采行民主集制的党也可以领导革命并取得成功。

(5)沙皇退位后,国家杜马与彼德格勒苏维埃双方和解,组成了由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工党人为主要成员的俄国临时政府。是列宁在在俄历10月25日晚上发动“十月革命”,领导赤卫队员、士兵和民众包围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由正在大修、没有装弹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向冬宫打了几发空弹,在“未流一滴血”的情况下推翻了合法的临时政府。

(6)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宣布成立“工农临时政府”,并组织举行了立宪会议选举。但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情况下,其选举仍以失败告终,只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议席,而社会革命党则得到过半议席。于是,当1918年1月5日召开的立宪会议拒绝通过布尔什维克主张的废除土地私有制和矿藏、工厂收归国有条款后,曾经宣称“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的列宁,又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强制解散了“反革命”的立宪会议。

(7)二战期间,英国丘吉尔首相、美国罗斯福总统所在的政党实行民主制,同样组织领导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取得了胜利。

这些事实表明,获取执政权、领导武装斗争,并非是一个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充要理由,而只能是象列宁这样的迷信暴力、追求专政的政党领袖们的选择。食髄知味,一旦这些党的领导集团品尝到民主集中制的无穷美妙,再希图他们会在取得执政权后把民主集中制转变为民主制,显然是缘木求鱼。

引起苏共解体的原因之三:党内特权集团造成利益严重分化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从人类第一个正式的社会组织形式氏族公社到现代社会的政党,人们组成社会组织、社会团体都是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一旦一个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内部利益严重分化,势必会导致这个组织或团体的瓦解。

苏共成立及夺取政权后,通过实行民主集中制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党。党内集权的结果,是全体党员根据所担任的党政职务被分成从下至上不同的等级。既然权力逐级向上集中,利益就必然向上输送。号称是“普通党员”、“人民公仆”的苏共中高级领导人,就势必会占有、享用更多的利益,就势必会形成党内的特权集团。一开始,这些特权如列宁时期的“配给制”,被说成是特殊时期的“工作需要”,尔后就相沿成习,成为党的领导干部理所当然的“生活待遇”。

根据俄罗斯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的研究,党的领导干部享受特权的制度,早在卫国战争之前的三十年代就已形成。从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到总局首长,每一级都有相应的特权。

对此,曾任苏共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叶利钦在其自传中曾有过生动的描述:特权集团有“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

赫鲁晓夫上台后曾试图改革,限制、取消部分特权,结果被特权集团联合赶下了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范围还有所扩大,使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民众收入的差距达到30~44倍。据俄国学者估计,苏共后期特权集团的人数约有50万~70万,只占全体党员的3.3%左右。

名为共产党执政,但党员之间的待遇却有天壤之别。当苏共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们在豪化别墅里安享‘皇宫盛宴’般的特制佳肴时,绝大多数不掌握什么权力资源的普通党员却同苏联民众一样,在为生活必需的住房和面包而辛苦劳作与排队等候。

这样的党内利益机制,证明苏共这个党根本不是什么“全民党”,也不是苏共全体党员的党,而是党内特权集团的党。所谓党的领导,只是党内少数权贵的领导。所以,当苏联解体前,苏联科学院就“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进行调查时,就得出了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的结果。(陈爱茹编译《苏共解散前夕共产党员的情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1年12月22日) 

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苏共后期已经溃烂、分化、堕落到既不能代表民众又不能代表党员;既不能影响号召民众又不能影响号召党员和军队官兵的境地,实际上已经先于苏联解体而分裂、解体。这正是1990年3至6月,在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的选举中,处于执政地位的苏共惨败、反苏共的民主势力和民族势力大胜,叶利钦当选苏俄最高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当选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苏联两个最重要城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领导权都由民主派人士掌控的原因;这正是在试图挽救苏联的“8.19”政变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不打苏共的旗号作号召,处于执政地位的苏共沦为看客和帮闲者角色的内幕;这正是当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当叶利钦发布取缔苏共、没收其所有党产的命令时,苏共近1900万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对“自己的”党弃之如敝屣的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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