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8月17日讯】
本期嘉宾
冯广宏，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31年生于南京，南京政治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退休前为四川省水利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编《四川水利》期刊。编著有《砌石拱坝建设》、《都江堰创建史》、《成都府南两河史话》、《岷江志》、《沱江志》等。冯广宏先生对巴蜀文字的研究成果颇丰，最著名的是《巴蜀文字的期待》十篇，是迄今为止巴蜀文字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
主持人语
巴蜀图语又称巴蜀符号或巴蜀图形文字，流行于开明王朝时期，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巴蜀图语在中华民族文字起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解读对了解古巴蜀文化有着决定性作用，更是揭开三星堆七大千古之谜的锁钥。目前关于巴蜀图语大致有3种说法：巴蜀古族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冯广宏认为：巴蜀图语就是巴蜀文字雏形，岣嵝碑文可能就是巴蜀文字的遗存。也有人认为巴蜀图语是古彝文。
战国虎纹铜戈
采访手记
在古希腊神话里，阿里阿德涅是希腊神话中米诺斯国王的女儿，她赠给英雄忒修斯一个金线团，使他终于走出米诺斯迷宫。而根据考古发掘，在米诺斯王死去后不久，克里特文明便毁灭于厚厚的火山灰之下。这一情形颇有些类似我们脚下的古蜀文明。帮助忒修斯走出迷宫的，与其说是爱情的赠与，不如说是西方实践理性的起源。当我们面对远古巴蜀文字的庞大迷宫，那根“阿里阿德涅金线”是否能够被人们所发现呢？巴蜀史专家冯广宏先生以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似乎为我们找到了一些答案。
秋季的一个上午，记者来到冯广宏先生的家。年届八旬的冯先生耳聪目明，思维清晰，颇有仁者风范，他一口气讲述了3个多小时而毫无倦意，把我带入到一个瑰丽而神奇的远古文字世界。我问冯老师的养生之道，他笑笑说：“我幼年身体极差，在南京一中读书期间得了伤寒病，骨瘦如柴。后来跟一位道家师傅学习内功，身体、头脑真是获益匪浅。平时连感冒也很少光顾我，时间都花在研究、读书上了……”他摊开身边的几张青铜器拓片，经他指点，我看到了一些天书般的图语。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四川地区陆续出土的青铜器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神秘的图案，这些图案和后来发现的青铜戈上的戈文、印章，被学者推测为古蜀人的文字。有些学者把这些图案、戈文、印章统称为“巴蜀图语”。这些蕴藏着丰富的形制、玄妙的纹饰的图语，成为探索古蜀文明的“探井”。
冯广宏指出，历史必须铭记考古学家卫聚贤先生。抗日战争期间，成都西北桥附近白马寺坛君庙因为修建砖瓦厂，出土了一批铜兵器和垒、壶、锌于等，相继落入古董商手中。卫聚贤在成都古董摊上陆续发现了这些造型奇特的东西，他收购了很多，再加上从一些考古现场的获得，他敏锐地觉得，这不是偶然的，更非赝品。这些文物诉说着一个湮没已久的辉煌时代的故事，这将彻底扭转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古代巴蜀乃蛮荒之地的认识。1941年，卫聚贤在他主办的《说文月刊》上，分两期发表了题为《巴蜀文化》一文，用大量照片、拓片记述了璀璨的巴蜀文化，其中也混进了一些赝品。尽管是用土纸印刷的杂志，但这不但在历史上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而且第一次将“巴蜀图语”的实物正式刊布。卫聚贤认为春秋之前，蜀人即有自己的“图饰”，春秋战国时期，蜀人开始仿写中原文字。尽管他未确定这就是古蜀国的“文字”，但此说一出即引起轰动，于右任支持此说，但他以为是夏朝的文字；而当时很多学者比如金石甲骨学家商承祚等持怀疑态度。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省博物院研究员李复华、王家祐先生把这些青铜器上的符图命名为“巴蜀图语”，指出这是“用图像表达语义”的语言。此语一出，获得共识，遂成定论。
冯老师颇有感慨：“我以前的工作一直与水打交道，现在我是在古蜀文字迷宫里遨游。耗费很多心力才解决了一点点问题，可惜资料太少了。实事求是地说，那根‘阿里阿德涅金线’我不知道是否能够找到，但学术的薪火绵延而下，也许就构成了那根‘金线’。”
巴蜀文字
实录
巴蜀文字是“表意文字”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著名的水利专家，为什么开始研究巴蜀文字？
冯广宏（以下简称冯）：我在研究四川水利的过程中，尤其是1975年开始介入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历史研究后，我逐渐发现，即使研究四川的水利，如果对巴蜀古代史不清楚，恐怕很难有心得。研究巴蜀古代史，巴蜀图语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而在那个时代，巴蜀文字的概念鲜为人知，几乎谈不上什么研究。我后来才看到，蒙文通先生在一些文章里提及了一些相关文字，直到1979年童恩正《古代的巴蜀》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专门列有一个两千余字的章节，以《巴蜀的文字》为题明确讲到这个问题。
记：那时你接触到一些什么相关材料？
冯：我在“文革”期间就认识考古学家王家祐先生，他在1950年就进入考古队了，是四川考古学界的元老级人物。接触一多，彼此相知，就无话不谈了。他也是道家，我有一个道名叫冯理玄，一排字辈，他比我低，我们开起玩笑来，他就喊我为师叔。
1954年以后，四川地区接连有印章出土，这些印章多为方形和圆形，上面雕刻着文字一样的符号，它们似乎兼有巴蜀图语与巴蜀戈文的特征，考古界称之为巴蜀印章。王家祐知道我在搜集有关巴蜀图语的资料，他给我找了很多拓片。一次在王家祐家里我们谈兴正浓，他猛然想起20世纪70年代省考古所油印出版了由刘瑛编绘的《巴蜀铜器纹饰图录》一书，他东翻西找，最后从床底下找出了这本宝贝送给我。
记：这部书很重要吗？
冯：当然很重要。四川省博物馆刘瑛发挥她便于收集的条件和善于画图的特长，刻绘出《巴蜀铜器纹饰图录》油印本，集中了一批较为重要的巴蜀文字和纹饰图案资料。1983年，她将这一成果加以补充完善，以《巴蜀铜器纹饰图案》和《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为题，正式刊登在《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上，成为巴蜀史学者们引用最多的文献资料之一。略有遗憾的是，正式出版物反而不及油印本好，这在于油印本的绘图比较大，可以仔细分别图饰，正式出版社图太小，许多细微特征反而模糊了。
最初发现的巴蜀文字多集中在各类兵器上。出现较多的是一些图像文字；而少量方块文字则仅存于若干长胡戈上。《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指出：巴蜀地区东起巫山、万县，西至芦山、石棉，北抵广元，南达犍为、宜宾，皆有巴蜀兵器出土；尤以成都附近各县出土为多。时代上起商周，下至西汉。从考古角度看，这些兵器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
记：巴蜀文字的特点是什么？有无系统？
冯：1979年童恩正先生正确指出：“巴蜀境内，有中原文字的流行，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在春秋战国时代，本地还有另一种文字，这可能是巴蜀两族自己的创造。”他观察了独柏树戈和新田戈后，认为时代当属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从文字的结构来考察，这种文字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横行。它与汉字一样，应属于表意文字的范围；而且还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完全脱离了原始的象形阶段。”这段早期的论述，奠定了巴蜀文字研究的基础。
1991年学者段渝对巴蜀方块字作了深入的探讨。他同意恩正“表意文字”的论断，并认为那是一种相当进步的表意文字。其在字形笔画构成的总体水平上，基本达到直笔化和线条化，比直观的象形字前进了一大步。巴蜀方块字的行款，为从上到下直行排列，与古汉语行款大体一致。从戈文的分布地域来看，不仅是蜀地、巴地，连湘西山地也有发现，这充分说明它是一种通行的文字。这些方块字不能运用古汉字的规律予以解读，是不同于汉字的另一种古文字系统。巴蜀文字无疑是蜀人发明创造的成果，巴人正是借用蜀人的古文字，而不是相反。
从“二王并立”看蜀国文化
记：通过多年研究，你提出的“氏”字来源于巴蜀文字，依据是什么？
冯：言为心声。目前大量巴蜀器物上刻写的文字，绝大多数是开明王朝的产物。通过那些巴蜀文字的解读，能够使两三千年后的人们，略略了解当时蜀人的思想观念。
汉字也有借用巴蜀语言的情况。有一天我翻看《说文解字》，看到“氏”字，许慎的解释是，蜀人用“氏”字形容山上的石头将要裂开但还没有坠落的状态。不过，这种说法历来被学者视为谬误。
我是从事水文研究的，我比较熟悉地层结构，我联想到四川砂岩与页岩相互层垒的地理现象。我觉得“氏”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像一个凹有山洞的山坡，即四川人俗称的“凹崖腔”，山坡由砂岩和页岩构成，由于四川盆地独特的气候，较软的页岩很快被风化成山洞，上面砂岩因为压力过大便很容易坠落，经常伤到过往的行人，巴蜀人便根据山坡的形状绘成“氏”字的形状，以提醒行人。
所以，《说文》云：巴蜀名山岸胁之旁著欲堕者曰氏。氏崩，声闻数百里。这个氏字只有巴蜀人才造得出来，尽管在古汉语中“氏”字与危岩丝毫无关。我提出这个看法后，偶然在蒙文通文集里看到早就有类似的见解，欣喜与我们的不谋而合，但就此我就改口了——这不是我的发现，而是蒙文通先生的洞见。
记：你的解释十分精彩。你在巴蜀印章里还有什么发现？
冯：战国时期的巴蜀印章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古蜀开明王朝时期，汉字已经从中原传到了巴蜀，和巴蜀图语一起，成为重要的流通工具，并且出现了交叉使用的情况。
比如在“二王并立”的图章里，我们可以推测望帝、丛帝的情况。最典型的是印章中众多的“王”字。“王”字上面两横靠拢，下面一横拉得较开，具有汉字特征。最令人瞩目的是：巴蜀印章上往往有两个“王”字并列。我们知道，在孔子所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观念影响下，“二王并立”理念是不可想象的。我以为，这一奇特现象意在宣示杜宇和开明两个王朝并立，用以昭示仁义之心。新都马家场蜀王墓出土的开明王玺、印文中有两个并立的图像，也是同义。两朝政权和平过渡，宣传延续了很久，直到后来郫县望丛祠二帝陵墓相邻，都是“二王”现象的持续效应。
另一件有力的旁证，是1980年新都马家乡二大队三队战国木椁墓出土的铜方印，研究者认为它可能就是某代开明蜀王的大印。印文上半部中心是开明族徽；下半部有两人携手的图像，相携的两手化为刻有三星图案的玉版。在印中携手的这两人，应当就是二王，象征着杜宇、鳖灵权力的和平交替。
记：古蜀人对“仁”字有着独特理解。
冯：对！20世纪50年代巴县出土了3件长方印，两件印文为汉字“中仁”，我据此认为另一件两个巴蜀文字亦应为同样的字。你看，巴蜀文字里的“忠”，像不像内脏围绕着心脏？而判断为“仁”字的正是两个相向的人形。二人向左并列者为“从”，向右并列者为“比”，相背者为“北”，二人颠倒者为“化”。在巴蜀文字中，人形写作圆圈带尾的蝌蚪形，正以二人相对之形来写“仁”字。巴蜀文字“仁”字不仅写在漆器上，铜印上更是屡见不鲜。开明王朝写这个字的目的，并非接受儒家仁义学说。由此可见，如果真正研究本土文化，这样的事例是很值得深思的。
巴蜀文字消失与秦朝“书同文”制度，学者任乃强等人认为道教秘符里含有一些巴蜀文字，这很值得研究。
不容乐观的景况
记：目前大体有多少巴蜀文字？有多少人在从事研究？
冯：就我所看到的资料来看，大体有300个字、符。学者们大体辨认出31个，其中不少还含有臆测成分。
李学勤先生将巴蜀文字分为甲乙两类。他指出：“巴蜀文字甲”里的文字符号又可分两种：一种是常见的、重复出现的，比较简化，可各自独立，可能用以表音；另一种不常见的，比较复杂而象形，如动物、植物或人形，可能用以表意。这些观点很好，但也还有待考证和检验。
我深深感到巴蜀文字资料的系统整理、正式公布还是太少。至今没有召开过一次大型学术会议，许多材料仅分散见于各种文物考古报刊，我建议建立专门的巴蜀文字收集整理机构，及时公布相关文字资料以供研究。所谓重视本土文化研究，现在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就在我们身边，如果不加以重视，真有点拿着金饭碗去讨饭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