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9月11日讯】102岁的罗纳德•科斯9月3日在美国去世，在经济学家的队伍中，科斯的长寿显得鹤立鸡群，然而，比其长寿的生命来，他的学说和思想更为长久。
对中国而言，科斯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友善的，对中国能够施以同情并深刻理解中国发展走向的伟大学者。
科斯出生于英国，经历了20世纪几乎所有发生的重大事件。这使得科斯注重对事物的观察，并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科斯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将交易费用引入了经济学分析。今天在经济学科中作为常识的“科斯定理”——尽管他本人并不认可——来源于他早期两篇论文——1937年的《企业的本质》和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科斯也因此而在1991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时已是一个81岁的老人了。
关于“科斯定理”，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只要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初始产权界定给谁，市场都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这里的假定是交易成本为零，但真实世界的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科斯定理”也就变成为：不同的权利界定和分配，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制度的设置，或用科斯自己的话讲“生产的制度结构”，在生产过程中就不是一个像过去认为的无关紧要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尽管科斯有关产权和交易费用的概念提出了几十年，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它才吸引中国学者的注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缺乏指导改革的思想资源，科斯的理论和思想，很快被如饥似渴的中国学者大规模介绍到中国，致使科斯在遥远的东方有了大量知音。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少有学者没受科斯的影响，目前活跃于中国社会的很多知名经济学者，都是科斯的忠实“粉丝”。
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讲，科斯的理论在转型的中国，比其生活的西方，具有更高的适用价值。因为他所阐明的产权和交易，或者推而广之，西方经济学所关注的生产关系、制度、道德等，已作为经济活动的内在约束条件存在几百年了，不像在中国，这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因此，选择何种产权和经济制度，对经济的绩效不一样。经济学家们应用科斯的理论解释中国，一方面指明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是明确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它并不假定市场一定最优，而认为制度本身就是交易成本的重要原因，改革不仅要权衡不同制度的优劣，同时还必须考虑向新制度过渡的成本。
科斯的中国弟子，知名经济学者周其仁在其纪念科斯百岁寿辰的文章中曾说，中国改革的出发点，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以及个人、家庭、单位和地方的工作积极性过低。邓小平的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奥妙。其另一位中国弟子、制度经济学者盛洪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产权和市场。在农村，家庭有了土地承包权；在产业领域，人们有了创办企业的权利。
这与科斯自己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解释是一致的。在他101岁时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章中，科斯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是由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改革共同推动完成，即政府推动的改革和“边缘革命”。在他看来，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力量带回中国，从而促使中国经济崛起的是后者：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但正是它们，为中国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科斯用寥寥几笔，就将整个中国的经济转型解释得很清楚。
可以说，科斯是中国改革和转型的一个“不在场”的参与者，用中国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电唁”讲，科斯学说是中国改革的一盏明灯，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也有科斯一份至关重要的贡献。但科斯在中国的影响，不是官方直接用其理论指导改革的实践，而是像香港科大教授许成钢所说，主要源于中国经济学人在观念和思想上对科斯的认同和学习。由于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经济学家曾长期占据学界中心位置，所以，科斯的理论或多或少会通过经济学家们的努力而变成决策者的政策。
现在，斯人已逝，对于中国的转型和未来发展，需要中国的学者运用他们从现实中观察得来的理论和学识去解释，并提出应对方略，以使中国少走弯路，造福于人民。在这一方面，科斯依然是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的。
科斯虽然没来过中国，但他对中国的感情却很深，对中国的观察和认识也非常独到。在其和助手合著的《变革中国》一书中，科斯指出过去30多年中国市场转型只是起步，未来中国要转型成功，必须缔造一个自由和开放的思想市场。在科斯看来，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和规模虽然让人印象深刻，但在创新方面却乏善可陈，根源就在于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这是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严重缺陷。他认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基础和知识基础。假以时日，中国要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前提必须是有这样一个思想市场。拥有这个思想市场，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不仅能解释中国市场经济的运作，而且还能改变经济学。
这是这位百岁老人对中国学者的殷切希望，也是他以自己的睿智，对中国发出的敦敦告诫。它确实触到了中国的痛处，但也见证了这位伟大学者对中国的一片关爱。科斯从小深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而对中国产生好奇。然现在只能如他在2010年时说过的，“我将长眠，祝福中国！”
让我们也祝福科斯，在天国和其深爱的夫人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