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先生（看中国配图/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3年09月13日讯】中共革命第二大阶段的后期，就是众所周知的国共内战。在中国大陆所有的现代史教科书里面，都明明白白白地写着，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内战，是中共“要和平、反内战”，是中共为了解放全中国人民才“被迫”打的内战，又因为中共们是要“解放全人类”的，所以它又将这一场内战称之为“人民解放战争”。
由于这一连串自相矛盾的的弥天大谎，是中共用建政初期的大规模屠杀，其后不曾间断的残酷政治镇压，和它在新闻、出版、舆论乃至思想上的“铁血专制”，强行“浇铸”出来的；再加上毛泽东和中共在绝不准许任何人讲真话的前提之下，只允许他们自己“年年讲、月月讲和天天讲”；因而这个弥天大谎也就由于“戈培尔效应”，而变成了史实，更变成“真理”了。
然而，这却是对历史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栽赃”。
那么，历史的事实是什么呢？历史的事实就是，一个在本国人民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之中，非但不抗战，而且为了“发展”而无所不为的党及其军队，其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在外战结束之后，用它利用长期民族战所积累下的“本钱”，打江山和抢天下。否则，他便失去了“宁做民族罪人”而“拥军不打日寇”的理由；否则，中共的史学家们也就不会说，正是八年抗战，实际是“八年不抗战”，才为中共“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否则，也就不会出现，战后不论“国民党反动派”如何期求在战争的废墟上恢复和重建家国，特别是如何期求并推行民主宪政的建设，中共都要全心全意地将它们毁灭在内战的战火之中这样一个“历史的真实”了。
虽然中共夺权成功，国民党在内战中遭遇惨败，双方都有着数不尽的原因和条件；虽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反过来也就是共产党打败他们的原因；但是，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打赢内战、打败国民党，确实还存在着如下几个极为重要的具体因素：
第一、“八年不抗战”为中共捞足了打内战的本钱
历史的事实是：
在军事上，中共从不足二万人马发展成了拥有一百二十万正规军队和二百万民兵的农民造反力量。这已经是辛亥之后任何一家曾割地为王和持枪反叛的大军阀，所能够相比的了。
在经济上，中共既无对国家的责任，又因不打日本而没有战争费用的巨大负担；既能不断要求扩编军队而获得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军费，又能自己开展“大生产运动”即大种鸦片、大卖鸦片，以买枪、买炮准备内战；既不需要维持和发展战时的国家经济，却能依靠劫夺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强迫农民交物纳粮，而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这些当然都成了中共打赢内战的本钱。
在政治上，在“蒋管区”有舆论自由，而在“毛管区”却绝不容许有任何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中共不仅骗取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不明真相者的同情，而且它的在野党地位，和它有枪、有地盘、有实力、更有“共产主义美好理想”作为欺骗的旗号，又使得许多不明真相者和深怀野心者，与它相互勾连，狼狈为奸，并利用它来要挟政府和反对政府，就是恃共产党以要挟国民党。
再加上国民党在明处，共产党在暗处，所以国民党有错，岂但举国皆知，而且举国能反；相反，若是共产党有错，却是举国无知，当然也就不可能反了。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不知蹂躏了我们多少同胞女子，由于中共不给讲，便无人知道，更无人敢反；但是，由中共蓄意制造出来的，美军“强暴”中国女学生沈崇案，却能够把全国闹得天翻地覆。在国民党统治区是基本民主的和开放的，共产党统治区却是绝对专制的和完全封闭的这样两个极不相同的历史状况下，中共的舆论欺骗实在是欺骗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和无数的国际人士，尤其是影响了美国对内战中中华民国的政策。这就为中共发动内战打败国民党提供了先天的极大优势。
在统治区域上，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就已经在他“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里面说道：“今天我们已经领导着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了”。相对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发动前，中共只在陕北领导着不足三县之地的情形来说，它的“战争创强”倒确实是“成果辉煌”。
而中共自一九三七年劫夺和发展起来的“抗日根据地”，撇开它的两个合法的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政府不说，它还在全国“发展”了十六个活动基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府，八个设立了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其势力范围也早已超过了辛亥以后任何一家大军阀。再说他挂的是“镰刀斧头旗”，唱的是“国际歌”，所以，它已经完全是一个“国中之国”。因此，战后中共不但有条件发动内战，而且完全有可能打赢内战。
第二、中共借抢夺受降权立即发动了内战
首先，毫无疑问的是，唯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因为：一是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二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并坚持了全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三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就已经宣布它的政权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府”，并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接受。其军队亦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因此，中共只能拥有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国家军事委员会领导与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却绝不应该拥有非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就不说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坚持“日蒋火并”的卖国主义路线，坚持假抗战和真扩张的阴谋策略，早已使他们在道义上和在实际上，丧尽了对日受降的权利了。
然而，中共及其“养在深山、长在敌后”的百万农民造反大军，却将“对日受降”看作他们走出深山、开始打江山和夺取政权的“非常历史机遇”。八年来，他们宁愿不抗日、假抗日、阴谋扩张直至阴谋卖国，也就是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八月九日夜，当延安意外获悉日本投降和苏俄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在延安立即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对日本占领军“实行广泛进军”的命令。这个自八年抗战开始以来，由毛泽东对自己军队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命令，其用心，乃是命令他的军队“扩大中共的解放区”。
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时内，毛泽东又向他的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命令，其目的竟是“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毛泽东甚至一再命令各地中共军队，要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强行“收缴日军武装”，并“将反抗中共受降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同时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只能向中共军队投降”。
八年来养在深山、长在敌后、养精蓄锐、旨在打内战夺江山的中共军队，就像猛虎出山般地开始了对受降权的疯狂争夺。中共终于开始“全面抗日”了，毛泽东也终于下命令要“全面抗战”了：
八月十二日，中共军队在华北用运动仗包围了三万不愿意向他们投降的日军，打了一场从未有过的“抗日大战”。
九月十二日，中共竟围歼抗日名将马占山由绥远进至察哈尔受降的东北挺进军三千余人。
十月十七日，中共又开始调动军队对归绥的傅作义部展开包围，获得了八年抗战以来“专打友军”的又一个辉煌“革命战果”……内战已经为中共明目张胆地发动起来了。
八月二十八日，当毛泽东在蒋介石的三请四邀、特别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去重庆和谈时，他临行时给已经抢夺了五十九个城市及广大地区的中共军队留下的，竟仍然是“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的大打内战的命令。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四十天内，中共军队不仅又抢占了三百座县城，而且为破坏政府军北上受降，还成立了“交通控制队”。他们切断铁路干线，抢夺交通要道，夺取“府城县城小市镇”。他们剪电线，扒铁路，中断平汉、津浦、胶济铁路近二十次。他们还在河南决黄河，在江苏、山东决运河，在河北决永定河、子牙河，同时破坏工厂和矿山。仅就这些中共的所为而言，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国内战，究竟是谁发动的，还有必要一辩吗？
第三、中共在苏军的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
众所周知的是，不论是从大清朝亡明的历史教训而言，还是就日本侵华的现实教训而论，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东三省，都是侵略者和造反者的必争之地和必储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泽东，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议将东北籍的同志选入中央委员会，理由就是“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他要打内战和夺江山的用心昭然若揭。
我们再来看以下的事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在毛泽东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出第二、三、六号命令时，就已经以“为配合苏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接受满州敌伪军投降”的名义，命令原东北吕正操部、原东北军张学诗部、原东北军万毅部、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现驻华北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所部等，“立即统帅所部随同八路军和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不得不赴重庆谈判前夕，决定立即“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并拟定了“干部先行，军队后行，以建立热河根据地为军队大举进入东北作准备”的策略。随后，中共中央又命令李运昌部以配合苏军作战为名，相机进入东北，然后命令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配合苏军进攻山海关。更于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东军区派出一个营的部队，由吕其恩、邹大鹏率领乘船从烟台渡海，以试探武装抢占东北的可能性。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军队吕其恩和邹大鹏部于辽东半岛的庄河上岸，占领庄河县城，并向大连进发。中共冀东李运昌、曾克林部又在苏军默许下，于九月三日乘火车出关东进，于九月四日进入锦州，六日进入沈阳。苏军远东司令部为正式与中共“通气”，于九月十四日派出乌兹别克上校，并由中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陪同飞赴延安。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刘少奇与代表苏军元帅马林若夫斯基的乌兹别克上校会谈。乌兹别克上校公然违背美、苏、中三国的协定，同意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交给中共军队。刘少奇为抓住这一“千秋一遇”的历史机遇，立刻派遣彭真、伍修权等与乌兹别克上校同机飞往东北。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将“要以二十万大军借受降而争夺中原”的计划，立刻转变成为“向北发展和向南防御以全力抢占东北”的计划，并决定将长江以南的部队撤往江北，将江北的部队撤向山东，将山东、苏北的部队主力和晋、察、冀部队一部立即派进东北。这才是毛泽东愿意在“双十协定”里写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的“底牌”。中共十几万主力部队与两万多干部，又立即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他们扔枪械，穿便衣，走小路，水陆兼途，马步兼程地开始了强占东北的急行军。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中共军队已有十一万多人抢进了东北。先后抢进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就有二十余人。林彪被任命为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当中华民国政府按照中苏双方的协议，决定派出政府官员进驻东北时，十月四日，中共东北当局曾密电中共中央称，苏军向他们表示“已下最后决心，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即把苏军在东北缴获的所有日军装备全部交给中共。至十一月下旬，中共出关军队已经从苏军占领的原日军仓库中，取出了十万枝枪和三百门大炮。至此，中共终于因苏联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背信弃义，而抢进了东北，并且立即得到了大批的军火物资。
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经抢进东北的中共军队又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二十七万多人。他们在苏联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现代军事装备，而且收编了三十万原汉奸军队，留下了八千侵华日军，以补充他们这支旨在中国打天下的队伍。这对于提高中共农民造反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和现代化作战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上述事实确已证明，内战早已开场，大战更无可避免。在对日抗战中养精蓄锐八年的中共卖国军队，终于怀着他们早已铁定的打天下决心，在苏俄的阴谋支持下，抢夺了祖国的东北“宝地”。如果开一句历史的玩笑，就是：一场由斯大林改写的，“由苏军引共军入关”，而夺取中华民国江山的新编历史剧，就要在万里狼烟中上演了。
第四、中共一再地破坏中华民国的宪政建设，为打赢内战廓清了道路
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破坏是空前的。虽然我们是一个大国，而未陷入“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境地，但是，日本长达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华战争所带来的极大破坏，亦同样使她满脸是泪，浑身是血，遍体鳞伤。此时此刻，任何一个爱国者，爱民者，或曰任何一个有着起码的良知者，都不会、也不愿意在这一场人类浩劫刚刚结束之时，为了一己的私欲而立即开启一场内战，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加悲惨境地。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当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由于在抗战期间就开始了对战后民主宪政的准备，并公告要在战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因此，如无其它特殊的原因，战后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非但应该能够顺利进行，而且中华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成功，即军政、训政的结束，和还政于民的实现，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对中共持续八年假抗日、真扩张的卖国行径了如指掌，又对中共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夜起，就立即发动了内战的行径历历在目，因此，倘使说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竟丝毫没有一举解决中共叛逆的愿望，非但不符合事实，而且也不尽乎情理。国民党政府在不得不打的情势之下，也只好打打谈谈，甚至在忍无可忍之时，亦想一举歼灭中共以“绝我民族大患”的事实，恰是这种心态的说明。
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基于国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为了避免内战和利于战后恢复，曾对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让步。他们主动地和一再地邀请中共和谈、协商，主动地和一再地吁请国际社会调停和帮助，甚至数度对中共虚位以待，直至做出种种过份的退让，无非是希望中共能够罢兵休战，以共同参预战后的中国民主宪政建设。
然而，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借争夺受降权而发动内战、抢占东北的一再容忍，中华民国政府为邀请和等待中共参与国家宪政建设所做出的种种让步，非但只能使得已经发动了内战、并已经抢占了东北的中共胃口大开，而且，更为这一伙二十余年来一直梦想要颠覆中华民国的“马列子孙”，一次又一次地送上了天赐良机，直至造成了战争利于他们时，他们就公然撕毁协定，大打出手；战争形势一旦不利于他们时，他们就虚与逶蛇，高喊“和谈”，以积蓄力量，伺机反扑。从而一再地造成了它们在内战中的优势，为它们终于打赢这场内战，赢得了时间和机遇。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也曾在抗战胜利后高喊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口号；也许还有人会说，中共曾经反对过内战，要求过和平，甚至于有过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愿望和设想。或许，这都是“事实”。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它们不过是中共所惯用的“革命的两手策略”罢了。因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反内战，是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话，那它就非但不会反对和破坏战后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建设，而且只会积极投身这一建设，更不会将中华民国于战后所一再推进的宪政建设，当成他们数度发动和扩大内战的“战机”。
那么，中共究竟使用了哪些手段，来破坏战后中华民国宪政建设的呢？
一、中共破坏双十会谈和双十协定
首先，双十会谈的起因来自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蒋曾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一日之内，就连续向毛泽东发出了三次和谈的邀请。二是蒋介石因毛泽东“顾虑安全问题”，而亲自敦请美国大使赫尔利亲赴延安陪同毛泽东同机往返重庆和延安。三是斯大林亦因蒋介石的请求，而于八月二十日致电毛泽东，要他赴重庆谈判。然而，如我前面所说，毛在临赴重庆前向其党人发出的指示，便是“继续发动攻势”，毛更在和谈结束刚刚回到延安时，又马上向他的军队发出了“立即向蒋管区发动进攻”的命令。毛泽东何有丝毫“谈和”的诚意？还是他自己说得好：“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这才是毛的真心话，因为他要欺骗国人的目的达到了。
二、中共破坏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前后，正值中共抢占东北和必须巩固东北之时。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东北局的指示信。该信指示说：“我党现时在东北的根本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一九四六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由是可知，彼时彼刻，中共参加政协会议是假，而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才是真。
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尚未结束，中共为了建立和巩固它的东北军事根据地，已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单方面提出了四条要求。其中关键的两条，一是要求政府承认并整编刚刚伪装抢占东北的十数万中共军队、即改名换姓的“东北民主联军”。二是要求政府承认刚刚由他们抢占东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据地“自治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以公然反对和要挟政治协商会议。因要求未能得逞，中共便立即大打出手，于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长春，并夺取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唯一的一场真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遂只能以中共在东北所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来作为它痛苦的归结。
三、中共破坏“制宪国民大会”
虽然中共在双十会谈和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均按照它的“既定方针”，照打不误，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还是对中共采取了一条“和平未到最后绝望时期，仍不放弃和平”的“抗日式”决策，所以，按照政协会议的决议，仍然坚持邀请中共参加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召开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但因此时，中共在东北的内战正打得“顺手”，所以，它便要求于国民大会召开前就按照它的意愿先改组政府，后召开“国大”，国民政府只好将制宪国民大会延期半年。之后，当蒋介石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战胜利周年纪念日发表文告，提出六项主张，表示愿意先改组政府、再召开国大时，中共又提出必须在四十名政府委员中，由中共占十席，民盟占四席，然后再将一名无党无派者的席位拨给中共推荐，以求稳获三分之一票以夺取否决权，借以阻碍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同时，中共还在张家口集结重兵，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所提出的“政治问题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不屑一顾，企图将东北的内战烽火烧向华北，以威胁召开在即的制宪国民大会。
由于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中共的无理要求，政府军又在张家口挫败了中共的军事攻势，中共才在战况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参加制宪国民大会的名单，以行缓兵之计。但是，当政府为召开国民大会而单方面宣布张家口停战十日，中共于张家口的不利战况已得以解除时，中共又为夺取否决权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员中占十四名不可”，并要求政府军于关内恢复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战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时要求马歇尔转告美国政府，不要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并从中国撤兵。因为美国调停虽然大大地帮助过中共发动内战，但此刻已经成为它进一步发动内战的绊脚石。
最后，当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已达开会期限，中华民国政府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参加会议，不仅于十一月八日再次颁布全国性的停战命令，而且再次将会议延后三天，专门以待中共。然而，直至三天后会议已经开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参加会议，并且于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总部名义正式发表声明，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甚至宣布要筹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十二月十六日，中共在南京的发言人已经宣称：“我军已于各地先发制人，并准备奋斗到底！”
我显然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制宪国民大会上三读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艰难奋斗才获得的巨大民主成果，并成为现代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历史性丰碑。这一部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经明确地写入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和各级监察、考试委员必须超越党派”等条文的真正民主宪法，虽然中共曾派人参加修改和制定，但它却在最后一次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虚假的停战谈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谈判时，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谈判条件，就是“必须废除《中华民国宪法》”。如果套用中共开山人物李大钊的话来说，就是“专制与民主不并存”吧。
第五、中共打赢内战、打败国民党的五个关键手段
第一个手段就是“假谈真打”和“利用美国又反对美国”
所谓“假谈真打”，我就不多说了。而所谓利用美国又反对美国，我想补充的是，由于美国对中共非但不了解，甚至曾浪漫地认为，国民党才是专制的，共产党才是民主的，所以，在中共已经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内战时，它竟一再地包庇中共，为难中华民国政府。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共，是要利用美帝国主义的，并因此而占了不少的便宜。后来，当美国已经明了中共才是真打和狠打，甚至要求中共停战，并要追查中共劫杀军调小组两名成员一案时，中共便立即策划利用所谓民族情绪，不择手段地发动了一场反美运动。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第五十四军五十三团曹志福部在河北香河县安平镇召开“反美运动大会”，高呼反对与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马歇尔滚回美国去。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曹志福部又袭击路过安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三十余人，当场打死美军三人，伤十二人。事后共军再次袭击塘沽附近美军军火库，美军死五人，伤十六人。这就是中共一手策划的“安平事件”。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党员、职业学生沈崇勾引一美军士兵于北平跑马场野合，并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员“当场捉奸”，在全中国制造了一场人尽皆知的“美国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案”，“激发”了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更为中共发动一场反对美国“支持反动政府打内战”的反美运动，制造了有利的舆论条件。与此同时，中共却绝不会为无数遭受了苏军奸淫的东北女同胞发起一场“反苏运动”，因为苏军支持并帮助中共打内战，颠覆中华民国。虽然中共职业学生沈崇在用自己的贞操为中共欺骗天下之后，所得到的奖赏竟然只是中共无情的“遗弃”。今日已经在美国定居的沈崇女士，对自己的年轻时候的“上当受骗”，已然是“痛彻心脾”。
第二个手段就是在“毛管区”发动军民打内战，却在蒋管区发动人民和策动学潮“反内战”，以开辟中共打内战的“第二条战线”。请大家看下面的事实：
一九四五年年底，就在中共需要时间以建立和巩固它的东北根据地时，中共发动了昆明学生运动，它的口号就是“反内战与要和平”。而一九四六年的“一二一”学生反内战运动，就是这场运动的高潮。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则是：“一二一运动，就是为开辟这条战线而吹响的第一声号角和点燃的第一堆烈火。”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当中共在内战中战况不利时，中共又策动和组织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和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这个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负责人和后来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
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蓄意策划沈崇事件就是为了发动一场以“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为借口的“反美运动”。用中共党史学家们的话来说，这场运动在“性质、规模、影响和作用方面与历次学生运动相比，不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蒋斗争中，仅次于人民解放军”。
一九四七年春天，当内战处于胶着状态时，中共又一手策划和领导了名为“红五月”的学生运动，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用中共党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学生运动，又把“经济斗争、生活斗争上升到了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小型的分散的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的斗争”，从而被中共称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新起点”。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蒋管区的斗争方针的指示电”已经指示说：“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更在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文章中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对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页的注释，则这样地评述道：“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新的高涨，逐步形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于是，中共党史专家便对中共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的作用，兴奋地评价说：“一是从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二是从军事上间接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作战。三是从组织上为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大批骨干。四是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战役的军事斗争。”
事实证明，由毛泽东和中共编剧导演，和由单纯的青年学生们上演的“第二条战线”，就是这样地为中共发动内战和打内战，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马功劳。一九八九年当中共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在北京屠城之后，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对他的后人说：“当年，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天天三菜一汤吃得饱饱的，可是吃饱了便跟着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国民党也不曾开枪打我们。今天想起来，实在是令我无地自容。”
中共打赢内战、打败国民党的第三个手段，就是毛泽东使用了绝不用来打日本的“运动仗”，即“人海战术”。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向他的军队指示说：“战胜蒋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运动战。”与他在八年抗战中坚决不准许他的军队打运动战，只许他的军队打游击战，实际是“游而不击”，可谓“大异其趣”。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又对他的军队进一步指示说：“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由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灭敌军的一个旅（或一个团）。”然而，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命令他的军队主动地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过日寇的一个排，更不用说是一个团、一个旅。查遍《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就是“抗战卷”，非但查不到这样的一句话，而且查不到他任何一个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打日本的命令。但在《毛选》第四卷，却几乎全是命令他的军队狠打内战，和必须全部歼灭国民党军队的命令。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更进一步地指示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方能有效地歼敌。不论在战略上，战术上，都是如此。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指挥员，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然而，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虽曾亲自指示他的军队要练习打运动仗，却绝对不准许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用运动仗来抗日杀敌。因为，那是专为打国民党抢天下准备的。
我想说明的是，毛泽东所谓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运动仗战略战术，说穿了便是人海战术。也就是残酷的“人肉战略和人肉战术。比如淮海战役以政府军死一人、中共军死五人为中共所赢得的胜利，就是中共“人肉战略和人肉战术”的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内作家所攥写的《雪白血红》一书，就是对中共运用这种惨无人道的“人肉战术”的揭露。
中共为了彻底歼灭长春守城敌军，与为了逼迫敌军投降而不惜饿死十数万长春人民，并且连逃出城来的老百姓也要将之堵回去“饿死”的“战略和战术”，和中共在内战期间用枪口逼迫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打冲锋，甚至逼迫地主、富农家的妇女裸体打头阵的“战略和战术”，虽然为他自己的后辈军人所不齿，但是，中共却正是依靠这样的“战略和战术”，才打赢了那一场内战。在中国大陆，随着历史反思的日渐深入，不论中共采取怎样的禁锢，上述惊心动魄的史料都正在利用各种方法和渠道重见天日。
然而，中共使用人肉战略和人肉战术，则人命何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从农村而来。由于中共一手高举着西方的共产主义思想，一手又采取了“实行分田分地”的欺骗策略，因而才获得了穷苦农民、特别是农村中流氓无产者的支持。这样，毛泽东旨在打天下的农民战争，便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广大兵源。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就在他的“五四指示”里面指示说：“三个月的经验证明……凡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执行得不坚决……，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都要坚决地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又明确指示说：“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毛泽东就是这样地既解决了打内战的兵源问题，又解决了地主富农对中共发动内战“必然要进行破坏”的问题。中共意在打江山的这一场农民战争，也就胜券在握了。然而，参加了和支持了中共发动内战的中国农民，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内战才“欣遇”过中共“缓和态度”的地主富农们，命运又将如何呢？前者以他们成为共产农奴和被饿死数千万人命的历史命运，作了最为痛切的回答；后者则以转瞬之间便被镇压了二百余万的历史惨剧，为毛泽东和中共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和建立专制极权统治，而成为最早的一批惨死者和牺牲品。
这就是历史的惨痛回答。
中共打赢内战的第四个手段就是不惜出卖祖国权益以争取“俄援”。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共打内战的本钱，一是靠八年不抗战所积累，二就是靠出卖祖国的权益向我国的世仇大敌苏俄所换取。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岗、彭真、谢觉哉、李富春和苏联代表米高扬、康斯诺夫、高尔金、哈尔更、巴布诺夫曾就军事援助中共一事，于哈尔滨签订了《哈尔滨协定》。
“协定”一是中共承诺苏联对我国东北陆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权益。二是中共应对苏联提供有关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军在中国行动之情报。三是中共应以东北物产包括棉花、大豆及其它战略物资，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应苏联。中共允诺中国辽宁、安东等省特别规定区域，划归北韩军队驻扎，并在将来适当时期并入朝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共又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莫斯科协定》。该“协定”的主要条款，一是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境内矿产的权力。二是苏联有权在中国东北和新疆驻扎军队。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军队应依靠苏联军队作战。四是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于中国。五是如果欧洲爆发包括苏联在内的战争，中共应派遣远征军十万人及劳工二百万人支援苏联参战。
中共因此而获得了二次大战中美国援助苏联的、价值三十四亿美元的武器，获得了飞机、大炮、坦克，装备了十一个现代化的师，训练了三十万原汉奸军队，甚至使得部分苏联红军成为中共人民解放战争的“指挥官”，直至成为中共解放军的空军和坦克兵。
所以，中共绝不是以“小米加步枪”便打败了国民党，而是以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并在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下和苏联的支持下打赢了那一场内战。
第五个手段，中共靠的是二十余年实行“挖心战术”所获得的重大成就，才打败了国民党。
中共建党后曾四度打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两度公开两度隐蔽。第一度是在苏俄命令和指使下直接加入中国国民党，公开参加广州国民政府，窃据了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许多高级职位，把持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部分各级地方组织。
第二度是在国民党清党和苏俄在中国直接领导的共产革命失败后，中共曾利用一度打入国民党所留下的关系和影响，打进甚至掌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门，尤其是特工部门，不仅为共产党屡建奇勋，诸如策划西安事变等等，更为后来深深地埋藏下了一批“有用之才”。
第三度是在抗战时期，中共重新开始合法地进入各级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布下了重重关系，用毛泽东对重庆地下工作的指示来说，就是“隐蔽精干和长期埋伏”。中共本期对国民党的挖心极为重要，犹如第一期一样，是在合法的幌子下，更在中共因不抗战而能够长期全力以赴的情形下进行的，所以才为后来中共发动内战和打赢这一场内战，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布下了“天罗地网”，暗结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大家都知道，中共有一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做“看不见的战线”。
第四度是在中共所谓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共于前三度已经在敌人内部建立了一条极其深入的“看不见的战线”，这一条战线，既能直达蒋介石身边，如担任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了国民政府调动军队大权的中共地下党刘斐中将。所以，当国军连自己还不知道要被调动时，延安就已经得到了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了“必胜”的作战计划。
所以，“解放”后，毛泽东才会表扬刘斐是解放战争的真正功臣。又如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因能将胡宗南大军决策进攻延安的计划，准确地通报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所以，胡宗南打进延安时，所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为此，周恩来曾经欣然地说道：“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保密局长的杨尚昆，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纪念李克农诞生九十周年”的文章时，曾坦白地承认：“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顺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挥层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及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这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如我刚才所说，因它早在抗战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被不抗战而有充分时间从事“挖心”的中共将它布置妥贴，所以，当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一旦陷于窘境时，国民革命军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军事势力，也就是哪些曾朝附夕叛的地方封建军阀们，就叛变的叛变，反戈的反戈，“起义”的“起义”，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临极而生变，实际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时机罢了。中国大陆出版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一书，就把中共如何长期勾结这些残余封建势力的行经描写得栩栩如生。
当然，中共打赢内战和打赢国民党，还有一些其它的因素，有的，属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自身的一些原因，我已经在前面讲过了；有的，则为毛泽东和中共打内战的智慧和才干所决定，对此，中共及其御用的历史学家们，甚至是御用的文人们，也都是肯定的肯定，歌颂的歌颂，早已是不亦乐乎，自然也就用不着我来凑热闹；有的，自然是来自人民和中国知识份子自身的原因，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也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
这里，也就不再多说了。但我只想再多说一句的就是：各位华侨和留学生朋友们，虽然中共就是这样地打赢了内战，打赢了国民党；但打赢了国民党和内战的中共，又给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一个怎样的命运呢？这，虽然也无需我再讲下去，但，却又最应该是由我们所有中国人都来加以沉痛反思和深刻认识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