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9月30日讯】突然想起去年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的文章：500年前欧洲首富Fugger为穷人盖的廉租房，至今维持得甚好，房价从来不涨，月租仅0.88欧元。我曾经在第一时间写文章介绍过，但照片从来没有贴出过。于是，就从网上剪下照片发在微博上，并写下如下的话：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任志强声言‘不给穷人盖房’。茅于轼称廉租房不能修私人厕所。看看下图。这是500年前欧洲首富Fugger给穷人盖的廉租房。租金500年一分不涨，现在是每月0.88欧元，管理得井井有条。我将继续展览照片，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面对500年的榜样。”
德国令人震撼的廉租房，500年前的慈善
这段小小的文字和图片被大量转发，自然也传到了任志强那里。他立即作出回覆：“何需与这种傻B争论？华远数次高价投标给穷人盖保障房，早在各媒体报导多次了。不给穷人盖房子只是傻B自造的谣言，也想强加于他人？”再过八小时他有改了主意，说要“开骂”，当然最后还是归结为“傻B”。
我对任先生运用“傻B”这一词汇有些意外。我们这代在文革中长大的人，父母下干校未能及时管教，养成说脏话的习惯，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语言是对妇女的不尊重。坦率地说，我自己就有这种难改的怀习惯，甚为羞愧。不过，如此随意地就把这样的词汇带进公共讨论中，至少说明了一个人自我膨胀的程度吧。
不尊重人倒在其次。至少应该尊重事实。我网上随意搜了一下，找到任先生如下的话：“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这些话被媒体铺天盖地地报导。难道是我“自造的谣言”吗？
住房政策问题，所涉及的技术细节非常复杂。比如，我也一直赞成保障房应该由政府解决。不过，这并非政府自己盖房。任何政府都不应该自己盖房。政府应该确定政策目标，然后到市场上购买实现这种目标的服务。具体到保障房建设，就是要在市场上公开竞标。此乃市场理性所决定。对此，我和任志强大概并无原则上的分析。至于政策细节的分歧，按说也可以通过理性来辩出是非。
但是，在理性之外，还有感性的层面。诚如写了《国富论》的亚当.斯密花了更多的时间（实际是倾毕生之力）撰写《道德情操论》一样，理性之上还有价值。理性如果服务于错误的价值目标，那么理性越强就危害越大。
什么是我们社会的价值目标？这里一个基本的底线，就是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有基本的责任。如果我是任志强的话，我至少会说：“我是盖房子的，当然希望为穷人服务，为社会大多数人服务。可惜，企业必须尊重一定的市场规则。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中，没有一个企业能够通过为穷人盖房而活下去。所以，政府应该出台具体的政策，使给穷人盖房也变得有利可图。这就能鼓励企业在良性的制度框架中通过竞争提高为穷人服务的效率。”这并不是任先生的朋友茅于轼所谓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效率”为“公平”服务，为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服务。
住房政策的讨论卷入许多感情因素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市场经济本来就有赢有输。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则经常导致赢得不公、输得也不公。在这种情况下，输的人没有得到基本的保护和补偿，乃至愤怒，甚至偶动粗口，也是人之常情。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些在这一不公正的游戏规则中占尽便宜的人，也会如此愤怒、甚至动粗口呢？
我对任先生记忆最深的，还是他几年前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杂志采访时“最不愿意捐钱给穷人”的那番话：“我从那儿(任曾经插队的落后村庄，人均年收入400元)拉了60个人到北京打工，我让县武装部组织培训，还专门开车去拉，怕他们走丢了，拉到顺义别墅区里当服务员、当保安，我一个月给(每人)300元的工资，管吃管住管服装。可是，不到两个月，他们全跑光了，宁愿回去受穷！干了一年半的只有两个人。该不该穷？我说我再不给你们捐钱。活该！”。
在今年的富士康事件之后，人们对这300元工资有多厚道应该更有理解力了。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社会里。如果这个社会给了你如此大的成功机会，而你转过身来对这个社会中最不幸的人说“活该！”这代表了你的价值。如果你的市场理性为这样的价值服务，人们当然会感到毛骨悚然。我希望任志强好好想想：当年你口口声声“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现在看到保障房有利可图，又厚着脸皮回来竞标。而我们的社会不计前嫌，还照样给你在穷人身上赚钱的机会。应该说，这个充满了穷人的国度，对你已经厚道到了娇惯的程度。难道你对不幸的阶层回答，竟还是一句“活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