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0月05讯】2．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苏俄和中共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公然篡改成为“旧的和新的两个三民主义”，甚至用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之所谓三大政策，来掉包式地作成“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实在是对孙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公开背叛和欺骗。历史的事实是：
一、孙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义思想，并在1905年《民报》创刊号上正式阐释三民主义的精义，直至他1925年3月12日辞世，就从未说过他曾有过“新、旧”两个三民主义，更未说过他有了“新”的三民主义，已不再要“旧”的三民主义了。
二、查遍《孙文全集》和中国国民党文献，亦从来没有新、旧三民主义之任何提法与说法。1924年1月，自国民党“一大”召开，“联俄容共”做法付诸实行始，直至该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系统讲演三民主义 —— 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后成书出版凡数十万字，他讲的仍然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非但没有所谓“新”，亦更没有所谓“旧”，自然也就不可能称那个由苏俄顾问和中共一起制造的“三大政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义了。如果要有什么“新”，那就是“新”在他曾于民生主义第四讲中，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俄国的共产革命——这才是孙中山先生于民主革命理论建设中，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贡献。因为正是这个贡献，才在民主革命理论上划清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根本界限。
三、所谓“新三民主义”，即被苏俄和中共解释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纯属捏造。近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反思的结果，已一再证明它们不过是共产党的“创作”。中国大陆学者陈锡其早已在他的论文“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中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是日后‘总结’的提法。”至于日后是谁总结的，他显然不敢说。另一位中国大陆学者黄彦则进一步于论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它的二十三条（一作二十二条）对内对外政策都没有这样的条文。”如果说这两位大陆学者已经论证，所谓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纯属“虚构”，则中国大陆学者鲁振群尤在他的论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里面，进一步地证明说：“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月及12月间由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因为为了拖延、反对和破坏中国国民党与蒋介石所领导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决议谓“迎汪（精卫）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个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档，竟是共产党的档。是因为孙中山先生逝世，蒋介石护党，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着中共为再度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北伐和意在打倒国民党新领袖蒋介石，而使用的阴谋策略。并且，直至1927年春天，才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在武汉创办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首次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首次公开称这个所谓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然而，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两年有余。然而，十年之后，在毛泽东和中共曾数次发表的“抗日”宣言和决议中，竟又将由他们所“创作”的“新”三民主义，“还原”成了“旧”三民主义，并一再地表白他们愿意为实现孙中山先生“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而坚决奋斗了。
由是可知，“新三民主义”既为中共所捏造；三大政策亦是苏俄和中共的“政策”。因而，指孙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义”，并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义”，更借宋庆龄之口，妄指它们竟是孙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义和政策，则只能证明中共既要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大旗，以为正统；又要毁孙中山三民主义，以进行谋篡、背叛和欺骗。
在中国大陆，有许多小学生，包括少年时的作者，都曾问过他们的历史老师：“新三民主义里面怎么连一个‘民’字也没有呢？”
这个问题的简单性，自然令人一目了然；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可怕性，却使得所有的历史教授、历史教师们不能回答和不敢回答。其中的奥妙，只能令味之者无极。(本文选自辛灏年所着《谁是新中国》上卷第三章)
3．农民运动好得很
早在1923年5月, 共产国际就告诉中共：“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它要中共“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就是遵循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发动起来的。
广东的陆海丰是农民运动的起源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早期农运的中心很快由那里转移到了湖南。到1926年11月底，湖南全省已有54个县建立农民协会，会员从北伐前的40万上升为107万；到1927年1月，会员又激增至200万。
究竟如何看待和评价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运动？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两种声音。反对者说“糟得很！”。赞成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称这场运动为“农村大革命”，认为“好得很！”“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直到今天，中共仍称颂这场运动 “动摇了帝国主义、官僚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新华社北京７月１日电，《人民日报》2006年7月2日 第2版)）
那么，毛泽东和中共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呢？是不是经得起客观事实和历史的检验呢？这正是我要在这里加以讨论的。
在做出结论之前，还是让我们先回到当年的历史环境中，去追溯一下中共早期农运的实际情形。不论是广东还是湖南，在中国的传统乡村里一般都包含着三种不同的社会成分。一个是地主，或者讲叫士绅。另一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再一个就是閒杂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贩夫之类。这后一种人大都游离在乡村结构主体之外，参加不了任何意义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乡村中最为人所不齿的人物，有的学者把他们命名为乡村中的“边缘力量”，中共则常称他们为“流氓无产者”。在乡村平静如常时，没有这个力量的发言地位。
在农运起来之前，当时的中国乡村基本上是平静自足的。为了打破这种平静自足的传统乡村秩序，中共赖以发动农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几个经过培训的农运干部进入乡村，凭三寸不烂之舌，聚集流氓无产者彻夜谈心，向他们灌输诸如“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的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地主饭桌上的白面馒头是从你这儿剥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类“革命思想”，挑起乡村痞子们对富户士绅的不满和仇恨，钩起他们人性中恶的那一面。试想，对这些没有文化、头脑简单、性格粗犷、敢打敢冲、目光短浅，仅仅关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随众盲从的乡村流氓来说，还有什么比名正言顺地把地主家里的大鱼大肉、绫罗绸缎夺过来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地打几个滚更让他们感到刺激与神往的呢？！于是，不用费太大的劲，很快他们便被中共派来的农运干部发动起来了，成了所谓的“革命先锋”。
在农民运动的开始阶段，一般农民都害怕出头，于是中共的农运干部便唆使“革命先锋”打头阵，捆绑地主士绅，冲进他们家里打砸抢抄，杀猪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眼见有利可图，场面热闹，许多贫苦农民于是也开始跟着起哄闹事。就这样，斗争地主士绅的声势越来越大，卷入的人也越来越多。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 “在乡村的共同体的传统作用下，这种暴力的场面会造成一种你必须置身于其间，否则连命也不保的局面，这就是胁迫。于是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被冲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中国的军阀混战到1926年时起时伏已进行了10年，自1912年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除非处在两军交战的地方，老百姓生活照旧。但自从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兴起后，原有的社会架构崩溃了，暴力横行，到处是一片混乱，整个乡村陷入了血腥的恐怖之中。与此同时，农会的暴行也迫使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不得不起来反抗，以暴抗暴，以恶还恶。
以湖南农运为例，这场运动从1925年春天开始，到1927年五月达到高峰。中间才两年时间，但不到一年就开始失控了。当时湖南全省农会会员人数号称有200多万，他们无所顾忌地揪斗枪杀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不仅夺了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而且把各县的政权机构也打掉了，发展到极端时，在长沙城里也大开杀戒，从乡村到县城上演了一幕幕极度血腥、混乱和疯狂的闹剧。结果闹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他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更多的人被打死。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着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当时中共与宁汉分裂后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在后方却受到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恺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国民党左派唐生智部下，马日事变前两日他在河南作战时，长沙总工会却抄了他在长沙的家并逮捕了他的父亲游街。何键闻讯后急电湖南省政府，大骂总工会捣乱后方。甚至连当时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给湖南农会写信求情，让他们不要把他父亲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没几天农会照样还是砍了他父亲的头。
而最叫人震惊的是农会竟杀了湖南大知识份子叶德辉。叶当时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惯农会的暴民作风，在农会开会时送了一幅对联意涵讥讽：“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亍犬，都是畜生。”中国传统读书人有了名，闹点小脾气社会一般不以为忤，统治者也不敢随便杀他们。但叶德辉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对联被农会以“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了。
即便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当时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承认湖南农运过激了，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当年北伐军的大部份军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与农村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农会打杀地主士绅及其家属、亲友，当然激起了他们的义愤：“老子在前方与军阀打仗，出生入死，你们在后方杀我爹娘、亲友，老子不干了！”
不但农村士绅和北伐军官兵不满农会和中共的暴行，许多本分的农民也十分反感农会和中共的所作所为。
为了了解农民对农会和中共的看法，当时住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曾亲自访问了一些农民。他说，“有一天，我率领士兵到长沙附廓作野外战斗演习，事毕以后，士兵由团副率领返防，我乘便到一个原来很熟的农人张春生的家里去谈天。
我问：‘老张，你的东家对你怎样？现在湖南各乡村农民协会都成立了，要向你的东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给你们，还要把他扫地出门，活活的饿死，你的感想怎样？’
张春生迟疑了多时，将我引入他的内房，才低声的对我说：‘我与我的东家，相处几十年，素来相安无事，如今农民协会的一班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只有他们的世界，要我发动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饿死，未免太残酷了！我不能做，中国固有道德，是讲人道的，农人要吃饭，地主也应该使他有生路。我们做佃农的只要勤俭，将来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产党这种流血的土地改革，我们农人是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正是春耕时候，田间工作忙得很，偏要在这个时候，成立什么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整天整晚叫我们农人去开会，不到会或到会稍迟一点的，就诬为反动派，要受处罚，甚至于挨打和罚跪，共产党这种作法，实在大多数农民的内心厌恶极了！但现在的政权被他们所窃据，我们被它们所胁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们军人设法解救我们啊！……’
说至此时，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样子，他继续的说；‘我刚才和你所谈的话，你千万不要泄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祸害。’
我便安慰他说：‘你不要性急，好好的应付环境，总有解脱枷锁的一天。’
嗣后我更暗中访问许多农民，其答复均与张春生所言大同小异。至此我已经澈底明了农人的内心，是绝对厌恶共产党的。”
不久，农会的胡作非为，终于激起了军队哗变。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得到消息，中共准备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和工会纠察队员，在各人自己的家乡进行一次大屠杀，以此造成人与人间的深仇大恨，让他们再也不能在家乡立足，从而死心塌地跟着它跑。当天晚上，许克祥与湘军将领何键密谋后，率部队千余人，在长沙包围了国民党省党部、省工会、省农会，一举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并逮捕中共党员及有关人员，当晚打死30余人。军队奉命即时打开牢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土豪劣绅”。这些受尽折磨的地主士绅，对农会恨得咬牙切齿，回乡后立即组织武装，疯狂报复。凡被他们抓获的中共党员、农会干部，不是受到严刑拷打，就是被凌迟处死。只要是参加过农会的，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抓了便杀。据不完全统计，仅长沙及其近郊，就杀了万余人，包括中共干部500余人，其状之惨烈可以说也毫不逊于之前农运的血腥。这就是当年中共掀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带给农民立竿见影的“回报”和“好处”。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文明礼义之邦，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化与薰陶，在农村中，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虽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赖、和睦共处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你死我活的仇恨与斗争。但中共一手发动的农民运动，却人为地制造和挑起了乡村贫富阶层之间的极端仇杀，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轮番交替，把昔日平静自足的农村一下变成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人间地狱。在不断上演的回圈仇杀中，失去生命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地主士绅，人数更多的是大量无辜的农民。
回顾完中共早期农运的历史之后，不妨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下什么是社会革命？
对此，毛泽东的答案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个关于革命的定义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笔者也曾是它的忠实信奉者之一。但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反思时，却不难发现它其实是对革命一词的曲解。
革命固然有采取暴力形式的，可以是暴动，但暴动未必就是革命，因为暴力并不是革命的必要因素。同样，革命可以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未必就是革命，因为它也不是革命的必要因素。
从根本上讲，革命乃是推动社会进步、给大多数人带来益处的社会质变，是新的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落后的社会形态的过程。不管暴动也好，和平也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也好，或别的什么也好，只要不能推动社会进步，给大多数人带来益处，只要不是新的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落后的社会形态，可以说都与革命无缘。特别需要警惕的是，表面激进但本质落后甚至反动却冒充革命招摇过世的社会运动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但这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伪革命。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而是在“革命”的旗号下进行的以烧杀掳掠为主要内容，以血腥恐怖为突出特征的痞子暴民运动，与历史上以改朝换代为目的的农民造反暴民恐怖本质上是一回事。换句话说，它充其量只是一场伪革命。
如果要说得再具体些，第一．这场运动是中共通过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在乡村制造阶级仇恨人为挑起的；
第二．这场运动是以乡村中的地痞无赖打头阵的；
第三.这场运动建立的政权组织即各级农会施行的是典型的独裁暴政，充满了血腥恐怖，烧杀掳掠，无所顾忌，既违背天理,也不合人道；
第四. 这场运动纯粹是一场破坏, 毫无建设和进步可言，不但残害了大量无辜的地主士绅,严重干扰了北伐和国民革命，而且也使许多农民死于非命，给他们带来了充满血与泪的灾难！
显然，这样一场改头换面的农民造反不可能“好得很！”，只能是“糟透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