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0月29日讯】“各位读者，我们的记者陈永洲报道了中联重科财务问题，然后他就被长沙警方跨省抓走了，罪名是涉嫌损害商业信誉。对此，我们要呐喊——请放人！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
此境何年？1947年7月，《大公报》记者唐振常遭上海中统拘捕，《大公报》总编王芸生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共产党的天下，还会有这等事？在今日官方打击谣言，各地警察争先恐后的背景下，为了营救自家记者，广东《新快报》如此不留退路地狂烈抗争，堪比王云生的豹子胆。
“我们很想抽自己两耳光。因为我们一直以为，只要负责任地去做报道，就不会有问题；万一出现问题，我们登报更正，致歉；实在严重，对簿公堂，输了官司，该怎么赔就怎么赔，该关门就关门，那也是活该。但事实证明，我们太天真了。我们总是想，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台底下的隐忍和努力能换回来一个活泼泼的同事，是值得的——请读者诸君尤其是同行们原谅，我们这样做，没有顾及公义，没有为革命而牺牲而献身的勇气，真的很懦弱，真的很自私，真的很可耻。但是，我们不后悔。因为警察叔叔虽然别着枪，很威武，中联重科虽然给长沙交了很多税，很强大，但毕竟都还是阶级弟兄，有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虽然是“人民内部矛盾”，《新快报》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声明：“新快报将采取法律手段，全力维护记者的正当采访权益，相关报道将在明天的新快报上披露。”这样的高调预告很不明智，因为距离报纸上版印刷还有一段时间，当地宣传官员有足够的时间去阻止，但是，看来当地官员并没有全力守土有责，没有按照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方式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湖南中联重科似乎不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以刑事诉讼火速拿下陈永洲。甚至，中联重科还把警察叔叔卖了，当被问到“陈永洲报道属于职务行为，为什么不与报社对簿公堂”时，中联重科答称：“陈永洲本人和中联重科不存在个人矛盾或纠纷，我们法务部门只是想公安机关报案，具体案件侦查是公安机关的工作职能，不在我们的了解范围。”
然而，最高法院有关新闻监督名誉权纠纷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如果是对记者的职务作品提出名誉权之诉，只列媒体为被告，而作者无须成为被告。
当然，长沙市公安局并不一定要听最高法院的，答称：“9月17日，长沙市公安局聘请湖南笛扬司法鉴定所对中联重科因广东新快报社及其记者陈永洲等人发表的18篇文章所造成的损失情况进行鉴定。经市公安局执法监督支队审核，认定嫌疑人陈永洲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中联重科的商业信誉，给中联重科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之规定，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于10月19日批准对犯罪嫌疑人陈永洲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
这是公安的又一个独享的权力？就像劳教，自家定了就可以抓人？
还有更甚。
此前7月10日，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高辉在其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中称：“金钱？正义？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一个记者如此仇恨中联？如此记者，从2012年9月26日起，从未采访过中联，先后连续做了中联11篇负面！无利害纠葛，何来无缘无故的恨？陈永洲，一个称职的打手！阴谋，黑手，舆霸！一个巨大的黑幕掩盖了多少罪恶？从幕后到台前，一个恶棍正在原型毕露！”
《新快报》很生气，登报要求高辉撤销不当言论，但高辉没有回应。《新快报》随后起诉高辉侵害《新快报》和陈永洲的名誉权，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受理此案。其后中联重科向广州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被驳回。
当时，如果《新快报》也请广州警察跨省抓人呢？《新快报》没动手，但中联重科动手了。当纠纷处于民事诉讼时，中联重科用刑事劫走了对手，刑法越界摸了民法的屁股。
这很得薄熙来手段。
2002年3月，辽宁省政府把仰融的全部投资及投资权益认定为国有资产，着手实施全面接管华晨中国。6月，华晨中国宣布解除仰融董事会主席和行政总裁的职务。仰融不干，声称按《公司法》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自己拥有华晨中国大股东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绝对股权，拥有华晨39.4％的股份，约6亿美元。“好像别人给了你子弹，你用自己的枪去打了野兔，结果提供了子弹的人却说，野兔应该全部归他，这合理吗?”10月14日，仰融控股的香港华博起诉基金会，北京市高院经济庭立案受理。
仰融的说法合法吗？狡辩吗？造谣吗？有党的一元化领导，有法官叔叔定夺，事情必然“黑白分明”，足以“教育”广大人民。但是，不，4天后，10月18日，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名批准逮捕仰融。先刑事后民事，刑法越界踹了民法的屁股，12月2日，北京市高院改主意了，驳回此案，移交辽宁省公安厅。
仰融似早料到这个结果，此前9月就猖狂出逃美国，避免了陈永洲的不幸结果，至今，仰融在国外还心有不甘。
前面有2010年7月，《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为连续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公司的内幕交易，遭到该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警方的网络通缉；后面有9月30日，《新快报》记者刘虎被北京警方以涉嫌诽谤罪逮捕，早前刘虎微博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和陕西公安厅长杜航伟——今天的陈永洲案，这关系到中国社会制衡机制的运行，关系到新闻行业的发展，关系到记者的生存。
此时，中国需要几根穷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