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1月01日讯】1949年，在大军渡江的隆隆炮声里，两名学者，钱穆和钱基成（钱钟书的伯父），做了一次颇具意味的交谈。钱基成劝钱穆留在大陆。钱穆说：“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文告，可有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不语。
此后钱穆游走港台，学术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而留在大陆的众多学人，倘若能在历次运动中保存性命，已属万幸。
钱穆的敏锐使我们惊叹。今天我们重读这一页掌故，更须惊叹的是：1949，当军队刚刚取得战场上的优势，毛泽东的骄横戾气，已然在他的文字间崭露无遗。
钱穆读到的，还只是毛泽东的过江文告。如果他读了此后（1949年8月）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只怕去意更决。
1949之前，毛泽东一直是一副民主、中庸的姿态面向世界的。但是当军事上的胜利迫近，毛泽东陡然撕下温和的面具。其翻脸之快，竟在夙夕。
今天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常常被毛氏的复杂嬗变的“性格”所困惑。事实上，把对毛的研究完全学术化，是找不到根本症结的。毛泽东身上体现最多的，不是领袖气质，而是浓郁的市井气息。
今天的研究者常有感触：毛泽东所力行的，还是一套帝王权术。然而我们通观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轨迹，却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结论：毛所行使的，竟然不是帝王的专制政治，而是山头政治，黑道政治。
中国传统的皇权政治，在唐宋两代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模式。所谓唐宗宋祖，在建政和施政上，曾充分体现了皇权礼法体制下的宽和中庸，即钱穆所谓的“大度包容之气象”。而在毛泽东的身上，作为一个政权的奠基者，我们看到的是极端主义的狭隘和决绝。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即在汉初，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官制度。同样是市井出身的汉高祖刘邦，深信：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可以治理天下。而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不但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更相信枪杆子可以运行政权。所以毛终其一身，实施的是一种军事专制制度。一方面，他用枪杆子集权——剿灭他的战友同僚；另一方面，他用枪杆子驾驭社会——毛时代所谓的群众运动，不过是一个集体投降的仪式。
在传统中国社会，皇帝对文化教育虽然有控制，但是在基本的人伦、礼义、道德教化上，遵守基本的文明和道德准则，并不胡来。而毛泽东在他的治下，公然用国家体制的力量，传播仇恨和斗争。并在这种病态的仇恨上，种植病态的热爱。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皇权是有限权力，这不仅体现在经济文化等的相对自由上（没有公有制），更体现在它有一个强大的士大夫阶层。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总不缺少耿耿直言，冒死进谏，到明朝，已经有了制度化的“言官”——专门想皇帝提意见。古时的皇帝，犯了错或遇到天灾人祸，要下一道“罪己诏”，向公民道歉。而毛泽东，后期却听不得半点意见，对提意见的人，横加迫害，甚至致死。这使得毛泽东和毛泽东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从而酿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和浩劫。
严复评价中国传统，曾说：中华之弊端，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其实，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政治虽然离不开大话谎话，但是这类自诩和欺瞒还是有限度的。而且由于皇权仍然是“有限权力”，政治、社会的真相都能够得以保存。而在毛泽东时代，由于仿照朱元璋模式建立的集权体系，由于仿照苏联模式建立的极QUAN体系，权力掌握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宣传等所有社会资源，从而可以动用最大化的国家力量进行欺骗粉饰自诩，公众得以完全被阻隔在真相之外，在制造愚昧盲从的同时，也为权力的荒诞腐败提供了最大空间。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毛时代是个公平清廉的时代。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这是因为：在毛泽东主政的岁月里，一方面，传统文化的余荫还在，另一方面，革命的理想还在燃烧，人们用传统的勤劳、忠诚和革命的狂热、理想拥抱着政治——这本来是人类最可珍贵的感情。而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倒行逆施，他毁灭了传统亲手葬送了革命，更把政治变成一团狗屎——
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
因为极权一词是敏感词，所以我在打字的时候，经常把它打成：极圈。这个无奈之举，其实却也传神：因为极权体制本身，即是一类圈子政治。当年，围绕着最高权力的圈子，享受着普通人看不到想象不到的优渥奢靡。在圈子里，你应有尽有；出了圈子，你就该死了。当年的毛泽东坐在圈子中心，拉这一派，踢另一派，玩得不亦乐乎。而且，为了维护圈子，当年的体制设置了近乎病态的、严格的保密纪律，偶尔经过圈子的人，什么不能看，什么不能说，违反了纪律，后果不可想象。
在战争期间，中共党的保密制度是非常严密的，而在和平建设时期，保密更严厉——斗争比战争残酷得多。
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了腐败——圈子扩展了。
毛泽东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毛本人的人格缺陷负有责任，更是历史、时代合力的结果。当我们用革命来埋葬传统的时候，我们不但断送了革命，更一跤拌倒在传统的门槛上。这使得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格外艰难，也格外漫长。
毛泽东是处在现代与传统断裂的一个区间里，这个区间，我称之为历史的中间地带，并且曾作过如下陈述：“……今日（21世纪）之‘盛世’，最大的特色之一，叫做：裸官。”
这样的特色，我相信是前无古人的。很难想象，在皇权时代，一个甚至一群官员，把子女玉帛转移到敌国去，然后在本国的庙堂上公然指画。这样的官员如果不被皇帝抄家砍头，那皇帝的脑袋就是被驴踢了。
这样特色，我相信也是后无来者的。因为在现代民主政体下，这样的一类官员，先是在选民的怒吼声里狼狈下台，而后独立的司法机构迅速介入调查。裸官先生们今天被检察官传唤，明天被廉政公署搜查，左支右绌……
裸官会出现，而且高枕无忧，是因为裸官同志们出现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样的时期，我愿意称之为：历史的中间地带。
这样的一个地带，由来已久。
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一代知识分子落入地狱。因为，“伟大领袖”放开怀抱，欢迎知识分子来提意见，并声明，决不秋后算帐。此后，领袖翻脸，把意见分子一网打尽。对此，领袖解释说：这叫“阳谋”。
如果是在以前，“阳谋”的事情不会发生，因为皇帝是“金口玉言”，是为王国的信誉负责的，所以不能出尔反尔。如果是在以后，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因为批评政府，是知识界的天职，只有他们玩领袖，而没有领袖敢玩他们。
“阳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它出现在历史的“中间地带”。毛泽东的后半生，有皇帝的特权，却没有皇帝的责任；有共和的字号，却没有共和的实质；有造反者的随意，也有守业者的惴惴，这样的亦官亦匪、亦王亦盗，是毛氏所有荒唐暴虐的源起。毛的后半生，是尴尬的不伦不类的半生，因为他处在一个尴尬的历史地带里。
在帝制之后，在共和之前；古代已逝，现代未开；传统的痼疾还没有痊愈，不幸又感染了新潮疱疹，向前有羁绊，向后有顾忌——历史的中间地带，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这是历史的一个断裂带。毛泽东曾站在这个断层边，他曾有机会带领一个民族实现伟大的跨越。然而，历史的包袱，体制的弊端，合力把他抛进裂谷中，越陷越深。这个历史的中间地带坑陷了毛泽东，反过来，毛泽东也加深、延长了历史的中间地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有一个深刻的毛泽东情结。懵懂时候，听着《东方红》入睡；少年时代，通俗压韵的毛诗词是我的最爱；即使到青年时代，历史的真相已经逐步裎现，我依然把毛奉为楷模：他是自强奋斗的典范，是5000年难得一见的“平民英雄”。而多年之后，当我了解到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毛，我不得不痛苦的承认：一个背离了基本的文明准则和人道底线的人，不是英雄，而是彻头彻尾的罪人！
今天，中国社会迎来转型的又一个历史时机，开始了又一次从历史泥潭里的艰难自拔，并由此连接传统和走向真正的现代文明。但是，官僚集团仍然报紧了毛泽东这只浮标，以图谋取更大的腐败利益。为了维护不受制约的权力神坛，不惜再次树起毛的神像——这是在加深毛的罪孽，更把体制向死路上推行。
今天，毛泽东仍是中共政治的一个最重的包袱，不抛弃这个包袱，政治改革将永远在历史的泥潭里深陷，下一步，也许就是灭顶之灾。
但愿，这只是危言耸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