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中，百姓们的悲惨生活（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4年01月07日讯】
谨以此文献给黔江县死于三年大饥荒的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三位同胞。无辜的灵魂啊，安息吧！
——题记
[经历]我于1959年进入黔江县濯水中学读初中。1960年，14岁。学校食堂已经无米为炊。最后，每钵“饭”只有200余颗蒸熟的胡豆。为了解除饥饿感，上山挖野蒜、鱼腥草等野菜，那是常事。比较特别的是我吃过蜂蜡，那东西嚼不烂，吞不下，但有一股轻微的蜂蜜味，就像现在的口香糖。可以做食物自慰。随着越来越多的唾沫吞进肚子，饥饿感越来越强烈地折磨自己。我在煤油灯上烧烤蓖麻子吃，很香，结果是剧烈呕吐，将肚子里仅有的几颗胡豆也呕出来。上山挖“老虎姜”（黄精）吃时微甜，吃饱之后呕吐。
全校师生上山采野果——红籽。交给食堂，添加在玉米面中。学校培养小球藻，有个好听的名字——人造肉汤。喝进嘴里，有一股小便臭味。虽然饿得想啃石头，对“人造肉汤”可恨那胃却不笑纳，尽数呕了出来。
1960年10月1日，吃过一顿饱饭。稀饭，和现在的自助餐一样尽量吃。我不知道吃了几碗，只觉得肚子胀痛才依依不舍地停止进餐。我像孕妇一样，抱着胀大的肚子，也许像蟒蛇吞了一头野牛那样，艰难地回到学生寝室。一路上，眼睛看到的，只有一片黄色，就和暴风雨来临前的景色一样。现在都不明白，肚子太胀，为什么出现视觉异常呢？幸好，这种饱胀不会造成伤害，几泡尿一屙，肚子就轻松了。
1961年，学校停办，回到家乡：黔江县马喇人民公社莲花大队五生产队。学生无论如何，有点粮食，当了小社员之后，就和社员们的待遇一样——自己找寻食物。全家7口，每天半斤稻谷。连壳磨粉，和上大量野菜，这种食物有一股异香，只是吞咽困难。我的父亲和邻居大伯都患了便秘。母亲用桐油润滑父亲的肛门，用筷子捅那些不愿出来的硬屎。父亲惨叫不已。
从公共食堂打饭回来，自己“加工”。和上各种野菜。过去作为“猪草”的所有野生植物都品尝过。只有“雀雀菜”“灰牙米儿”少数几种野草勉强可以下咽。这种行为也是违禁的，其罪名是“破坏公共食堂”一道命令下来，谁家敢于私自烧火，立即定为“破坏公共食堂罪”“对社会主义不满罪”“闹粮荒”轻则打骂，扣掉口粮，重者批斗，游街，打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成为阶级敌人之后，株连九族，永不翻身。由于大家都用磨子磨稻谷粉吃，普遍便秘，为了社员健康，上级连磨子都打上封条，谁家的封条破了，按上述罪名论处。
上等的粮食代用品是蕨根粉，我们称为“都粑”。15岁的我，跟着大人上山挖蕨根。拿回家，捶绒，过滤，将淀粉取出，和上任何野草都滑腻，容易吞咽。有的人舍不得蕨根淀粉上面那一层细腻的“都泥子”将其吃掉，结果，这些人又患了便秘病。
以后就是大量出现干肿病。干就是瘦，瘦成薄皮包着的骷髅。然后就肿，浑身像将要吐丝的蚕子。医学上叫“营养不良性水肿”，但是，上级不承认，硬说是吃了太多的盐。结果，连盐也要限制。我们吃这些野草，连调味品都没有了。
我的父亲，和大家一样患了干肿病，母亲几次昏死，居然活了下来。满妹汪玉珍12岁，不幸死于干病，瘦死于家中。嫂嫂莫桂云，36岁，患了干病，几次死于路上，被人扶回来，有幸死于床榻，没有成为饿殍。在农村，我们吃过“糠粑”、“枇杷皮粑”、“肉榔树皮粑粑”、“蒿子叶粑粑”、“香叶粑粑”“叫草粑”“苎麻根粑粑”。
[见]在濯水中学读书时，一位姓何的同学，偷了学校食堂的食物，被工人打得七窍流血，倒在图书室旁的水沟边，由于他偷了许多同学的东西（一点点儿食物），大家都恨他。他被开除，爬着回家，到“大转拐”（离学校两三里路）这个地方死了。
一位老师，饿极，偷学校的饭，被开除。
梅子关公路坡陡弯急，运粮汽车速度极慢，一个名叫胡杰成的农民，在1961年，公然扒车偷粮。被抓获，判死刑。1963年，学校复课，我就读于黔江县中学，看见他被枪毙后的尸体。脑壳被子弹打破，脑浆涂地，鲜血染了好大一滩。当时，我觉得此人“罪有应得”。现在，看法有些改变。人不饿极，谁愿拿性命换粮食？
[闻]在我旁边的一个社员饿得头昏眼花，挖蕨根时昏倒了。他醒来后，大骂毛主席。“狗日的xxx啊，我往年给地主当长工，一天三顿饭，送来晏一下儿，就要遭我们噘，这刻儿喽，不发粮食，市场上不准卖粮食，没有粮食卖，还不准烧火，不准推磨，不准吃盐，哪朝皇帝有这么刮毒啊！”我听了他的反动话，吓得直抖，也没有人揭发他。若有人告他的话，他就死定了。
黔江县中学一位师傅偷吃专供领导吃的牛肉松，等他吃饱，喝了几杯水，牛肉发胀，几乎胀死，弄到县医院动手术，取出一大盆牛肉。
黔江县金洞乡某老妇吃死人。公社干部抓她时，还见她家鼎罐里有人肉，坛子里有臜人肉。
黔江县马喇公社回龙大队有一姓杨的社员，其子12岁左右，常常偷集体包谷，他代替儿子挨批斗。儿子却屡教不改，眼看要成“反革命分子”，杨姓社员只有用铁丝穿过儿子的锁骨，拴在磨子边。儿子惨叫三天三夜而死。
我的幺妹嫁到黔江县五里乡鹿子坝村。据说，该村原有200多人，灾荒年死掉大半，只剩几十人。
从莫言的文章中得知，远在东北高密，其灾荒情况也大同小异。他们吃煤炭，我们这里还没有。他们那里吃人，我们这里也有人吃人。那时候，毛主席的英明政策造成全国一盘棋。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地方长官严格执行毛主席的政策，该地灾荒严重，饿死人多。当地领导对毛主席的政策“阳奉阴违”，灾荒小，饿死人也少。
【权威资料】《黔江县志》《社会编-第四十四章 人口》594页，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1994年第一版。
黔江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县总人口267786人，男，142484人，女，125302人。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总人口254403人，男，132141人，女122262人。
扣除正常年景年人口增长率之外，三年之内，总人口减少13383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三人。其中男减少10343人，女减少3040人。可见，以男性饿死最多。女性死亡的3040人中，有我的满妹和嫂嫂。若把非“灾荒年”的1953-1958加上1963-1964 年共8年增长的人口算进去的话，三年灾荒饿死的人数远远不止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三人。
人们常常将一个县饿死上万人的罪行嫁祸于三年“自然灾害”请看权威资料。
《黔江县志》《地理编-第八章自然灾害》89页，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1994年第一版。
年份 灾害类型 天数 最大日降雨量
1959 伏旱、秋旱 82 33
1960 伏旱、秋旱 57 102
1961 夏伏旱、秋旱 47 62
1962 伏旱、秋旱 67 61
1963 伏旱、秋旱 47 94
1964 伏旱、秋旱 43 81
1965 秋旱 23 58
1966 伏旱、秋旱 88 54
1969 伏旱、秋旱 60 98
1971 伏旱、秋旱 69 80
1974 伏旱、秋旱 68 124
1978 伏旱、秋旱 74 120
1981 伏旱、秋旱 76 86
从上表可见，1959年的伏旱、秋旱82天，比1966年的88天少6天。1960年伏旱、秋旱57天，1961年伏旱、秋旱47天，与1974年秋旱68天，1978年76天比较，那算轻的。“1981年5月31日至1982年1月中旬，仅降水7.8㎜，是建国后，雨量最少的一年。” 1959至1961三年灾荒也不算降雨量最少的年份。
《黔江县志》没有关于三年期间洪涝灾害、风灾、雪灾、冰灾、虫灾、地震、海啸、火山任何自然灾害的资料。
此后年间均无全县范围内大量饿死人的事件。把死掉万人以上的责任推给“自然灾害”，老天不容。黔江县那远远多于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三条人命若真有在天之灵的话，他们怎么想呢？他们会不会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