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杰记述卞仲耘在文革初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记录片《我虽死去》中卞仲耘遗容。（Youtube）
宋彬彬在见面会上做了约1500字题为《我的道歉和感谢》的发言
【看中国2014年01月14日讯】宋彬彬造反得力 天安门为毛泽东戴袖章 / 苹果日报
64岁的宋彬彬是中共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文革因造反得力，获选登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戴红衞兵袖章，是文革经典照片。传她与毛有一段对话，毛得知她叫宋彬彬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答：“是。”毛应道：“要武嘛!”
其后《人民日报》刊文，以宋的口脗称“这是我终生难忘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衞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但宋后来坚称文章非她自己所写，并否认曾改名“宋要武”。
文革后宋彬彬赴美留学，获地球化学博士，曾在美国政府环保部门任分析官员并入美国籍。文革40多年来，她一直撇清自己与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的案有关。但文革史学者王友琴教授在其《卞仲耘之死》文中，直指宋是令卞身亡的负责人。
北师大女附中曾被誉为中共高干“私校”，毛泽东女儿李讷、刘少奇女儿刘涛、周恩来姪女周秉德、邓小平女儿邓榕等都曾在该校就读，“太子女”成群，故文革时为激进学校之一。
传宋彬彬组织过红卫兵杀人比赛 杀死七八个人 / 凤凰网 / 杨耕身
“再不道歉就晚了。”这样的一种意思，济南曾就文革道歉的刘伯勤表达过，北京就文革道歉的陈小鲁表达过，此番再次由宋彬彬等人表达出来。我们不知道它是否在成为一种历史的脱敏或集体性心灵仪式，但无论如何，曾经在40多年前那场浩劫中以不同程度的作恶者出现的那些人们，正在试图向历史与社会展示他们可贵的反思与良知。
1月12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 师生道歉。据《新京报》报道，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在会上，有的对文革中身为学生运动领头人深怀歉意，有的为副校长卞仲耘被部分学生殴打致死时的“不作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过老师而渴望当面道歉。在这些道歉的学生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 后者则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
每一个迟来的鞠躬，每一则短短的道歉信，都无疑是一次次来自历史深处的不胜唏嘘。而又因为时光的云遮雾罩，体制的闪烁其辞，这样一些道歉更加具有发历史先声之宏大意义。因此正像学者朱大可在 微博上评价刘伯勤道歉信时说到的，“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这的确是我们应当珍视的一种个体勇气，一种人性抵达。就陆续出现的“文革道歉”而言，这也的确是一种需要得到认同的价值高度。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对于今天更多仍对那场浩劫“决不原谅”的人们来说，他们所要的显然不仅仅是一个道歉的仪式，或者一掬公开流出的泪水。
现在看来，宋彬彬的道歉事件获得了比陈小鲁们更为广泛的关注与争论。其中原因，不仅在于她曾经作为文革符号人物“宋要武”的存在，更在于她断然否认了此前坊间流传甚广的两种说法：一个是宋于文革初期组织过红卫兵“杀人比赛”，亲手杀了七八个人，并且需要为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遇难负责；二是由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的由来。于前者，宋仅仅表示，“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于后者，宋指称系《光明日报》在发表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时擅自做的改名处理，“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
尽管这已不是宋彬彬第一次在公共空间否认关于她的“传说”，尽管在此次她也表示，“如果没做好准备（面对质疑），我就不会站出来。”但是要让更多的人信服于她的说法，似乎并不那么容易。而除此之外，不论她是否准备好了，她都将不得不面临 “到底是道歉还是自辩”的质疑。这正如一位实名微博用户写道的：“她无非说了三句话：卞校长不是我打死的；我没有改名宋要武；我是被冤枉的。通过她的文章 能看出，她不是为了还历史真相，而是委屈舆论对她的指责，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并不全然同意这样的指责，但它却的确表明，关于“宋要武”，我们也许还 缺少一个真相。
所谓“孤证不立”，因此公众自然不可能尽信当事人所说。然而真正让人尴尬的却是，虽然岁月不过仅仅间隔了40多年，虽然有不少的当事人仍旧健在，但是对于当时发生的一切，我们却无法找到相应的档案资料或相关历史记忆。这一方面表明，尽管不断有人出面道歉，但是涉及到那场巨大浩劫的林林总总、细枝末节，我们今天所知晓的依旧少之又少；另一方面则表明，尽管随着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已多少有了对那场浩劫的基本评价，但是由于仍旧缺少一种体制或制度层面的追溯、正视与反思，使得一切真相仍旧处于欲说还休，犹抱琵琶，从而也无从考证的状态之中。
对于所有“决不原谅”的人们来说，无不需要一场真正的和解。固然像我们常常说的那样，没有道歉就没有和解。但是显然，道歉并不等于和解。道歉仅仅是和解的第一步。在由此而及彼的过程中，那永远无法绕开的，是真相。没有真相，则道歉无意义，宽恕无原则；没有真相，更不会有真正的和解，更不会有真正的未来。这也 正是宋彬彬在此次道歉时说道的：“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 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
道歉如盐，在点滴催化之中，必将溶解那些尘封 的坚硬与麻木。个体的道歉之所以必要且弥足珍贵，正是因其所意喻的忏悔姿态，是在历史晦暗不明的情形下，一种道德的清醒与承担。但是如果说道歉，又如何能 仅限于某一个体？而除了这些零星的姿态以及公开的坦陈，在历史最痛彻真切的深处，那所有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如今安在？那使所有人成为被迫害者与做恶者的原 因又是什么？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对于历史真相的完整还原，是现实体制对于历史真实的真正承担与正视。非如此，不足以弥合价值共识；非如此，不足以实 现真正的宽恕与和解。
红二代的文革忏悔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 苹果日报
昨日，“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向文革受害老师同学道歉”这则新闻登上了中外传媒的显着位置。这是继去年八月，中国已故“十大元帅”之一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为自己在文革期间批斗师生的行为道歉后，又一起重要的文革忏悔事件。
近年来，内地似乎刮起了一阵特别的文革“道歉风”。一些在文革浩劫中一度作恶者难忍多年的良心谴责，纷纷以各种方式，或直接上门、或以信函，包括透过互联网，对其当年的批斗或伤害对象作出道歉并反省。陈小鲁和宋彬彬等人的道歉，因其都是开国元老的子女（红二代）的特殊身份，受到网络热议和外媒的关注。
文革这场浩劫结束已近四十年，为甚么这件事直至今天才发生？此前何以鲜有人如此做呢？
我想，一是因为内地整个社会对文革的反思有了一定深度的积淀，不得不有所爆发和反应；更重要的是，当年的那些造反的学生领袖们（红卫兵）今日大多都已年过六旬，有的则更是垂垂老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少年时期由于不辨真理、单凭满腔热血和极具破坏性的青春期爆发力，在一个扭曲的时代作出的种种过激行为，如今随着岁月沉淀而越发显露出其反人道的本质来。
文革期间骨肉成仇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去年八月《新京报》报道了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红兵在文革期间举报自己母亲方忠谋的人伦惨剧，“43年前，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年届六旬的张律师，回忆当年目睹母亲被抓走，说“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张在言谈之中都以“弑母”罪自责，沉重的负罪感跟随其一生；如今他公开那段经历，希望人们讨论、批评，也记住那段扭曲人性的历史之残酷。
的确，虽然文革已经过去四十年，中国人仍亟须进行一次全面深刻的集体反省，以使悲剧不再重演。看今天中国的言论管制趋势，要重新再来一次文革虽有难度，但这种危险并非完全不存在。在理论界，有专家就发出过“中国要防止『文革』借尸还魂”、“『文革』土壤并未彻底铲除”等等这样的警示，也并非危言耸听。
文革那样的悲剧之所以能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无天，人治社会的危险性彼时暴露无疑。而在今日，毫无疑问，人治的色彩就依然不愿意退去，并成为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虽然依法治国的口号时时挂在嘴边。
美籍宋彬彬为文革道歉 实际是想给自己洗白？/ 苹果日报
曾代表红衞兵为毛泽东戴上袖标、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昨日向当年文革中被迫害的师生道歉，引起热议。很多评论家、网民都对她的所谓道歉不以为然，认为她只是在为自己撇清。
网民噏乜：
大宝爱六宝：宋彬彬竟然道歉了，还真是一个事件，文革史，红衞兵，她是绕不过的人物。只是她所说的，跟之前的印象，太不一样了，难道她也是被历史神话的人物，还是她在为自己洗白？
斯图卡98：宋彬彬一直都声称自己从未参加过任何武斗，,也从未参与或组织，没有打过人抄家、破四旧等暴力行动。那不是自相矛盾。道啥歉？
先奎的微博：宋彬彬道歉了。宋是何人？父是开国将领宋任穷，她前半生是为走资派冲锋陷阵的打砸抢分子，后半生是个美国人。在美国，她说她从未打砸抢，现她要为她的罪行道歉！在美国公知说那儿言论自由，肯定没人会逼她。现在她却改口了！道歉了！她哪一句是真话？难道做公知就要先学会说假话？
汉大赋2013：继陈小鲁，宋彬彬又道歉！联动分子既然认罪，就不是道歉问题，而是要伏法！打死了人是大罪，情节恶劣，决不能道歉了事。故意杀人罪刑法有严密的界定，不难定罪惩处。不惩处就是对杀人犯的纵容。当时走资集团用替死鬼顶罪，后被平反。公安立过案没有时效。以刘邓子女为代表的联动组织及其成员必须严惩！
冯军槐溪先生：针对宋彬彬的文革道歉一片赞赏，但我却不认为有多少积极意义。她无非说了三句话：卞校长不是我打死的；我没有改名宋要武；我是被冤枉的。通过她的文章能看出，她不是为了还历史真相，而是委屈舆论对她的指责，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我说，她的道歉赢得了生前事，但败了身后名。
北京崔卫平：做个见证吧，宋彬彬。事情发生时，你两次到场（阻止），是惨剧的最后目击者之一。到底谁打死了卞校长，那天到底发生了甚么，你出来说句话啊。不仅是卸下自己的道德负担，更需要为卞校长说句话，替死去的人说句话啊。见证，比道歉更需要勇气。
老师文革中被打死 宋彬彬光是道歉还不够! / 法广
中国文革红卫兵代表人物宋彬彬1月12日回到母校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向1968文革中年被他们批斗残害的师长表示道歉的宣传消息引发关注。时隔近半个世纪后，宋彬彬说：“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她说说希望她的道歉能够引起大家的反思，因为只有进行了真正的反思才能走的更远。本台采访了旅美的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请他谈谈对宋彬彬道歉一事的看法：
王军涛：我还是很感动的，因为我觉得时代在进步。从一个角度看，宋彬彬的道歉是真诚的，表明她在接受西方的文明教育后，已经有了是非和耻辱感，同时她也明白当年的红卫兵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犯下的罪行将来在历史上会有什么样的记载，这是肯定要被历史千秋万代所谴责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我觉得宋彬彬的道歉还有一些不太诚恳的地方，我不是说她的态度不诚恳，因为她知道自己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她公开道歉具有指标性的意义，会受到广泛的关注，这表明她是诚恳的，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她说的是一些事实，她说她并没有参与打老师，也试图做了一些轻微的劝阻。但我之所以说还不够诚恳就是因为她应该明白在当时的处境下，她那样把这个运动发动起来，而且老师们已经被置于这样喧嚣的群众运动之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阻止，实际上打老师的情况是一定会发生的，会发生一些很惨烈的悲剧，而且当时他们也是下意识的躲开了承担责任的场合，比如他们提前退场，最后导致老师被打死，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她应该更深刻地去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
法广：宋彬彬自己也是“红二代”，她的道歉的言论会不会引起现在当权的那些“红二代”对文革的反思？
王军涛：其实我自己跟“红二代”中的很多指标性人物也有交往，我觉得他们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时候都对文革做了一定的反思，对个人的反思不多，就像整个社会一样，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做了反思，愿意把问题归结为四人帮和毛泽东的责任，但是在九十年代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像“红二代”中的陈晓鲁就反思的比较深刻一些，但是还有一些“红二代”，特别是在位上 的一些“红二代”还很嚣张，不仅不反思，而且认为自己当年的做法中有合理的成分，将问题归因于自己年龄不成熟，或者是国家政治出了问题，自己不愿意承担责任。相比较他们来说，我觉得宋彬彬还算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