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查宝·罗 (Paul Chapao Lo)，曾经的老挝难民，已成为美国历史上的首位苗族高等法院法官。（官方网站）
在圣诞节之前，加州州长杰里·布朗 (Jerry Brown ) 任命罗出任默塞德县高级法院 ((Merced County Superior Court) 法官。 罗今年45岁，毕业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罗出任美国高等法院法官法官一事对于在美居住的30万老挝苗族难民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些从老挝山区部落过来的人，对于美国的法律制度一直不适应，因为他们那里是由苗族部落的首领，而不是由陪审团来定罪的。在刚来的几年，他们经常与美国法律相抵触，比如，在举行宗教仪式时请巫师；用动物祭拜；十几岁女孩突然声称已婚；小孩子翻围墙进邻居的游泳池游泳等。默塞德律师大卫·黑克拉夫特 (David Haycraft) 说 ，罗是一个非常冷静，聪明的人。以他的气质，他会成为一个好法官的。
下面是罗在接受《沙加缅度蜂报》采访时的一些对话。问：你通向法官的路程是从哪儿开始的？
我出生在靠近泰国边境的老挝西北部 Sayaboury 省。7岁时我离开了那里。我的父亲冲·罗 (Chong Lo) 是一个简单的农民和士兵。在他青少年至20岁时，参加了王宝 (Vang Pao) 将军的特殊游击队。1975年年中的一天，我们被突然告知要赶快逃跑，因为那里已经被寮共 (Pathet Lao) 所占领。我记得父母背着我在丛林中走了两个星期，随行的有姑姑，叔叔，表兄弟姐妹，祖父母等20人。我们在曼谷以北364哩的南尧难民营 (Nam Yao Refugee Camp) 一直待到1979年。我的四个弟妹都出生在那里。那里没有学校，食物很少，泰国看守虐待了大量难民。我的祖母像许多苗族人一样曾使用鸦片止痛疗伤，但他们因此而逮捕了她，并向我爸勒索金钱后才肯释放她。
问：你是如何到加州的？我11岁那年，橙县军方高级官员中的一位阿姨和叔叔赞助我们来到了橙县。在橙县待了很短的时间，我们就去了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与以前部落里的亲戚团聚。当我开始上学时，他们把我安排在五年级。当时学校里涌入了大量的东南亚难民，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安排我，于是把我领到教室的角落里，让我看一些有图画的书，而班上其他同学则照常上课。第二年，学校开办了ESL班，我们才得到了一些特殊的帮助。幸运的是我那时还年轻，足以尽快地学好英语。
两年后，我们重新回到了加州的中央山谷，在斯托克顿 (Stockton) 安顿下来。在那里，我上了初中和高中。在陶凯高中 (Tokay High School in Lodi) 上学时，我是一个较好的学生，所以有幸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录取了。在大学我学的专业是经济学。你为什么要从事法律职业？
是高中的政府课程激发了我的这种兴趣。我曾告诉老师说，我想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帮助苗族人适应美国社会。但老师说，苗族人并不需要心理学家，而需要律师。苗族人在处理一些与法律相关的事宜，如交通传票， DMV ，学校，社会福利申请时茫然无措，甚至导致悲剧。有些老人因涉嫌一些轻罪而被捕，因为不懂法以为会被终身监禁，所以竟在入狱不久就自杀了。我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毕业后，便开始在默塞德律师事务所工作。我接触的案例涉及刑事辩护，家庭法，人身伤害，非法解雇，企业交易等。我接手的第一个苗族人的案子是一个年轻苗族男子被控藏毒和贩毒。之后，我决定把专业重点放在民法方面。在默塞德律师事务所工作九年后，我于2003年开始独立从业。
苗族文化与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冲突何在？举例来说，有苗族人来找我说，他们想做“诅咒水检验” (cursed-water test)。即让双方都喝那水，并诅咒撒谎的一方会死。我说，“对不起，我不打算要求法官这样做”。他们可能会说，你在试图杀死他们，这隐含着一种人身伤害的威胁 。
现在，苗族人来美国的时间已经足够长，所以已经明白这个国家的法律也是他们要遵循的法律。但在初期，各个苗族社区的长老不仅要解决民事纠纷，还要插手刑事案件的处理。他们会说， 如果有人强奸或死亡，要交给长老处置，罚些“面子款 ”(face-saving fine) 去解决它。这样处理与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是相抵触的。在早期，许多把年幼女儿嫁出去的父母因涉嫌犯有胁从强奸罪而被捕。在某些案例中，即使婚姻是父母双方都同意的，但已成年的男方仍被判处徒刑，缓期执行。
还有些苗族人在后院杀牲口祭典亡灵， 或举行宗教仪式时也触犯了法律法规。你的家庭和社区对你这份年薪181,292 美元的工作有什么反应？
能得到这份开创美国历史先河的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和兴奋。我已经收到很多祝福的电子邮件。很多远方的朋友和亲戚都打来电话或来信祝贺。苗族人社区都为我感到骄傲和欣喜。我70岁的爸爸说他很高兴，我妈妈激动得流出了热泪。所有这一切，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成就，它强烈地表明，在美国，如果你积极努力，任何美妙的机会都会向你敞开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