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2月09日讯】回顾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三大商帮
都说中国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萌发。可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就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
据考证，商人（或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其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契的第十代孙名叫王亥（公元前16世纪）。王亥从事牧业而擅长经商。他的第四代孙子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后来，周灭殷以后，周公（姬旦）告诉殷的遗民，要求他们继续经商。而殷商之人善于经商，周朝人便将从事这种行业的人成为商人。
传统商帮：晋商、徽商
而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两大商帮。
晋商
也许，很多人对晋商的感性认识来自于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里的山西乔家大院，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明清富商城堡。它的背后，是深厚的晋商文化底蕴。透过乔家大院那古朴的院落、古朴的砖墙、古朴的陈设，气势恢宏的晋商发展史的画面若隐若现地浮现出来。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时期已发展到鼎盛。特别是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徽商
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1521－1566年）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
新商帮：粤商、浙商
靠独特的地理优势而崛起的早期商帮，注定有着短命的宿命。当各商帮赖以生存的天时、地利优势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和火车、轮船的出现而丧失时，其衰落就成为历史的定局。
无论是晋商、徽商的吃苦耐劳，还是粤商的敢闯敢拼，都既不是他们脱颖而出的原因，也无法成为让他们免于消亡的诺亚方舟。他们的兴起，更多是环境所赐，而他们各自的特质，是对不同商业环境的适应而已。
昔日晋商和徽商诞生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期，而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则赋予了现代粤商和浙商崛起的天时地利。
粤商
改革的前15年，香港几乎是中国与西方对接的惟一通道。由于地理上的优势，广东近20多年来，充分吸纳海外资源和力量：从80年代大量吸引香港资金、到90年初期大量引进台湾资金、再到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量吸引欧美日资金，广东借助外力独领中国外资经济异军突起的风气之先。
浙商
与粤商不同，浙商完全是从“小事”上做成功的。一般来说，多数浙商起点低，企业组织形式低，而且企业规模小。浙江企业的平均规模要比全国水平小1/4，浙江一直到2002年底才有一家年销售额超百亿的企业。企业规模不大，产品也“小”。像著名的温州，其支柱产品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低压电器等，全部是抓在手心里，一只手就可以拿着走的东西。这些科技含量、资金门槛都很低，但他们就是有竞争力。就是这些“大家都能做的”小商品，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做不过温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