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2月17日讯】为青年时期的红卫兵行为，陈小鲁道歉，很受欢迎，宋彬彬团队跟进，却饱受讥讽，激起新一轮质疑。一前一后，冷热不一，这是为什么？
按说有道歉总比没有好，但王晶垚老先生作为卞仲耘老师的丈夫，至今不接受这一道歉，确实有他的道理。
宋彬彬团队是在看到陈小鲁道歉受到人们欢迎之后，才有此次行为，并说“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如此“择机”行事，一开口即引起人们怀疑，至少是欠缺诚意。陈小鲁与宋彬彬不一样，前者既无血案纠缠，亦无舆论压力，是主动道歉；后者则因卞案被舆论追讨多年，此前曾有过很多次“机会”说而不说，已经陷于被动。最为重要的一次是2007年北师大女附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大典，将她1966年8月15日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再度展出，正面肯定这一“政治符号”，并表彰其为荣誉校友。宋彬彬当时如能断然拒绝，并主动向王晶垚老先生道歉，那是她此生卸下文革杀人重负，赢得社会原谅的最好机会。师大女附中应该说是个好学校，名列“重点”，区区中学校庆，竟能在通常是举行国家盛典的人民大会堂进行，亦可称史无前例。但这种学校谄媚权贵，也有其红色传统，源远流长。文革第一血案出在这种学校，与此类传统不无关系。校方2007年的惊人举动，虽无耻，但在今日大陆并不令人意外，只是在延续那种遗风余韵，其来有自，于今为烈。令人惊骇的是宋彬彬当时的反应，她竟然是欣然接受，而不是断然拒绝！接受这样的谄媚，等于向社会宣布她还是在肯定文革，肯定“红八月恐怖”，对自己文革中“8-15”这一政治符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对王晶垚老先生的二次伤害，也是在整个社会尚未愈合的“红八月恐怖”创伤上再度撒盐。2007年之后整整六年，她始终沉默，只是到了这一次陈小鲁主动道歉赢得欢迎，她和她的团队看到了“机会”，才策划了此次举动。而在此次道歉中，也只是向卞仲耘塑像鞠躬--这当然值得欢迎；但拒绝向活着的血案苦主及其家人道歉，却有悖常理，难怪王晶垚老先生不接受此次道歉，外界舆论也难以原谅。
退一步说，即使把陈小鲁道歉得到社会欢迎看做是一次“机会”，也不是不可以跟进。但不能说“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应该说“为此前一再错过道歉而道歉”，尤其要为2007年那一举动而道歉。1966和2007，这两个鲜红的记忆对人刺激太深，人们当时难以在纸媒上公开表达愤怒，今天群起质疑，只不过是压抑已久的反弹，宋彬彬及其团队应该有所预料？我为宋彬彬错过真正属于她的机会可惜，也为她的团队能这样抓住“机会”——按说智商不低，却如此低估1966、2007积压的民间愤懑而遗憾。
还有一些地方也同样令人不适，举例而言有其三：
一，毒打卞仲耘致死的直接肇事者究竟是谁？这一要害她和她的团队还是在回避。就目前所知的情况看，我相信宋彬彬并不是直接杀人犯，但以她当时担任的校文革职务，事发后曾专门为此向北京市委汇报，2002年起她和她的同伴还专此回国调查，已经查明并说出凶手所在的年级、甚至班级，不可能不知道直接肇事者是谁。要说她们对此事负有“领导责任”，这一责任就是尽快将真相公布于人，不能再拖了。48年来，她和她的同伴始终在回避，直至此次“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还是不说，这就难怪人们评论这一次不是“道歉”，而是给宋彬彬个人洗刷。究竟有何难言之隐？人们始终在猜疑，网络上出现了不止一个被猜疑者的名字，如果这些同学是被无端猜疑，她们也是受害者；如果她们确有其事，则应该有勇气指认。不说清真相，不仅是对苦主欠缺诚意，也是对无辜被牵连者不负责任。可以为自己洗刷，但也应该为无辜被牵连者辩诬，最有说服力的洗刷与辩诬只有一途：直面事实，说清真相。总不能只有受害者，没有施害者？至于施害者当时是否到追究法律刑责的年龄，那是另一回事。
我完全赞成徐友渔要求“国家道歉”，但也注意到宋彬彬团队立刻抓住这一正当呼声，来为她们自己的责任开脱。须知“国家道歉”与追问凶手并不矛盾，两者不能相互掩盖与抵消。这在战后以色列人全球追寻纳粹凶手、德国政府开庭审判柏林墙士兵开枪案，都有前例可循。而在今日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先有“民间追凶”，而“国家道歉”却迟迟未现，前者对后者呈倒逼态势，尚未知何日能实现。这也是当下中国的特殊国情，不应如此，却已然如此。我们当然不能放松对“国家道歉”的呼吁，但并无理由以此呼吁来转移甚至抵消民间追究命案真相的正当申诉。即使将来有一天实现了转型正义，人们终于看到什么叫“落实政策”，什么是“国家道歉”，鱼目不能混珠，但致死人命的真相、凶犯还是要追问，也一定会追问。现在人人都会说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这也是一个很可能鱼目混珠的问题。要害是看谁在说：如果是受害者说，那确实是宽恕，是容忍；如果是施害者说，那就不是宽恕，而是借宽恕而为凶手避罪，是残忍。宽恕与避罪，容忍与残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南非曼德拉与图图大主教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真相”置于“和解”前，没有真相，谈何和解？
二，“没有保护好校领导”？这句话可以从宋彬彬当时担任校文革副主任这一角度得到部分解释，但也激起人们反感，实属不当。这是上级对下级说的官话，不宜在这种场合说，更不能以学生身份说。也许她是习焉不察，我周围的老师、学生则普遍感觉刺目，相当不满。正常校园内是老师保护学生，只有文革反常，才会出现这样的颠倒：特殊学生手掌权柄，老师乃至“校领导”匍匐其下，需其“保护”。这件事的本质是学生打老师致死--践踏千古文明底线，而不是官僚科层制的责任伦理--“领导”要“保护好被领导”。宋彬彬如果对当年有足够反思，应该从学生对老师的谦卑角度说，而不是从“领导保护被领导”的居高临下角度说。实在要说，首先应该对1966年8月自己作为一个学生怎么会对“校领导”有“保护”之责，心存羞愧，而不能顺着这一“领导之责”向下说。这样居高临下的口气，她恐怕都已经无意识了，但人们联系2007年那一幕，却多少听出那一代人从历史深处飘过来的红色优越感，余音袅袅，五十年未歇？
三，不当言却又贸然言之者，牵出其父特殊身份。她本意恐怕是想维护其父一代人的光荣史？却牵动当下“我父是李刚”之历史纵深，同样是触犯众怒而不知。今日大陆，官方设有敏感词，民间也有敏感词，两者对位而立。如“我父是李刚”，代入任何名氏，都会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弹，可见她去国日久，已感觉不到今日官民矛盾已发展至何等地步。即使不去国，这一代人中又有多少能体察民意民愤？那种与社会感受完全相反的自我感觉，常常不知轻重，一语既出，舆论哗然。她们早就坐在火山上，只是因火山迟迟未爆发，却自以为坐在红地毯上。如李小琳去年在两会期间居然提议要给社会民众建立“道德档案”，浑不晓她自己的家世背景早已被社会“道德档案”钉立在哪一根耻辱桩上，真不知今夕为何夕！
宋彬彬当然不是李小琳。从她此次七百言道歉却不止一处失言，我反而感觉她并不是一个用心很深的人。红二代、官二代中，她并不是最坏，至少不是那种鲸吞全民财富创下离岸天文数字的人？甚至真有可能如叶维丽所言是个单纯的人--脱离社会的人，不知轻重的人，一再触犯众怒却浑然不晓的人。帮助她设计此次“机会”的团队也不整齐，不宜一概而论。如刘进应对公众质疑，竟然把卞仲耘血案的直接责任归之于“群众运动”，这与当年在大喇叭中说——“死了就死了”，有何差异？即使今天不在官位，却还是这样官腔官调，四十八年了，有何改变？拉“群众运动”为少数权贵子弟的野蛮行为来垫背，既不应该，也不符合当年的事实。我是1967年秋天进入中学的，当时“红八月恐怖”已过，校园内蛮风尚存，那些人不可一世的狂暴气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难以磨灭；但大多数平民子弟受正常家庭传统家教约束，即使在那样的反常年代，并不敢出手打老师，对特权子弟的暴力行为则惊惧在目，屏息而不敢言。相形之下，叶维丽将她们“红色大院一代”少年时吸吮的狼奶，反思至上一世纪毛泽东赞颂湖南农民运动，则准确得多。同样是在说“群众运动”，刘进还在从正面说，叶维丽已经知道从负面说，不能拉“群众”来垫背，这就是进步，哪怕是些微的进步，也应该肯定。
由此，我不希望社会愤懑聚焦于她们个人，宋彬彬反思不到位，刘进拉“群众运动”来自辩，这都可以给她们留下时间，继续等待。当务之急，是将理性反思引向历史纵深？那一页历史掩盖太久，不仅是一个人的无意识，也是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这一代人今天正集体走上高位。所谓“刮骨疗毒”，毒既在骨，也在血，是胎盘里带来的病毒，病毒不止一次地变异，变异的病毒更凶险。这不仅是眼前的PM2.5，而且是变异后发作的H7N9。少年时吸吮的狼奶，那是开口奶，不会那么容易吐尽。无论是倒逼，还是等待，这个国家一定要吐尽这口狼奶、开口奶，这不仅仅是她们或他们几个人的事，也关系到我们这个社会能否换骨脱胎，拥有一个健康的未来。
2014-1-30除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