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2月21日讯】我们来回顾一下辛亥革命的历史。当年孙中山先生与黄兴先生因国民党的组织建设问题而在日本发生激烈争执。其矛盾的焦点，也正是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孙中山要求国民党员重新入党，并同时宣誓效忠于他本人。这引起黄兴等人的激烈反对，认为辛亥革命的宗旨就是要废除掉这样的个人效忠和人身依附而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那你孙中山搞的这一套，不是与革命的宗旨背道而驰吗？其实，这里的争执正表现了他们双方的局限性，他们都没有看到对方的思想中所包含的价值成份。从黄兴的角度来讲，他提出的原则，事关国民党的根本性质，事关国民革命的根本目的，也关乎他本人的终极价值观。因此，他提出的是一个必须始终予以坚持的至高无上的原则；从孙中山的角度来讲，他也正是看到了辛亥革命屡战屡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国民党的组织形式存在问题，正是看到了黄兴所坚持的现代文明、民主的社会形态下，松散的、开放性的政党组织形式所导致的议事不决、令不行，禁不止，各划各的船各荡各的桨，无法整合资源集中部署，统一协调等等致命缺陷。本来，这些形式对于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或民主社会的政党组织来说（比如对现今的台湾社会来说）都是极其正常的，是不能被认作“缺陷”的。说它是“致命缺陷”，是特别对它当时的政治使命而言的，因为它使得当时的国民党作为一个在中国第一次产生的现代政党组织难以担负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完成国民革命这样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军事范畴的使命，从而使辛亥革命的过程事倍功半。
错误在于，中山先生企图以一种极其原始的、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现代政治难题——向他本人宣誓效忠，这当然地遭到了黄兴等人的合理而强烈的反弹了。
今天，我们面临着辛亥革命同样的铲除独裁暴政、建立民主共和的历史使命，只是我们比之于辛亥革命的局面要困难百倍，我们面对的对手比之于大清王朝要凶残、狡诈和强大百倍。当然，我们也就要更尖锐地面对当年国民党先辈们同样的难局。那我们呢？历史走过了一百多年之后，今天的我们有能力来破解当年的政治难题吗？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既毫不偏移地坚持黄兴先生的党内民主、始终以追求平等、自由和民权为己任而又能够满足孙中山先生对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组织要求的政党机构吗？
回答是肯定的！对今天的中华民族来说，世界历史提供了更多的范式和教材，中国历史又给出了一百多年的惨痛教训，我们也更全面、更丰富地了解、认识了人类文明最高的精神成果。因此，无论是个人品格还是民族的政治智慧，都提供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历史和现实可能性。从个人的品格上而言，如果你看到了华盛顿、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克拉克、四八年哥斯达黎加的民主之父胡雷尔在通过了一场战争消灭掉独裁政权后，永远地解散军队（该国至今没有军队）而把胜利的果实还给人民；如果你看到了今天的突尼斯、利比亚人的民主革命的主要成员并没有成为新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坏蛋；那么，你不会看不到千千万万在监狱里、在流放中的林昭、高智晟、李旺阳、谢长发、刘贤斌们。比之于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全世界的崇高人物，他们中的哪一个会稍逊风骚？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华盛顿能做到，克拉克能做到，胡雷尔能做到的，林昭、谢长发、高智晟、李旺阳、刘贤斌们同样能做到？从政治智慧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对党的章程、对它的组织形式进行阶段化处理。就是说，当这个政党组织完成了在政治上打倒、组织上消灭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的历史使命以后，与这个使命相适应的原有章程即行废止，而代之以符合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党组织法的一个如今天民主党或共和党那样的章程。当然，在组建过程中，当我们集中全党的智慧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还会有更好的、更完善的方案，以使我们能够建立起这样的组织——既坚持黄兴，又满足孙中山！
我们前面说过，公开组党的错误理念导致了无数惨痛的教训，损失了无数的民主精英。这里，我们要负责任地来给大家介绍另一种鲜为人知的悲剧。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其实也发展了很多的秘密反共组织，有些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已经具备了一个全国性政党的规模。我现在手里就有他们的徽章和它的纲领、章程等文件。可是由于这些秘密政党排斥孙中山的凝聚力、战斗力的组织要求，放弃掉了党内服从这个军事斗争的必备条件，因此，尽管它发展得相当好，尽管它并没有被中共查获而打掉，可是它无法形成领导，因此也就无法开展活动。任何人都会明白，不能开展活动的政党等于不存在。因此最后这些秘密政党都自行消散了。他们的悲剧和我们前面所述的那些公开组建的中国民主党的悲剧的原因是同一的：也是因着他们错误的建党理念才导致了这样的悲剧——经过了十年以上的发展却在没有遭受任何打击的情况下自行瘫痪了、消散了。今天我们消灭中共犯罪组织已经具有如此的紧迫性，那就是它很快将要使这个民族沦落到万劫不复的境地了，因此，中国的正义力量再也不能这样无谓地耗费自己了。它们必须完成从公开地组党到秘密地建党，从松散地组党到军事化组党的嬗变才能肩负起我们民族自救的使命。
这是通向自由之路上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当我们建立起了这样一个秉持人类良知和正义的政党组织，并且这个政党组织具有了高度的凝聚力、战斗力，具有了基本的抗打击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那么中国人民赢得自己解放的伟大事业就成功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因为中共暴政已经天怒人怨到如此地步，它已经是一副枯骨，一堆朽木了。
这样的政党组织要如何构建、如何发展呢？什么样的基本策略才能适应它的发展？过程中应遵守怎样的基本原则？有哪些关键性的技术是我们必须学会的？等等。这些正是命运留给中华圣徒们的问题。当有一天，你我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交出你的，我再交出我的。在这里，我们只要相信：没有做不成的！
什么样的人能领此风骚？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期待过，中华民族还有能力奉献出自己的圣徒。圣徒就是为了这个民族的苦难和希望而义无反顾地去充当“炮灰”的人；圣徒就是为了信念理想和人类良知而悲悯天下苍生的人；圣徒就是不谋私利，愿把自己的生命作为祭品，献给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的人们。这样的圣徒，他们不是完人，他们的道德生活也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当他们站到和中共对决的战壕里时，他们就没有丝毫个人财富、名位、权势，他们不要任何金钱、权位，不肯在暴政奴役下苟且偷生，他们甚至可以不要坟头的鲜花和死后的掌声。只要能够实现民有主权、国有法治，你就是把我踏陷在泥淖、任我化作尘埃又有何妨！
我看见他们了。
我看见这样的圣徒们正一个一个地挺立在那儿，期待着彼此能够凝聚在一起。
中华民族的崭新时代，如同一个无限美艳的新娘，静静地躺在她的婚床上，在期待着她的新郎——她的圣徒！
（待续）
（作者为中国联邦革命党政策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