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何日君再来》作曲家刘雪庵的悲惨人生(上)(组图)

你能唱這首歌,却不知道作者的血泪

2014-02-21 23:06 作者: 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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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4年02月21日讯】题记:台湾歌后邓丽君主唱的“何日君再来”這首歌曲,风靡全球华人,可谁又知道歌曲的作者刘雪庵竟是音乐界的头号大右派,最后双目失明,瘫痪在床,成了时代的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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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爱国作曲家刘雪庵,从“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来,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歌曲。他的满腔热血,他的赤子之心,都渗透在那一首首歌曲中。
 
如今七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他们的童年或少年时代,都是在民族危亡的焦虑中度过的,在亲人离散的悲痛中度过的,在流浪和逃亡的苦难中度过的。伴随和鼓舞着他们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他们唱不离口、常唱常新的大量抗日救亡歌曲:《毕业歌》、《长城谣》、《黄水谣》、《流亡三部曲》……其中,许多是刘雪庵的作品。
 
他们在歌声中长大成人,一个个义无返顾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斗争。半个世纪过去了,到了八十年代,他们从报刊上知道了刘雪庵的一些情况:他竟是一位蒙冤受屈二十余载,备受磨难,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老人。他们的心被揪得紧紧的。对他们来说,刘雪庵是个亲切的名字,是个响亮的名字。然而,如今也是个令他们心酸的名字。
 
原来,在刘雪庵众多的作品中,有一首电影插曲《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成了刘雪庵及喜爱他歌曲的人们心中永远的痛。说起《何日君再来》,人们不会陌生。有的人唱过,有的人听过,有的人喜欢过,有的人斥责过……
 
这首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歌曲,大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民族的风风雨雨,有着极不平凡的经历。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五十年代的反右派运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的抵制港台歌曲……在一浪又一浪的政治漩涡中,它被人曲解、上纲上线,鞭挞得一无是处,像个柔弱的少女,被羞辱得久久抬不起头来。
 
刘雪庵更是为这首歌背负了种种罪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刘雪庵是中国新音乐奠基人黄自的学生,与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被誉为黄自的四大弟子。
 
刘雪庵是四川铜梁县巴川镇东门盐店人,1905年11月7日出生在一上书香之家。他的父亲原本是位私塾先生,后在一家慈善堂工作。有一年家乡发大水,他下水救人,不幸被洪水吞没。父亲生前跟他讲岳飞传,讲“精忠报国”的故事。爱祖国,爱民族,成了他一生的主旋律。
 
他的大哥是小学教师,爱好音乐。刘雪庵自幼跟他学习昆曲,吹笛弄萧。大哥成了他的音乐启蒙老师,也使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哥的岳父是前清秀才,开塾馆,刘雪庵在他那里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古文功底。
 
谁知祸从天降,母亲、大哥和姐姐都染上了肺病,家境困难,没钱医治,相继离开了人世。这场灾难,对于刚刚进入中学,年仅十三岁的刘雪庵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他不得不辍学,在家里自学音乐,帮助料理家务。
 
为了挣钱养家,十七岁那年,他当了小学音乐教员。
 
当家境有所好转,他便于1924年考入成都美术及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学习钢琴、小提琴和作曲。
 
在这所学校里,他阅读了《语丝》、《太阳》、《创造》、《洪水》等新文艺刊物,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导社”,与共产党员有了接触。
 
1927年春,美专停办。刘雪庵回到同梁县,在养圣学校任音乐教师,后担任该校校长。后来这所学校成为中共铜梁县委所在地,刘雪庵也参加了共产党的一些活动。
 
不久,他在共产党组织安排下来到上海,考入由《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任翻译陈望道创办的中华艺术大学。
 
1930年秋,刘雪庵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这里,他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开始了音乐创作。
 
当他踏进音专校时,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黄自,应校长萧有梅的聘请来到音专任教,负责音乐理论和作曲的教学。刘雪庵幸运地成为黄自的学生,对西洋作曲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学习。
 
同时,他还师从俄籍钢琴维钿夫人学习钢琴,师从朱英学习琵琶,师从易韦斋和龙榆生学习中国诗词及韵文,师从吴伯超学习指挥,师从李维宁学习赋格和自由作词等。
 
黄自十分重视民族音乐的发展,主张学习西洋音乐的方法,用来研究整理我国的音乐与民谣,创造民族化的新音乐。黄自的音乐理念,对刘雪庵有着极深的影响。刘雪庵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将民族民间音乐的传统手法与西洋作曲技法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刘雪庵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底,他写的诗词常在校刊上发表,受到诸多老师的赞赏。他的诗词老师龙榆生(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音专兼职教授)对他的作业总是赞许有加。
 
刘雪庵学习刻苦,才华出众,与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被誉为黄自的四大弟子。
 
当黄自接受商务印书馆的委托,参与编写一套《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时,他让四大弟子各分担一部分工作,创作一些适合学生唱的新歌曲。刘雪庵创作了《喜来春》、《燕子哥哥》、《菊花典》、《杀敌歌》、《提倡国货》等培养儿童健康品德和爱国精神的歌曲。
 
刘雪庵与仅比他年长一岁的黄自,既是师生,也是朋友,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黄自十分欣赏刘雪庵写作的一些歌词,常为之谱曲。
 
“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当。好花采得瓶供养,伴我书声琴韵,共度好时光。”他们师生合作的这首《踏雪寻梅》,已成为我国的经典名曲。
 
这里还要提到刘雪庵的另一位老师——著名的俄籍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他1934年来中国演出时,对当时中国乐坛几乎一面倒向西洋十八九世纪的现象深感忧虑,于是就留了下来,决心帮助中国音乐更好地发展。他以“名誉教授”的身份到上海音专任教,很快就发现了刘雪庵这个好学生。
 
在他举办的“征求具有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中,刘雪庵创作了包含四首钢琴小品的《中国组曲》参赛,受到他的高度评价。后来,他曾将《中国组曲》介绍到欧美演奏,并先后在巴黎、纽约出版。
 
“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嫩绿嫣红何等媚人,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未随流水转坠风尘;莫怀薄辛惹伤情,落花无主任飘零;可叹世人未解侬心苦,向谁去呜咽诉不平!”齐尔品从校刊上看到刘雪庵写的这首词《飘零的落花》,觉得很美,就鼓励刘雪庵将它谱成独唱歌曲,并要求以艺术乐曲的形式来体现。
 
刘雪庵在齐尔品的鼓励与指导下,终于将它谱成了一首艺术名曲。齐尔品随即将它连同刘雪庵的其他三首歌曲《早行乐》、《采莲谣》和《菊花黄》,以《四歌曲》为题介绍到东京出版,发行欧美各地。
 
刘雪庵还曾为古诗词谱曲,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等。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刘雪庵为这首《春夜浇城闻笛》谱的曲严谨、典雅,优美流畅,婉转起伏,听来亲切感怀,抒发了知识分子惆怅怀旧的心情。
 
以后,齐尔品又将刘雪庵谱曲的《枫桥夜泊》、《布谷》、《淮南民谣》介绍到巴黎出版。
 
1935年,齐尔品在《现代中国音乐》一文中写道:“刘雪庵,一位很年轻的人,在他的钢琴作品、短歌及小曲中,表现出明显的中国风味,是一位极有前途的作曲家。”
 
热血青年刘雪庵,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抗战歌曲,许多歌至今传唱不衰。
 
“九·一八”事变,震惊了全国。刘雪庵挺身而出,组织讲演会,出墙报,写歌曲,呼唤人们起来抗击日寇的入侵。据当年任职音专的廖辅叔回忆:“当时学生中最早出来宣传抗日的,就有刘雪庵。”
 
为了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音专师生走上街头,进行募捐。黄自亲自领着刘雪庵、贺绿汀等学生走向浦东,捧着竹筒,挨门挨户去募捐。
 
从这时起,刘雪庵开始了抗日歌曲的创作:《出发》、《前线去》、《前进曲》、《出征别母》……
 
“母亲回头见,母亲回头见,孩儿去了请你莫眷恋。这次上前线,是为祖国战,杀敌誓争先,光荣信无限。光荣信无限。战!战!战!救亡图存,纵死沙场我心愿。”这是1932年刘雪庵作词谱曲的《出征别母》歌。
 
“一·二九”运动中,刘雪庵组织音专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请愿,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随后,他参加了中国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词曲作者联谊会”。
 
这期间,他与王绍清合作,谱写了《战歌》:“战战战!一齐上前线,报仇雪恨,奋勇当先。哪怕敌人的强暴野蛮,只要我们英勇壮胆,抱着牺牲的决心去干,争得光荣的凯旋!”
 
1936年5月,日本战犯近卫文的弟弟、乐队指挥近卫秀来到上海,担任日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的指挥。一天他来到音专,与全体师生见面,还登上讲台,宣传所谓的“中日友善”。他的话音刚落,刘雪庵即从坐位上站了起来,义正辞严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暴行,捍卫了民族尊严。全校师生无不为之振奋。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刘雪庵当即与侯枫合作,谱写了歌曲,《大家一条心》:“大家一条心,向抗敌救亡的路线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收复四省,夺回平津。国土要完整,正义始能伸,大家一条心,向抗日救亡的路线前进!
 
乐曲英勇乐观,表达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
 
在抗日战争中,刘雪庵创作了大量歌曲,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加入了上海文艺界救国联合会,与黄自、廖辅叔、李维宁、江定仙、陈田鹤等成立了“中国作曲者协会“,有组织地发挥音乐工作者在抗战中的作用。”协会“就设在刘雪庵家中,成为上海音乐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据点。
 
刘雪庵还同张曙、夏之秋、洗星海等联合音乐界进步人士组织了“全国歌咏协会”,刘雪庵为执行委员,曾和沙海、王云阶一起主持了“援助冀北人民抗日自卫游击队”的大型音乐会。
 
刘雪庵还自费出版了音乐期刊《战歌》。上海沦陷后,《战歌》辗转武汉、重庆,共出版了十八期,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份影响广泛的抗日音乐刊物。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卖花词》,刘雪庵的《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之<离家>、<上前线>》,沙梅的《打柴歌》,江定仙的《焦土抗战》等著名抗日歌曲,都是通过这个小小刊物传遍全国的。
 
《战歌》在上海创刊后,曾有人向刘雪庵推荐歌曲《松花江上》,说这是当时在平津流亡学生中十分流行的一首歌,希望能在《战歌》上发表。这首歌是谁的作品,推荐人没有说明。刘雪庵看后,认为的确是一首好歌,只是觉得它过于伤感,没有急于发表。
 
不久上海沦陷,刘雪庵乘船去香港,准备由香港转入内地。在船上,他欣喜地与文化救亡协会内地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江陵相遇。他们谈起了《松花江上》这首歌,刘雪庵提出要把这首歌扩充为三部曲,使之由沉痛哀婉转为紧张激昂,以激起人们的斗志。
 
江陵十分赞同他的意见,立即在船上写了第二部《离家》的歌词:“泣别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百万荣华,一刹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财产毁灭?听!炮声又响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哪还有个人幸福?哪还有个人安康?——谁使我们流浪?谁使我们逃亡?谁使我们田土沦丧?谁要我们民族灭亡?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休为自己打算,我们休顾个人逃亡,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跑上战场,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刘雪庵当即为这首歌词谱写了十分贴切、动听的曲子。
 
在他们从香港赴广州的火车上,江陵又起草了第三部《上前线》的歌词:“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你是黄帝的子孙,我也是中华的裔胄。锦绣的河山,怎能任敌骑践踏?祖先的遗产,怎能在我们手里葬送?走,朋友!我们走向战场,展开民族解放的战斗。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都是我们的兄弟;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没有决心?有!我们有没有力量?有!拿起我们的枪杆笔杆,举起我们锄头斧头,打倒这群强盗, 争取我们的自由。看!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
 
刘雪庵谱曲后,将《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合成《流亡三部曲》,当即交给流亡学生排练,在中国戏剧界支援各地抗敌军联合大公演时首次演出,接着又在《战歌》上发表。从此,《流亡三部曲》传遍全国各地,成为当时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抗日歌曲。
 
刘雪庵还曾为多部抗日影片,如《新桃花扇》、《中华女儿》、《十字街头》、《孤岛天堂》、《关山万里》等,谱写了主题歌或插曲,其中不少影响深远,流传至今。
 
1937年春,潘孑农的电影剧本《关山万里》投入拍摄。影片讲述一位东北的京剧艺人,“九·一八”事变后,携妻女流亡关内,在颠沛流离中,自编小曲,教育幼女牢记国家仇的故事。
 
故事里,幼女在流亡途中走失,被一音乐家收养。后来,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演唱会上,幼女演唱了一首《长城谣》,这是音乐家根据幼女父亲编的小曲谱成的。这首歌使他们父女团圆,却仍然回不了家乡……
 
潘孑农请刘雪庵为全剧配乐并为《长城谣》歌词谱曲。不料“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影片未能拍成。潘孑农和刘雪庵各奔他方,失去了联系。
 
这年九月,潘孑农在赴武汉的轮渡上,遇见一支青年抗日宣传队,他们正大演唱一首旋律极其优美的歌曲。他觉得歌词是那么熟悉,仔细一听,原来就是他写的《长城谣》。他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影片虽未拍成,刘雪庵却已将歌词谱了曲,传唱开了。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梁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
 
“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强。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这成了刘雪庵和潘孑农合作的一首名曲。当年,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演唱,并由百代公司制成唱片发行国内外,使之家喻户晓,万人传唱,大大激发了海内外同胞的爱国热情。
 
《长城谣》从三十年代起,一直唱到今天。1982年秋在香港举办的“中国近代音乐史声乐作品展”上,展出了《长城谣》;接着,北京广播电台在介绍“五四”以来的优秀歌曲中,播放了中国音乐学院合唱团演唱的《长城谣》;在1984年的新年联欢晚会上,香港著名歌手张明敏演唱了《长城谣》;随后,上海歌手沈小岑录制的《长城谣》磁带发行到海外……
 
台儿庄战役获胜,刘雪庵当即与田汉合作,谱写了歌曲《捷报》:“在东战场,在北战场,都捷报连连。在天空中,在陆地上,展开了壮烈的歼灭战。我们走上了胜利的初步,我们挫折了敌人的凶焰。我们败不气馁,我们胜要自勉。巩固军民合作,加强统一战线,用全民族的力量,争取自由解放的明天!”
 
这是一首雄壮如进行曲的歌曲,它庆贺战争的胜利,更鼓舞着人们抗日的士气。
 
淮海战役后,南京政府面临崩溃。刘雪庵在共产党授意下,在社教学院成立了“经济稽查委员会”,控制了学院的财权。当院长要把学院迁往台湾时,刘雪庵坚决反对,成立“五人院务委员会”和“员工警应变联合会”,他们把学校仅有的七根金条埋藏起来,在中共建政后,交给了军管会。
 
中共建政后,刘雪庵先后在无锡苏南文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是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刘雪庵奉调进京,负责筹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前身),然后便在该院任教,并担任副院长。
 
《人民解放大合唱》、《挖去千年老穷根》、《翻身舞曲》、《来唱个翻身乐》、《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等为中共写的颂歌,都是他在中共建政初期的作品。
 
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玩笑,“进步”的作曲家刘雪庵,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突然成了音乐界的头号大右派
 
事情还得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说起。
 
那次整风运动,宣布的内容主要是反对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中国音协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邀请在京的音乐家围绕上述内容对领导提意见。有关领导亲临现场,消除与会者的顾虑,鼓励人们大胆讲话。
 
刘雪庵应邀出席了座谈会,而且第一个发言了。他心直口快地谈了自己的几点意见:
 
一、音协领导有宗派主义。他说:“从音协领导来看,有三个主席四个秘书长。如果把×××去掉,就成了清一色的党员领导……
 
二、音协机构的学术性差。他说:“从音协的方针来看,有的重要工作未抓起来,有的工作处理不够妥当。原因在哪里?依我看,是有些领导同志对艺术与创作关系的理解有问题,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
 
三、创作与批评的问题。他说:“在创作上,过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论及音乐水平都提高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比如黄自的《农家乐》和我的《红豆词》,应当根据这些乐曲的意义和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这对于开展理论与批评,繁荣创作艺术还是有好处的。”
 
直面领导,刘雪庵的发言无疑是坦率的,真诚的,也是尖锐的。
 
他毕竟是一介书生,一个心无城府的音乐家。他不懂权术。不懂什么是“引蛇出洞”,更不懂什么是“阳谋”。他怎么会想到,当他在座谈会直抒胸怀,一吐为快时,已经掉进了一个深深的陷阱里。
 
这时候,全国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反右派运动了。
 
他所在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连续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揭发批判。他本是这所学院的副院长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现在被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毒蛇。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14/02/22/5314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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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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