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她很倩丽,但我不敢爱她(图)

良心上的欠债

2014-02-26 19:58 作者: 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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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4年02月26日讯】题记:反思不但是个人的进步,也是历史的进步,更是民族的进步。我们中华民族需要大反思,每个人更需要反思……

我是个吃政治饭长大的工农干部,长期工作战斗在“阶级斗争”第一线,行事极左,吊过地主,斗过资本家,也揭发检举过自已的亲属,甚而去当过刽子手处决“反革命”。一句话,左得可爱,左得出奇。那时,每年的年终鉴定上都写着这么几句: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追求进步,靠拢组织。想不到“吃政治饭”的人毁于“政冶”,不但成了右派,还被整整关押了二十三年。当然这是痛苦的,但被我损失过的人又不痛苦吗?几十年来总想着一件事件,一件良心上的欠债……

记得,1948年过了新年,龙灯还没有烧去,在一片噪杂的锣鼓声中,我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农村,父亲将我送到城里一家茶叶店着学徒。老板姓姜,是个大胖子,当我叩毕头起身,他就挺严肃地对我说:“当徒弟学手艺,第一要手脚干净,不要贪小便宜;第二要勤快,见事做事;第三要对买主恭敬,无论生意成不成,都要拿烟倒茶……”我诺诺应着,按照老板(我们叫师傅)的话做去。这家店开在东街上,靠近十字路口,口岸好,成日车水马龙,繁华异常。茶叶店前面是铺子,后面是厂。所谓厂,也不过是有一座烘茶叶的烘炉,以及一些打磨茶叶所用的不同规格的竹筛。

当徒弟的除了不帮老板娘洗裤杈外,什么活都要干,劈柴、担水、煮饭、擦窗、抹桌,另外就是每天早晨扫街。我最喜欢扫街了,这时老板和师兄都没有起床,空气清新,天又不怎样亮,我便可以唱一唱,跳一跳,或者翻个筋斗,打个磨盘腿,舒展舒展身体。只有这个时候“天地”才是我的。

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都有规矩,没规矩就不成方圆。扫地也是一样:先要在地上洒一层水,然后才弯下腰杆,挨次挨次地扫,既不能“画大字”,又不能伸“蚂蝗腰”,否则师傅会骂:“懒东西,只会吃。”

每扫罢地,悬在电杆上的路灯就由黄变淡了,灯光渐次不见了。接着,街市上有人走动,最先是“咚咚咚”拉尿水的车子,再后是小贩断断续续的叫卖声:“称豆芽”,“捻唐场豆腐乳”,“辣菜,辣辣菜”……这声调婉转,抑扬顿挫,颇像人们哼的山歌小调。在我们铺门当街处有一株杨槐树,两围粗,春绿秋黄,看了它,就是不翻皇历也知现在是什么时令。

六月,杨槐枝繁叶茂,像撑开的一把伞,在“伞”的笼罩下,有不少鸟儿在那里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它们给了我无穷欢乐,使我忘记了学徒生活的枯燥单调和不快。我常在树下面撮着嘴巴逗弄,和它们一同享受大自然的自由。不久我发现,每天在我扫地扫到一半的时候,“叮当叮当”,一辆油光水亮、车杠前端包有铜皮的私包车,飞也似地擦身而过。车身晃映着人影,滚动的车轮扬起一股灰尘,雪亮的钢丝一闪一闪,好似一个旋转的电光圈。拉车的是个彪形大汉,穿一身青府绸衣裤,戴一顶宽边沿草帽,脚下一双麻板丝耳草鞋,在草鞋的鼻梁上还系一朵大红绒结。坐车的是位长发少女,浑身一色白,只有发带是红色的,还有胸口那枚三角校徽是蓝色的。她腰身纤细,肤色润泽,眉毛黑长黑长,轮廓分明的鼻梁下,嘴唇红得发湿,大眼睛明彻透亮,从不旁视,显示出大家闺秀特有的傲气。

不知是出于标榜豪华,或者是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安全,她总是把脚踏板上的铜铃踩得特别响:“当当!当当当!”。铜铃震聩我的耳膜,打乱我平静的心,惹得我常常投去愤怒的一瞥:“哼!洋个啥?还不是靠你老子几个臭钱?有本事自己挣,要我才不坐哩!”有时,真恨不得上前揍她两笤帚,直打得她告饶方解心恨。是嫉妒,还是“阶级仇恨”,我也说不清,有时深觉自己可笑:别人坐车踩铜铃,碍我什么?生活是一束五色的花,多姿多态,五彩缤纷,给你欢乐也给你忧伤,给你幸福也给你灾难,给你享受也给你苦酒。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端阳节后的早晨,一个大地铺锦镶绣的好晴天,我打开店铺,和以往一样从井里挑来净水,放下扁担,拿出瓜瓢,满满地盛了瓢又清洌又明净的水,正准备向街面泼去,忽见槐树上飞来一只相思雀(又名红嘴鹬),这鸟羽金黄发亮,长长的嘴喙闪着蓝茵茵的光,它叫得挺好听,声音脆得像女孩子的歌喉。我看得忘情,听得入迷,没有注意飞驰而来的私包车,反手当街一瓢水——“哎呀!”一个尖溜溜圆润润的叫喊声冲得我一怔:糟糕!满满的一瓢水全泼了那位坐车少女的身上。她惊愕地用手挥掸着,白白的衣衫上湿漉漉一片,紧贴着她丰满的胸脯。拉车大汉立即放下车杠,挥拳捋袖,横眉怒眼向我逼来,嘴里还不断恶狠狠地骂:“狗×的杂种,眼睛球×瞎了,老子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你。”

拳头,斗大的拳头,青筋暴绽,贯着风响,眨眼就要落在头上。我葸畏退缩,思谋着对付的办法。蓦然,又是那个尖溜溜圆润润的声音:“唐师,干啥?他又不是有意的,快走!要上课了。”主人的吆喝,使拉车大汉收回了拳头,不过他的余怒未息,咧嘴龇牙,嚷着说:“下次再这样,老子捶断你的脊梁。”

“当当当!当当当!”私包车一阵旋风般上路了。晨风,霞光,长发,黑亮亮的车身,渐渐地,渐渐地消失在远处,不见了,不见了……

是感情发生了变化,还是我思想日趋成成熟,还是我对客观事物有了新的评价。从此,我不再讨厌和仇视那震耳欲聋的铜铃了,它变得亲切,像和煦轻柔的春风,又像清洌潺潺的泉水,甜人肺腑,沁人心田,给人以美感和享受,似乎老远老远地向我问候:“你好呀!你好呀!”同时,我还发现车里那位少女,既不矜骄,也不傲气,每当私包车擦身而过时,她总是和善地对我微微一笑,那笑出自心田,出自真诚,好像无声地在说:“你好,辛苦了!”我呢,一直目送她,送得很远很远,希望第二天再看见,如果第二天没有看见,心里便空空的,像丢失了什么。我们就这样保持着奇特的“友谊”,彼此心照不宣,把美,一种纯真的美,深深地埋藏在人们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斗转星移,红旗翻飞,三十年河东,三十河西,我们的地位发生了易位。古老的城市“解放”了!在“翻身”的锣鼓声中我走上了革命岗位,被分配在一区团工委工作。一个受压者骤然伸直腰板,欢蹦的心可以想象。我觉得自己长高大了,魁梧了,说话也顺理成章了,不论出现在哪里,都受到人们的尊重。

我穿一套四个兜的灰布制服,腰间插一支红绸裹的手枪,扬眉吐气,昂首阔步,神气极了!很快我发现,在鹦鹉巷的一座黑漆公馆门前,那位昔日来去坐私包车的她,突然衣著朴素,可怜地守着一个旧货地摊。地摊是用门板搭的,两端放在条凳上,上面卖的全是些值钱的物品,诸如古色古香的瓷器和陶器,貂皮帽与羔羊袍,以及玉器手饰等,这是意料中的事。可我有点同情她,奔走的脚不自主地停下,在地摊前久久不忍离去。我不是浏览物品,是什么我也说不出。也许我眼光太热,竟然使她惶恐不安,连织毛衣的手也微微颤抖,几次错了针。

天长日久,日久天长,我每天都要在她地摊前站个时辰,尔后默默地惬意离开,走不远又回头看,好象遗落了什么值钱的物品。也许是我看得太痴太傻的缘故吧,一天适值地摊无人围观,她陡然仰起丰润洁白的脖子,嗔怒地盯我一眼,以极不满意的口吻问:“你买什么嘛,天天都来看,又不是西洋镜。”这不软不硬的话,弄得我进退维谷,哑口无言,是呵,该买点什么?这地摊上的东西有哪样适合我买?为了掩饰破绽,我故作镇静地笑了笑:“来看,当然就要买嘛……”她秀俊的脸庞上荡起一丝笑容,红得发湿的嘴唇向上一翘,白白的齿缝间冒出一句:“好吧,那就请问你买哪一样,是琥珀手镯,还是翠玉耳环?”好厉害的嘴,嘲弄揶揄,我有点受不了,少年的心被激怒,必须反击。

我溜了一遍,最后把眼珠停留在地摊一隅的那串银灰色的项链上——这项链是她常系之物,下面还吊有个小巧玲珑的银质鸡心,鸡心可以张合,有个活动按扭。不知什么原因,她此时摘下放在那里。“就买那!”我指着那项链说。她惊得一怔,织毛衣的竹针险些掉在地上,大眼睛盯着我一动也不动,好象在说:“你这不是故意耍花招,有意刁难我吗?”但她却不动声色,把黑黑的长眉毛一扬,用手抓上项链,猛地送到我面前:“卖!”“买?”我嗫嚅了,该怎么办呢?不过人的感情一经激怒,就不轻易冷却,此时的我好似一个进入赛场的角斗士,能中途退场么?

买就买!“多少钱?”“这……”现在轮到她犹豫了,是呵,一个姑娘怎能把自己的心爱之物卖给人,这不等于出卖自己吗?假戏快结束吧,让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谁知她不“休战”,长发一甩,继续进攻:“五元!”形势逼迫我不能再考虑,尽管当时五块银元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也必须如此:“买!”当,当,当,我从怀里取出五块银元,一枚一枚扔到地摊上。她此时表情复杂,进退不得,我不敢怠慢,抓起项链飞也似地走了。

自此,我来去绕道,生怕碰上再惹出麻烦,可心里老想去她地摊前站一站,哪怕是一分钟也好!她的地摊,神秘的地摊,有股摄人魂魄的力量总是拉扯着我。大约一周后,我远远地从此巷经过,蓦然,她叫住了我:“喂——。”无名无姓的称呼,使我停下脚步。“我的项链呢?”她走近说,声音很低很低,表情羞涩而不自然。“我不是买了吗?”我有点懵懂,看着她不停钻地的脚尖。

“不卖了,还来,这是你的钱。”她腰肢一扭,显出姑娘特有的娇态。我瞧着她手里那五枚发光的银元,似笑非笑地:“买卖买卖,有卖才有买,哪有成交的东西叫退?退也可以,得用十元来取。”她瞪我一眼,把散发往后甩了甩,咧口一笑:“你比威尼斯商人还贪婪,才七天就打了个利滚利。”说到这里,她明亮的眸子一转,声音甜得像糖:“我不是叫你退项链,是叫你退鸡心里的东西……”鸡心里有东西?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拿回家还从来没打开看过,一直珍藏在箱子里,现在见她那失悔爱恋样儿,心里有股说不出的乐劲,忍不住问:“什么东西?”“你呀,小官僚。”

她脸庞绯红,越发不好意思了:“拿回家也不打开鸡心看一看,那里面有我的照片。”我一听,顿觉自己胜利了,故意放声大笑:“我——就是买它。”她生气了,憨嗔地把小嘴一翘道:“你真坏,快还我。”我忙收敛起笑容,认真地道:“没在身边,我回家取去。”欲转身,她又说话了:“不要去取了,你就留着吧,但有个条件,不能给第二个人看。”我应着,心里荡起一股甜丝丝的涟漪,好象得到什么。

很快我们开始了交往,她叫王宝宜,父亲是地主兼银行家,母亲是个师范学生,是名门闺秀。记得一个春暮,我们相约去公园,公园在城中心,四周环着一条小河,在楠木林的不远处,有座假山,假山有座凉亭,遥对凉亭的是高巍巍的保路纪念碑,除此,还有许多花草。我们沿着小路,缓缓向前走,彼此没有说话,呼吸的气流直冲对方脸庞。我很高兴,行动说话都特注意,似乎一下成熟了许多。她心跳得厉害,胸脯一起一伏,沿途攀折树叶,一点一点扯着。到了小径的深处,一排杨树遮断行人的视线,这里好静,不知名儿的雀鸟在枝头上唱歌。夕阳的余辉给大地罩上光环,我惊奇地发现,她太美丽了:一身合体的阴丹士林旗袍,外罩米黄色开士米,白套袜,足蹬皮鞋,举止落落大方,说话文文静静。她的眼睛不但光泽明亮,而且饱含喜悦的光芒。

她一边走,一边细细地说:“我不是无产阶级,却热爱共产党,我最恨有钱人欺负穷人,当官的压迫老百姓。一次,我爸爸解雇了一个正在生病的职员,那职员找上门求情,爸爸不同意,推说银行业务不好。我在一旁劝说爸爸,业务再不好也能容下一个人。爸爸只好同意,事后向我说:天下穷人同情不完,我们做生意将本求利,可不是好善乐施的慈善家。还说中国人吃饭是个大问题,孔夫子和孙中山都解决不了。”我插言道:“共产党就能解决吃饭问题,你看毛主席写的《别了,司徒雷登》吗?”她不假思索地回道:“看了,还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很拥护(共产党),可惜我不是无产阶级,纵然心向革命,革命未必要我……”她的话有些走题,显得哀婉悲伤,我立即纠正:“革命是大海,需要每滴投奔的水珠,我们党从不采取关门主义,毛主席和周总理不也是出身剥削阶级……”她浅浅一笑,把手里的碎叶扔到河沟里,然后轻轻拍了拍手:“但愿如此。”

梧桐叶落,雁去燕归,秋天来到了,国家渡过了物价暴涨的难关,镇压了叛匪的暴乱,此时我被派到市郊一个乡担任土改工作组长,工作繁忙,一个心眼放在追求进步上,顾不得再与她见面。一天下午,我去区委递交入党申请书,刚一出乡公所大门就见她站在一株泡桐树的后面,样子焦灼,眼神忧虑。我心里有点紧张,生怕别人看见,急忙向她递眼色,意思让她快到前面去。五十年代初期纪律挺严格,稍不注意就有“乱搞关系”之嫌,因此,我在和女同志接近触上,惟恐出漏子,影响政治生命。所以,我和她订有“默契”,非万不得已,不要来机关找我。“宝宜,有什么事吗?”我们快步进入城边一条没人行走的巷子后,我才大着胆子问。她没有回答,把修长的眉毛皱了皱,无声地继续向前走。

巷子很静,少有店铺,多是住户人家。路面用方块石板铺砌的。石板经多年雨淋水冲,光滑得发亮,脚步叩在上面,发出清脆的响声。走出巷子,前面便是城墙,城墙边长了许多丝茅草,风一吹不停地摇曳。我们站在一个大池塘的石栏杆前,望着浑浊的、长满浮萍的塘水。这口塘是前清开造的,传说里面有金鸭子,但谁也没有看见。而今有不少红鲫鱼,在水塘里游去游来。她神情抑郁,心事重重。我猜想着她不快的原因,哦,未必是夏湛的事?她曾向我讲过,在她十岁的时候,爸爸的银行面临倒闭危险,存户纷纷提款,一个姓夏的师长拿出军饷解了这个急。为感谢恩人,爸爸将她许给了师长的儿子夏湛。她高中还未毕业,夏师长就要给儿子完婚,她坚决反对,借口说大学不毕业不结婚,爸爸为难,但拗不过她。一九四九年,夏师长又来信催,她还是不同意。

“宝宜,你说话呀!”我有些急了,心里惦记着去区上递交入党申请书。她脸色阴沉,叹口气后才缓缓说:“我要走了,妈已经买好去重庆的汽车票。我想不去,家里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该卖的东西全卖了。夏湛在重庆的百货公司当会计,来信要我去,不去,此地又没工作……”这话太明白了,只要此地有工作她就不走,我虽然不是个什么负责干部,但介绍个工作倒也容易,可我怎敢贸然介绍呢?她是地主成份呀!今后审干必然牵出这个关系……我犹豫着,思考着对策,怕什么,她又不是反革命,介绍个工作有什么了不起?但当我的手无意碰到了怀里的入党申请书,断然坚定了立场:政治生命高于一切啊!我不能为一个女孩子断送前程呀?

“泽荣,你能不能暂时给我找个工作。”她终于忍耐不住了,张口提了出来。我不敢正面回答,故意转换话题,“重庆是个不错的地方,西南行署也在那里,能看到许多大干部……”“你!”她喉头硬结了,眼眶骤然红润,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动。天空渐渐黑下来,街灯一盏盏地亮了,塘水变成了一块铅板,隐约现出月亮和星星。晚风把她的长发吹得飘起,乍看似幅轻柔的纱巾。我转开脸狠着心肠,拔下口袋上的金星笔:“请带上,作为我们相识的纪念。”

她愣了,把牙一咬,抓过笔,向黑沉沉的街巷跑去。她的脚步零乱,沉重杂碎,跑得歪歪斜斜,像一个醉汉,又像受了惊吓的梦中人。一句话,她的心碎了,散了。我长久地望着黑洞洞的街巷,心中有不可言状的悸痛和惆怅。呵,她走了,走了,今后能重逢吗?于是,我又有些懊悔,觉得应该答应她的要求,在这困难中帮帮人,何况这种要求是那样低微,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我想追去,腿却拔不动:不行呵,我是穷人的儿子,工人阶级的一员,我正在入党,怎么能和一个地主阶级出身的小姐划不清界限……

她走后不久,她家原住的公馆作了抵押,父母搬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我也没有时间和心思去打听。好长一段时间,我脑屏里都跳动着她黑长黑长的眉毛,明亮清澈的大眼睛,轮廓分明的鼻子,红得发湿的嘴唇,以及纤细的腰肢,洁白如玉的脖子……每当经过她原来住所公馆门前时,我都要收住脚,默默地站上几分钟。公馆门上的铜环由于没人擦整已失去光泽,两旁的青石狮子已毁去了一只,二门上的花窗也拆去,园里花草不再鲜艳,这景象不禁使人想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女姓家。”革命改变了一切,荣辱贫富打了个颠倒,社会的变化太快了。

春秋更替,寒来暑往。1952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我从区委调到市税务局”打老虎”。在运动进入追脏阶段,一天局党委召开中心积极分子会议,研究贪污分子的退赃和处里问题。主持会议的郝局长是个老八路,特别喜欢我,常夸我工作积极,立场坚定,对党忠诚,爱憎分明。会议正开到关键时,传达刘老头推门伸进脑袋向我说:“小黄,有人找。”我眼也不看道:“没时间,叫他等一下。”刘老头不肯离去:“我说啦,她说一定要见你。”我嘟哝一声:“乱弹琴。”正在思索问题的郝局长,扔掉烟头,笑嘻嘻问道:“什么事这么重要啊!喂,刘老头,是男还是女?”刘老头应道:“一个姑娘。”“姑娘?”郝局长咧开大嘴催着我:“快去,快去,媳妇都找上门来了。”他一句玩笑话,引得参加会的同志纵喉大笑,弄得我窘极其,脸红得像个西红柿。我走出会场,穿厅过院,一边走一边想:是哪个姑娘不揣冒昧来找我呢?想来想去没个结果。步入会客室,我一下愣住了,眼前这位短头发,身穿花哔叽棉袄,胸脯高耸,脸儿红润的姑娘是谁呢?好面熟,一时想不起来。

她笑盈盈地从木椅上立起,很有礼貌地招呼:“黄泽荣同志,当官了,连我也认不出来了。”“哦,宝宜!”我冲口而出,但马上觉得话不妥立即更正:“你好,王宝宜同志,几时回来的?”我们相对坐下,久久没有说话,我一边打量她,一边嘀咕:“变了,变了,已经不是一个姑娘了……”“昨天回来,一下车就打听你,问了好些人,才知你调到这里。”她说,声音还是那么圆润,那么好听,但我却不舒服。“妈妈说你当团委书记了,工作很有成绩。”对她的称赞我并不乐意,觉得太勉强,太做作,随即打断话头问:“要住多久?”“不走啦。”她说,低下了头,发光的脸上升起两片乌云:“唉,真倒霉,他是贪污分子,一月前畏罪自杀了。在重庆我住不下去了,只好回来。”我屏住呼吸听着,无声地玩着手中的茶杯,她那高耸的胸脯老在眼前转,像压迫人的山峰。

“妈妈老了,爸爸没有工作,家里生活困难,听说市上要招一批干部,我想请你介绍下。我是学财经的,税务工作更对路。”她的话象低沉的琴弦,一声声,一字字,酸得人心痛。我虽然同情她不幸的遭遇,然而绝没有勇气为她作牺牲。……有什么办法,在阶级斗争风浪中过早成熟的我,不能不权衡利害得失啊!我淡淡一笑,用那种既不是推诿也不是肯定的官场口吻说:“这样,你留个通讯地址,我和领导研究研,回头告诉你,如何?”她无可奈何地点点头,留下通讯地址悄然走了。

我没有去,一直没有去,几乎遗忘了这件事,半个月接到她一封从重庆发来的信:

泽荣:你好。

我又回到了我所不喜欢的地方。这地方没有亲人,没有我熟悉的面孔,一草一木都十分陌生,可有什么办法呢?要活下去呀?虽然我们相识偶然,可那一瓢水,却在我无尘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拂拭去的痕迹。49年前是贫富悬殊使我们不能接近,49年后一个新的悬殊把我们隔得更远。这不怨你,只怨我不该出生在这个家庭里,同时也怨我缺乏勇气,如果当初不离开,也不会演出这样一出悲剧。所以此次返归故里,并不抱什么奢望,我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想找个工作在故乡住下来,使受伤的心得到一点温暖,然而,就连这一点也难办到,我只好又走了……

我读罢信,心里酸得不是味,久久望着旋转的灯光出神,感到良心上负了债。几年后我成了右派,省市报刊天天批。我想相距咫尺的重庆定会看见,可她又怎么想呢?

现在时光已飞去整整五十多年,可负疚感仍未消失,深深地埋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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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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