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3月03日讯】杨波涛，37岁，河南商丘人，其被控系2001年商丘某强奸杀人碎尸案的嫌疑人，一关就是十年。十年间，商丘市中院判了两次死缓、一次无期，三次判决均被河南省高院撤销并发回重审。2013年8月，商丘市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回起诉，六个月后被“取保候审”。

又是一起这样的案子，证据严重不足，甚至除了刑讯来的口供，根本就谈不上有证据，但这并不妨碍一个公民被长期羁押、人身遭遇非人虐待和摧残。“十几个昼夜不能睡觉，被拳打脚踢、强灌屎尿、揉捏睾丸，胡须、腋毛和阴毛全被拔光”，这些只存在于当事人讲述中的遭遇细节，耸人听闻，让人难以置信(当然，也不可能有存在于纸面上的证据去佐证)，却极有可能最终无法启动任何相关的调查和追责程序。

没有人能完全体会当事人及其家庭的苦痛，在杨波涛口中曾对其进行刑讯的公安局长，在杨被关入看守所7年后也因受贿等刑事犯罪锒铛入狱，那些具体到个人的怨愤甚至已然无以追索。一个人撞上冤狱，等待他的是漫长的煎熬，从肉体及至精神，还有一个甚至几个家庭要注定为此付出代价，且无从偿还。不停地申诉、上访、被遣返，这些可以用一个一个词去概括的人生经历，却无法用词语去真的体会。都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却为何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办案人员、负责人、把关者、监督者，都可以无动于衷，而且极有可能无须为此付出丁点儿代价？

或许几天之后，公众已不记得杨波涛的遭遇，因为最近两年，类似冤假错案的公民遭遇，人们见得太多，而且情节是如此雷同。不同的侦办机关、机构和人，对待公民的自由、人身和尊严问题，如同儿戏，如出一辙。需要明确的是，新闻有疲惫期，一些曾经热极一时的新闻事件，不再那么密集地出现在公众视野，可能并不都是因为问题得到了根治，玉宇澄清，而往往归因于某种信息获取上的疲惫。它们可能还存在，甚至并无实质性改观。

当社会关注变得疲惫，制度纠错的能力和机制便显得尤为重要，可预期的纠错能力，不因公众围观与否、媒体报道与否而区别对待。从个案抽象出普遍性、代表性的问题，进而寻求制度性的反思与解决，这是值得肯定的制度改良路径，然而过于抽象地寻求制度反思，空对空地探讨各类问题，必须有重新回到个案的能力。重新回到个案本身的解决，以及对当事人不堪处境的观照，同样值得重视。

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问题，在2013年的一整年时间里，公检法司各类法律部门出台了各种各样制度性的规范，但具体到杨海涛案，或者之前的浙江叔侄案，是否真的能够行之有效地得到实施？案件复查程序进展如何，追责程序最终是否能够启动，防范新的冤案产生重要，让旧的冤案完整收获这份迟到的正义，同样重要，且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