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3月08日讯】筷子是我们中国人每餐必备的饮食工具，小小的两根筷子，却蕴含着十足的文化内涵。
筷子究竟这种神奇的工具究竟是谁发明的？民间最为流行的传说，认为是大禹的创造。尧舜时代，当大禹为了治水在外奔波，有次来到一个岛上，饥饿难忍，就架了陶锅煮肉。滚水里的肉难以食用，大禹又不愿意浪费时间等锅冷却，于是找了两截树枝把肉夹出，吃了起来。后来觉得方法不错，便一直这样进食，周围的人觉得这样吃饭，即不烫手，又不会让手沾上汤汁，纷纷效仿，筷子也就这样流行起来。传说也毕竟是传说，缺乏根据和证据。查看文献和考古中的饮食传统和历史，筷子的出现，也许并不是偶然的。
筷子的出现
筷子的名称是从明代的“快儿”发展而来，在此以前，筷子被古人称作“箸”和“挟”，很多关于筷子的考古文章里，都把安阳殷墟1005号墓发现的6支铜箸头当成年代最早的箸。但江淮东部龙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42根骨箸，把箸的历史提前了3000年。
究竟是谁发明了箸？我们早已无从考证。《札记》郑玄注云：“以土涂生物，炮而食之。”说的是先民把谷子以树叶包好，糊上泥再放入火中烤熟。更简单的方法，是把谷粒放进火灰中，不时的用树枝拨动，让谷物得到均匀的受热后再食用，也许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启发，一根树枝逐渐变成了两根，树枝又被竹木而代替，最原始的筷子就出现了。
七八千年前的先民，依靠餐勺就能完成进食，为什么在新石器的遗址中能够发现骨箸呢？2005年，当青海喇家遗址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面条实物，或许让箸的出现变得顺利成章。
青海喇家遗址发现的面条
考古学家发现的这些古老面条保存完好，长而细，呈黄色，盛在一个倒扣的密封的碗中。科学家确定这种面条是用小米和高粱两种谷物制成的，小米是中国的本土谷物，在7000年前便被广泛种植。而现代的北美和欧洲的面条则通常是用小麦面粉制作。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帕特里克•麦克戈温说，即使是今天，要做出像在喇家发现的这种又长又细的面条也要求有灵巧娴熟的技术。他说：“这显示了相当高的食品加工和烹调技术水平。”
这个发现让面条的发明权交到了中国人的手上，从制作水平来看，面条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食品。但使用匕匙吃面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早已放弃了手抓习惯的先民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用骨箸食用面条。
面条的出现，或许是箸出现的最大原因，在殷代以前没有文字记载的时期，我们无从得知这几千年发生了什么，可以肯定是，从古籍里，到了汉代，我们才发现类似面片的“汤饼”出现，到后来逐步发展成面条。这之前，面条在古人的餐桌上消失了。但箸为什么没有从餐桌上退出呢？
或许，是羹的出现，让箸继续发挥着它的功能。
魏晋乐师且奏且饮图中有两双筷子（嘉峪关魏晋墓砖画）
远古时期的中国，精耕细作的农艺、肥沃的土壤，让中华民族的的农耕文明蓬勃发展，稻谷茂盛，炊烟遍地，但农耕和种植业为本的传统让肉食成为比较珍贵的食物。传统中所说的“马、牛、羊、豕、犬、鸡”六畜。其中马是役畜，牛用来耕地，一般不食用，鸡属司晨鸣禽,主要用作祭祀。其余三畜加上雁和鱼，构成了主要的肉食结构。除了贵族能够食“食有鱼，出有车”，老百姓的生活只是粗茶淡饭，“老者食肉”“无肉不饱”都被古人反复引用。
农产品为主、肉菜类为辅的饮食食品结构，奠定了中国的饮食文化。肉类匮乏，于是用少量肉和菜烧出的“羹”，成为主要的菜肴。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上纪录了随葬的菜品，其中主食的肉食类馔品中除了一笥鱼肉，就是二十四鼎羹。
拿着筷子的女仆（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砖画局部）
羹能够更好的让肉释放出味道，在肉类有限的情况下，将其切成碎片放进汤里，再用蔬菜补充，要灵活的夹取菜和肉，餐勺的功能并不能完全实现，而“挟”可以方便的夹取菜肴，
《礼记•曲礼》说，“羹之有菜用挟，其无菜者不用挟。”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古人同时使用匕和箸同时进餐，但箸的地位渐渐取代匕，却是在汉代开始的。而以汤饼为前身的面条，也是在汉代开始普遍流行的，到了宋代，面条已经发展出炒鸡面，笋辣面，卷鱼面等等不同品种。或许，正是面条走入寻常百姓家，才让筷子成为人们的主要进食工具。
当筷子伸到羹里夹取切成小块的菜肴，这种进食方式渐渐的促进了中国烹调术不断精细化的风格，从而显现了和西方饮食文化完全不同的风格。汉代前后是中国食文化民族风格的奠基时期，在这个时候，桓宽《盐铁论•散不足》记载了民间“酒食肴旅”的情况，烹调方法已经包括了烧、烤、炙、炝、煨、蒸、煮、煎、焖、拌、涮、卤等十多种。通过这些方法烹调出的食品，手抓和餐勺的使用显然不现实。筷子的使用不但可以方便的夹食菜肴，还可以保证其细致和精美的艺术造型，也可以实现对食物精加工的追求。而不同的“烹”对应的便是“调”，食物的本味,加热以后的熟味,加上配料和辅料的味,以及调料的调和之味,交织融合协调在一起,使之互相补充,互助渗透，使中国菜的“味”和“色”“香”一起，成为被世人称道的鲜明特色。
中国人游刃有余使用的筷子，在西方人的手里却难以驾驭，所以在他们的印象中，筷子从来不是简单的进食工具，它与遥远的东方国度神秘而华贵的文明紧密相连，如同龙文化一样，带着古老而神秘的色彩。
筷子的文化符号
在优雅考究的西餐厅，精美的桌布，华丽的桌饰，在食用肉类、鱼类、前菜、甜点，不同的食品要用不同的刀叉。与中餐相比，西餐拥有一套繁复的进餐礼仪。但中国人拿起刀叉进食，并不会引来西方人的惊奇，这不仅是因为筷子的使用比刀叉要困难和复杂，是因为刀叉的制作工艺再复杂，质地再精美，也仅仅是餐具而已。
古籍《韩非子•喻老》中的“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讲述了一个关于筷子的故事。商纣王使用象箸进餐，让他叔父箕子看了很是担忧，因为他认为用象箸进餐，配套的餐具不可能用陶器，必须是“犀玉之杯”、，配合的食物必须是"、“旄象豹胎”……，以此类推，衣着必然是“锦衣九重”，住房是“高台广室”……这是成语“见微知著”的来历。或许，“见箸知史”，筷子不但是中式餐桌上必备的日常饮食工具，也是象征中华文明的一种指符。从筷子的形状、材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文明和科学的发展，从筷子承担广泛的社会功能来看，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民俗紧密相连。
商纣王的亡国遭遇，或许跟象牙筷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后来的各个朝代，筷子始终是达官贵人显富的工具，从夏商时期的象牙筷和玉筷，后来的青铜、金、银筷贵重材质的使用，到后来雕花、镶金工艺的出现，再加上虬角筷托、鲨鱼皮筷筒。让小小的筷子，呈现了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巧夺天工的工艺才能。
豪华精美的筷子，只是贵族们追求物质享乐的一种方式，但名贵的筷子始终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唐玄宗奖励丞相宋璟自己使用的一双金筷，说，“我不是想赐给你金子，而是通过赐你筷子，表扬你的正直”。南朝的刘裕也给大臣沈庆之赐过筷子和金缕等物，表达自己对他的宠信。
在民间，筷子的使用不但有各种禁忌，也在礼俗活动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插箸祭天”“摆筷敬神”“献饭祭祖”，都是以筷子为中心的祭祀活动。在不少民族的婚俗中，筷子也具有许多美好的象征意义。四川川西坝在新年出嫁时边撒筷子边说吉利话；北方有些地方，男方的伴娘要趁人不注意，在女方家里偷出一双筷子，再藏到新娘房中，以祈“早生子”；侗族、土家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的婚礼，蒙古节的筷子舞，都让筷子具有了喜庆和吉祥的意味。
筷子虽是日常用品，但却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用筷子做武器练就一身筷子功，用筷子击打盘盏为唱歌伴奏，用筷子排布军形……它甚至被人们赋予了巫术的色彩。用筷子扶乩问吉凶，用筷子卜卦算命运都是民间常用的迷信手段。《隋唐嘉话》中记载了在宫廷中用筷子卜卦的故事：唐代李隆基在担任淄博王时，准备起兵杀韦后，之前觉得吉凶难卜，便用筷子卜卦，其中“一箸无故自起”，坚定了他发兵的决心，成功杀了韦后，也在四年后登基。
在礼俗和巫术之外，筷子还曾经是黑帮的暗号工具，帮会成员在外地寻找同伙，在饭馆的餐桌上将筷子摆成特定图形，“自己人”看到暗号，即来相帮。清代和民国时期，筷子也是一种赌局，将三根筷子从高处扔下，按照落地后三种不同的结构论输赢，称为“掷三”；“抽彩”则是把做了记号的筷子混进若干根筷子里，让赌徒从筷筒中抽取。
小小的两根筷子，在浩瀚的中华文明中远远超出了食器和饮食文化的范畴，虽然它在三到七世纪被传播到日本、韩国、越南等地，但筷子在中国发源和变迁的历史，成为了中华文明的象征符号。当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首次访华，英国当地报纸的头条大幅照片是女王在中国国宴上纯熟使用筷子进膳的镜头，皇家电视台的节目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如今的筷子虽然渐渐成为单纯的餐具，但它本身的历史和文化，仍然是中国文明史一笔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