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3月13日讯】题记：民间只有“父债子还”一说，从无“子债父还”一理。当时光流淌到21世纪，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云南保山有了独创，這就是“子债父还”。
云南保山
北京最冷的时节，我来到云南保山。保山古称永昌府，是著名的“西南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有着频繁的商贸活动；而在抗战时期，这里又是滇西战 役的主战场，著名的“滇缅公路”即由此通过。“二战”时期国民党青年远征军在这里抗击日冠，浴血奋战42个昼夜，3,346员将士牺牲在这里，曾建有“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克复腾冲阵亡将士纪念塔”，取名为“国殇墓园”。 以叠水河瀑布一侧山坡上，面积一万多平方米，于1945年6月建成。在塔基正面刻有时为抗日统帅蒋中正先生的题写的 “民族英雄”四个大字，其余三面为腾冲抗战纪要铭文。但是毛泽东为掩盖历史，抢夺抗战果实，竟然下令夷平坟墓，抛尸骨于荒野。
保山人的心里是明白的，他们是这场战争的目击者，也是参与者，经过多年抗争，终在1998年恢复原貌，并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温故知新，凭吊烈士，我来到了保山市。那天下午我和几位朋友在一家茶馆里喝茶，大概是我话音里带点“京味”，一位看去比我年长的老者，竟然误认我是“微服私访”的“高官”，递来状子叫起冤来。为了不破碎他的希望，不得不问起究竟。一问傻了，想不到他也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受害者。面对如此老实巴交、光着双足穿双破旧胶鞋、说话结结吐词不清的农民，能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么？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见何别曾相识”。我自然和他聊起身世来。他叫张忠献，1935年生，保山当地人，出生于小土地出租家庭，中学文化，1951年参加工作，“民主改革”结束后转为小学教师，由于敬业深受学生家长爱戴。1957年边区“反右斗争”酷于内地，仅因一首小诗引来灾难。这是一首感怀诗，
诗曰：
弦歌知雅意，落叶识秋深；秋深桐叶落，风起何凄清？
倦鸟归飞急，绕林择木栖！愿伊安其所，何忧梧桐寂。
老右派张忠献
按诗原意讲，是首居寂而不苦，偏身而不孤，热爱教师职业的言志诗，可在那个荒唐年代硬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诗”。于是一抹到底，弄到农场去当“农民”，一去几十年。到了1979年“改正”时他再不愿意教书，心甘情愿地当一辈子农民。说着他脱去鞋子，指着那双变了形态的足说：他几十年都是赤足在山地上走，老茧有一个指头厚，妻子、孩子全是大字不识的文盲。按说日子应过得平静了，才不哩！不快的事一个一个接踵而来。十年前妻子过世，他独自一人呆在一间自搭的棚子里生活，孤孤独独，与世无争，一人吃饱全家也就吃饱了。想不到另一桩烦事找上了门，他儿子所在的农场因完不成上交任务，扣工资扣到了他的头上。他一月不足千元的退休养老金，自然连吃饭也成了问题。
我问：你儿子成包欠帐与你有什么关系？他说，这是边区，边区有边区的规定，儿子欠了农场的承包费就得由老爸还，这叫“子债父还”。奇闻！过去只听说“父债子还”，现在来了个颠倒。为了弄清事实，我认真阅读了他求我上呈中央的材料。材料上这样写着：
“陈述与请求
呈皆因，单位（农场）自行“子债父还”强扣离、退休父母的养老金。此事历时已久，我们历经多次向省内各级有关机关陈述（含诉论）请求解决无果。故，特向中央国家机关呈请受理恳望解决。
我等（460人）是云南省农垦总局直属（位于保山怒江）的新城青年（昆明市青年垦荒队）农场。我们都是离、退休人员，现年最高86岁。
“子债父还”原因之一子债：农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兴办“联产承包制的家庭家场），我们子女均是本场正式工人，独立生活，独立承包。期间我等都已离、退休了“家庭农场”承包合同，先由甲方（农场）订好橡胶、胡椒、咖啡作物，面积、产量，每年交场金额（含逐年上升至1800多元/人•年场管费），结余归已。乙方为了得到岗位不议而签合同。显然属于“订单合同”；乙方既要承付上交农场承包费，又要承担农资生产和生活（含抚育子女）等费用；对农场的债务都是因旱灾（农场在三十余年里灌溉基本未解决，靠天吃饭）和病虫害（场部虽有农技员，但业务素质不高，而造成歉收，歉收就难于足额交农场承包费，欠有余款，欠款数已由农场按高于银行贷款利息计收！应属高利贷！乙方欠帐，从来都认帐，并非是赖帐，更不是甲方的“呆帐”。
“子债父还”原因之二，由于书记、场长的不正之风膨胀，加之管理人员多达五十余人的工资、补贴、奖金（1983、1993年两次全国工资改革后，农场拒不执行企业标准，而在本世纪公然按公务员标准计发，和轿车两辆，吃喝等“业务”开支），乙方交的管理费远远不够挥霍。为此党委书记方克忠、场长钏福民、杨忠福在法律、法规、上级文件都无规定的依据和无职代会、场管会的决议下，采取“子债父还“的违法、违纪方法，于1989年起，离、退休养老金属系统农垦局统筹至今，利用发付养老金之权扣发离、退休父亲的养老金抵子女的承包费的欠款。
当时就遭到我们反对，找书记方克忠讨说法，不料方克忠当众威胁说“要反对对，谁的养老金一分钱都不发，至扣完为止”。强行扣养老金长达15年之久后，方克忠、杨忠福在各方的强烈谴责，人心向背的处境下，于2003年被迫停止。被扣人员460人，被扣金额1，646，527元10670元）和王友舜2人，退休干部金茂昌等7人，丧偶独居生活2人，遗孀独居生活11人。
所扣月发数的20%、40%、50%、60%！就造成年高体弱老人们生活十分困难！农场未参加社会医保，原按每人每年（离休除外）发门诊费36元，但后来这极少的门诊费不但停发还要在养老金中扣发34元！居住异地的退休人员住院手术只准报销400元！年老多病难处于极难！我们坚信党中央对党内“病夫”、“蛀虫”会适时予以抛弃或清除的，我们会重见党的阳光的。为此，为了获求以法律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由余信、金茂昌、陈国民、张忠献为代表走向上访之路。
先到远离600多公里的昆明向农垦局信访办陈述要求解决。其答“待我们向领导汇报”。我们几时周折找着有关局领导，作了陈述请求解决。回答“需调查、研究”。我们又按属地向隆阳区、保山市有关部门和党委、政府陈述并寻找解决。他们一致认为“子债父还”扣离、退休的养老金，是十分错误的。但农场是驻保单位，不属我们直接处理，只能逐级向上一一省里汇报，解决。我们（三、四人）数年来到昆明五次，几经曲折才分别向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委、省政府、省人大，进行陈述并恳请与我们做主给予解决。上述机关在接待中都认为“子债父还”扣养老金是十分错误的。都批转省总局党支部委分管的朱恩柱副书记写信。我们久盼朱副书记佳音。后来，使人白天做梦都梦不到的是他两次到农场对我们（未被扣的干部、工人多人）表态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被迫，我们求助法律，向隆阳区法院诉论。受理是庭外（在农场）调解，由于原、被告双方诉辩争议很大，无果。我们又向保山市中院诉论。在审理中，不料在未通知原告方到庭而缺席做出“终审调解为原告败诉”！这正如农场党委书记方克忠在队长、支书会上说的“准备用50万元打这场官司”。报刊常载“司法不公，甚至腐败，它是最严重的腐败”。使我们体会到“八字衙门大大开，有理无钱不进来”。
“车到山前必有路”。求助于新华社昆明分社陈总编听完我三人（余信、金茂昌、陈国民）陈述后说：深表同情‘子债父还’，扣养老金是错误的，甚至是违法的“。即同省农垦总局通电话督办。但仍无结果！
农场方克忠、杨忠福，劣迹斑斑，激起全场老少强烈不满，农垦总局终于免去他们书记、场长职务！任命王国仕为书记、场长于一身（方、杨二人协助工作）。
此后，我们适时向新领导王国仕要求解决留给他的“子债父还”并由此带来的诉讼费、上访补助费。王书记本来对内情很清楚，当即表态：“解决诉讼费和上访补贴，布置我们造名单签字后交他；被扣的164万多元，按一半的一半退还大家，望大家体谅农场经济困难”只退还1/4大家虽很勉强，但也能谅解，感到欣慰！不料，过不久，王书记说：“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认为他是力不从心，因为有始作俑者方克忠、杨忠福在身边“协助工作”，和还需向总局汇报（分管副书记朱因柱）。由于有两种坚持错误的阻力。
“子债父还”强扣离、退休父亲养老金，根在农场，退还所扣的钱虽在农场，但权力应在省农垦总局党委分管的朱恩柱副书记，他要坚持“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综上所述，我们被迫先作信访中央。恳望为民做主，责成农垦总局对此事妥善解决。并望简复予我们（张忠献、陈国民，任一人均可）防他们于暗箱。请谅！
特呈
呈诉人：九队离休干部 陈国民， 电话：0875-2813430
一队退休干部 张忠献， 电话：0875-2814678
地址：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怒江、新城青年农场
邮编：678027
看了这份材料心里酸楚楚的，我能帮他什么忙呢？这些材料寄到中央去谁看？就连我这个住在首善之区小有点名气的老右，一连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写了八封信，仍是泥牛入海音讯杳无。为不伤害他对中共领导的希望，我只好接下这永远无人理搭的状子。我心里沉甸甸的，该怎么处理呢？没办法写成篇文章发到网上去，有作用也好无作用也好，让世人知道知道：当今中国大陆的各级大小官吏，是怎样在盘剥老百姓？而老百姓有冤却没有地方伸！不竟想起一首唐诗：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古今如此，千古一调，哀哉啊！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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