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毛泽东最后向隅而泣的凄楚日子 (图)

铁流:“百兽之王”的毛泽东也有向隅而泣的凄楚日子

2014-4-21 12:00 作者: 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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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4年04月21日讯】为什么称毛泽东是“百兽之王”,近日读书豁有所悟,发现中国政治血拼撕杀的大森林之中,缺乏文明,缺乏宽容,缺乏妥协,更缺乏人性,没有游戏规则,老是走不出历史的误圈。毛泽东,便是当之无愧的“百兽之王”。

仅管“百兽之王”毛泽东在几十年的暴力革命中叱咤风云,所向披靡,斩关夺将,攻无不克,不但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还把他接班人刘少奇、林彪以及“唯我彭大将軍”的彭德怀,和“拿起菜刀闹革命”而成为将帅的贺龙与一大批凌烟阁的功臣们,统统打成“帝修反”的特务、叛徒,让他们销声无息地走上了不是断头台的“断头台”。

這个百兽之王,一个时候颐指气使,独霸天下,谁不三呼九叩,万岁万万岁。想不到在他晚年也有向隅而泣的凄楚日子。乡人张戎及其丈夫乔·哈利戴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披露: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三位成为盟友是文革的一个转折点,邓等人得以结盟,归根到底是由于年迈的毛病得不轻。這个威震百兽的老虎死期日近,昔日惧畏它的豹子、猴子便会联合起来对它示威。 这就是从无怜悯之心的毛泽东临终前向隅而泣最强烈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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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的毛泽东流口水的肖像)

第五十八章《最后的日子》写道:1973年,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健康已是每况愈下,仇恨、失意、自怜,笼罩着他最后的日子。就在生命的最后,面对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形成的三人“同盟”,毛泽东已是力不从心,尽管他的大脑直到临终都很清晰,保持一个念头就是自己和权力,但他也无力改变文革破产的颓势。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中(1973~1976年),中共领导层中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核心人物是邓小平。他在毛死后实行了改革开放。邓是四川人,比毛小十一岁。一九二○年十六岁时,他飘洋渡海去法国动工俭学,在那里成为共产党人,受周恩来领导。法国的五年使他爱上了牛角面包、葡萄酒、奶酪等法国食品。若干年后,他还多次把巴黎咖啡馆跟家乡四川的茶馆相提并论,特别提起意大利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他常去那里喝咖啡。

在国共割据战争,他是中央秘书长;抗战中,他是八路军最高指挥之一;国共内战期间,他前后任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管辖两个野战军。这两个战役开始前,毛泽东对他简短而信任地说:“交给你指挥了。”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他是中共的“总书记”。对毛的政策,他卖力地执行。反右运动,他是毛的主要臂膀。但在大跃进时,邓转而反对毛导致大饥荒的政策,支持刘少奇。毛注意到他回避自己,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邓小平对我敬而远之。”毛发动文革时,曾一度考虑过要邓做他的左右手。可是邓不赞成毛搞文革,不为所动。毛把他打成“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软禁在家,孩子和继母被赶出家门。邓被批斗抄家,但不像刘少奇被整得那样惨,他一直有夫人陪伴。毛整人整到什么程度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根据他仇恨的程度。毛说:“邓小平要批”,但“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毛欣赏邓的能力,留着邓以备不时之需。

即使是有“区别”也还是灾难。一九六八年五月,邓的大儿子朴方跟一个女儿被用黑布蒙上眼睛,抓到北京大学去,逼他们揭发邓小平。在这所中国著名的最高学府,六十多个遭到监禁的人被拷问致死,或自杀。朴方不堪凌辱而跳楼,造成终身残废,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邓和妻子一年以后才得到消息。几天几夜,邓的妻子不住地哭,后来对邓的继母说:她觉得他们活着真是不如死了好。

一九六九年十月,邓小平夫妇被放逐到江西,由持枪的警卫监管,每天去拖拉机厂做工。离京前,邓跟瘫痪的儿子朴方一面也没见上。在流放地,有一天,最小的儿子从上山下乡的地方来看父母,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假期结束,儿子不得不在一个小雨天离开。邓心里难受,当天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地倒在工厂地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瘫痪的朴方终于获准送来江西,当邓看到他从前活蹦乱跳的儿子残废成什么样子时,他的伤心溢于言表。江西的夏天湿热难耐,怕儿子长褥疮,邓和妻子每天数次帮他翻身,替他擦澡。这是件很劳累的活,因为朴方个子大,小名“胖子”。邓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里,他在恶梦中大声喊叫,把全楼都惊醒了,以为出了什么事。痛苦中他进行着反思。结果是,在毛死后,他摒弃了毛搞的那一套。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锻炼身体,等待机会回到政治中心去。

机会终于来了:“九·一三”。朴方经常用家里带短波的收音机听外国电台。这在中国当时是要坐牢的,推行这项严酷政策,邓本人也有份儿。可如今他默许儿子“收听敌台”。正是从外国电台广播中,邓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对这一消息,毛政权层层往下传达,邓两个月后同工厂工人一起听到。文件里提到“林彪迫害老干部”。念文件的说:“毛主席对老干部是不会置于死地的。老邓就坐在这里,他可以作证。老邓,你说是不是呀?”邓小平纹丝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沉默不语。回家关上房门后,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谈政治的规矩,和他们一样兴奋激动。两天之后,他提笔给毛写了被打倒以来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东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来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没有回信。周恩来第二年五月被诊断出癌症,毛也没有召邓人京。毛尝试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养周的接班人,选择了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三十七岁的王原是某纺织厂保卫科干部,他长相英俊,有些号召力,但谈不上有治国的本领。毛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开始训练他,一年之后,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为仅次于周的第三号人物。王洪文显然无法替代周。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总理访华,在毛那里见到王,发现他紧张得不得了,整个会见一个字也没说,只在最后没头没脑地蹦了一句出来。会见时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周恩来感叹说年轻的王那时还没出生。会见完毕,客人准备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声说:“总理,你说南昌起义时我还没出生,可是我也干了很长时间的革命。”

这样的人自然不能叫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势恶化。毛不起用邓不行了。他把邓接来北京,先让邓做了副总理,主要负责接待外国人。邓不像周恩来那样有风采,会见外国人时不断吐痰,令好几个政要部惴惴不安,但他毕竟有政治家的风度。 这年年底,周的癌症进一步恶化,尿里的鲜血止不胜止。毛做了一项重大决策:让邓主管军队。为此,他恢复了邓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邓是唯一可以保持军队稳定的人。王洪文在军队的影响等于零,林彪死后毛任命的军队主管人叶剑英元帅,份量又不够重。给邓这样的权力对毛来说是场赌博。但毛的赌注押对了。毛活着时,邓没有对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胁,就是毛死了,邓也不准公开批毛,尽管他抛弃了毛的主要遗产。

毛把邓提上政坛中心,但在邓周围摆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康生当时已因癌症行将就木。“四人帮”代表着毛的政策。邓回京不久便同周恩来和叶剑英建立了自己的“联盟”。这三人中,邓、叶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纣为虐的人。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厅”改名为“向阳院”,意思是心向红太阳毛泽东。他唯一的养女孙维世在文革中受到监禁,原因在于她曾给中共高层做过俄语翻译,见过许多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毛怀疑他周围所有跟苏联有来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来。江青落井下石,因为孙长得很美,毛对她也似曾有意。孙惨死在狱中。尽管周恩来据说对她爱慕倾心,周没有伸手救她,死后他还批示调查“是否自杀或灭口”,好像孙真的卷进了什么“阴谋”。

邓对周帮毛搞文革是不满的。毛死后他讲,周在文革中“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虽然他紧接着又声称“人民原谅他”。一九七三年春回京后,邓于四月九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们有近七年没见面了。一开头,两个人对坐无言。终于,周开口了,第一句话是:“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周向来谨小慎微,这次他不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亲信张春桥,而且直接抱怨毛泽东。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目的是向邓表态:他要跟邓站在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此话一出口,邓便了解了周,再看到周病瘦得不成样子,原谅了周。两人开始长谈,从此成了盟友。

这是一个转折点。毛的两个最重要的同事携手结盟。邓还常去军队的重地西山见另一个盟友叶剑英,与叶配合默契。毛的同事“串通一气”,这向来是毛的大忌,如今成了现实。 邓等人得以结盟,归根到底是由于年迈的毛病得不轻。终身的嗜好抽烟就是在此时忍痛戒掉的。眼睛半瞎,他对自己的安全比以往更加担心。身边工作人员接到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进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着。”视力模糊不能看书,一生手不释卷的毛难以忍耐,他叫人把一些文革中禁止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印成大字本看。为了印这些大字本,北京、上海各建了一个印刷厂,每册印刷量五本上送毛。为了保险多印了几本,作为档案封存。参与注释、校点的学者一本也不许保留。随着毛的视力越来越坏,大字本的字号也越来越大。当毛发现即使用放大镜也看不清这些特大号字时,他忍不住痛哭起来。他只得靠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不久,眼疾诊断出来了,是白内障,成熟后用小手术很容易摘除。虽然等它成熟要等一年,毛也长吁了一口气。他在南方待了九个月,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出行。为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喉、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状,他只能活两年。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 周的盟友邓,叶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诉江青是自找麻烦。两年前毛休克,她骂医护人员是“特务”、“反革命”。周恩来找她讨论毛的病情,她反说周要逼毛交权。可是,这次不告诉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乱指控,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瞒着。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有一个外来的医生说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马上就被送了回去。对病状的解释是上了年纪之类的话,毛半信半疑。为了保证把毛蒙在鼓里,真实病情对他贴身的工作人员一律封锁。知道了毛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肓,邓——周——叶联盟行动起来,要让毛指定邓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上。十二月,周拖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毛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触目惊心”。但是毛没有办法管束邓、周、叶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无影响力,毛又无法在军中新建一支与邓、周、叶抗衡的力量。他力不从心。

怪病缠身的毛一天天衰弱下去。刚离开北京南下时,他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散步。几个月后,他就只能拖着步子一点一点蹭。十二月五日,他在长沙的游泳池里只划了划水,发现手脚实在划不动,那天便成了他与终身爱好的游泳诀别的一天。游泳池边,毛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是意志力极强的毛从未发出过的声音。跟他二十七年的警卫队长听到时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肌肉萎缩器官失调的结果,毛说出的话越来越不清楚,饭菜也不断掉进肺里,他不断地呛着,肺部不断地感染。毛只能侧躺在床上由人喂饭。在这样的状况下,毛只能认可周恩来送上的人事名单,特别是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代行周恩来之职。毛没有完全示弱,他把张春桥提拔为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军队都仅次于邓的人物,而且把媒体让“四人帮”牢牢把持,使他能够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

邓、周、叶的策略是先利用张春桥、江青历史上的污点打击他们,把他们搞掉,以架空毛。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周以严肃的神情对毛讲这两位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毛说他早就知道了,意思是有问题又怎么样? 一向俯首帖耳的周,竟然胆大包天地当面把毛的妻子和亲信打成敌人。毛知道他面临一番恶战,他和“四人帮”一边,同邓、周、叶以及重新任职的老干部对阵。

此时邓在全国大批起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指示“四人帮”在一九七五年三月透过媒体发起一场针对这批人的“批经验主义”运动。四月,毛回北京后,邓当面向毛表示反对这场运动。毛被迫说同意邓的意见,把运动怪到“四人帮”头上,叫江青做检讨。五月三日,当着整个政治局,毛停止了批经验主义的运动,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这样带表白性的认错在毛是破天荒。毛明白自己的虚弱,到会的人都看得到,他眼睛几乎全瞎,说话嘟嘟嚷嚷,一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样子。这是毛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

会上,毛反覆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的意思是: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跟我分裂,不要搞阴谋害我。这是毛对中共最上层的老家伙们提出的请求。那段时间,毛三番五次对他们讲“周勃安刘”的故事:在刘邦死后,军事长官周勃与丞相陈平合谋,铲除掌握了政权的吕后一党,使汉室重新成为刘家天下。当时,人人皆知江青以吕后自诩。毛讲的故事给老家伙们一个信息:你们不妨也像周勃、陈平一样,搞掉江青一党——等我死了以后。听毛讲故事的有军队将帅,他们在文革中吃足了苦头,现在由邓周叶联盟委以重任。他们不跟毛翻脸则罢,要是翻脸,毛就岌岌可危了。尽管张春桥、王洪文被安插进军队,也无济于事。

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毛从来是拿别人做替罪羊的,不习惯别人把责任赠还给他。他非得要报复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十分高兴。 眼睛复明使毛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毛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见到毛,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邓有了权后干的一件重要的事,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摆上议事日程。文革中,谁提生活水准谁就是搞“修正主义”。在毛统治中国四分之一世纪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仍困苦不堪。即使在相对优越的城市里,衣食等必需品都处于严格定量之下。说到“住”,三代同室的情况比比皆是。城市人口增加了一亿,但盖的新房子寥寥无几,老房维修几乎不存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一年间,整个城市建设的投资,包括水、电、交通、排污等,不到同期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四。这些年中,对医疗、教育的投资,比中共上台初期本来就小得可怜的比例,还少了一半多。农村更是一贫如洗,大多数农民吃不饱饭,有的地方成年大姑娘没有衣服穿只得赤身裸体。“革命圣地”延安,老百姓比四十年前共产党刚到时还穷。延安城里满是饥饿的乞丐,有外国人来瞻仰圣地时,官方便把他们“收容”起来,遣送回乡。

毛泽东对他的“子民”的境况知道得清清楚楚。从收集下情的管道来的文件,毛每天都读,或是让人念给他听。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对越共领导人黎笋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哪怕越南燃烧了三十年不停的战火,经历了美国的狂轰滥炸,中国人还是穷过越南人。然而,当邓小平设法发展经济,毛的“四人帮”却说:“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邓干的另一件事,是使荒芜的文化领域有了点生机。这时上演了几部剧情片。尽管它们无一不是歌颂共产党的,江青仍然对它们横加攻击,用漂亮女演员也成为罪名。老百姓看不到电影,毛却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解放后”的,“解放前”的,香港的,西方的。他特别喜欢坐在家里欣赏戏曲。名角儿们便从流放地被召回,在空荡荡的北京电影厂、电视台摄影棚里,专为毛录音拍戏。没人对他们解释为何来演唱这些早就被禁的“反动黄色”的东西,只有人警告他们不许问问题,不许交谈,不许向任何人提起。录像由电视转播车从毛的住宅外,直接发送给毛独家欣赏。

因为他的政策,邓小平不时同江青发生争执,有时拍桌子骂她,成了除她丈夫外这样对待她的第一人。邓也当面对毛谴责江青,并鼓励电影导演和其他文化人给毛写信告她的状。邓的做法就是否定文革,而毛把文革看作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毛不能让邓得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要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等于要邓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邓拒绝做这个决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是当着一百三十名高级干部的面说这番话的,态度强硬。毛只好放弃做决议一事。但他同时也决心再次打倒邓小平。

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劝邓不要操之过急,等毛死了再说。但是邓不愿意等,他估计他可以逼毛让步。邓看到的是毛的极度衰弱,但他见不到的是,在这衰朽的躯壳下,毛保持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惯有的老谋深算。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去世。邓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马上行动,把邓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对叶剑英,毛也同时下手,以“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毛用他们而不用“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 太不得人心,毛希望尽量减小对他决策的阻力。

周恩来的死成为导火线,点燃了举国上下长期压抑的对文革,乃至对毛的奔腾怒火。头一年,邓在台上时,“谣言满天飞”,把周塑造成一个为老百姓呕心沥血,跟“四人帮”斗争,受“四人帮”迫害的悲剧英雄。人们对他的死表现了真诚的悲伤。媒体受命低调宣传,大家更加愤慨。当周的遗体从医院运到八宝山公墓火化时,北京一百多万人自发肃立几十里长街两侧为周送行,形成了毛政权下从未有过的壮观景象。追悼会那天,就连毛谨慎寡言的秘书张玉凤也问他:“主席你是不是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毛翘了翘他半瘫的腿,说他走不动。可人们把毛不出席看作是他故意贬周。不久后是春节,毛的住宅放了鞭炮,中南海里的人悄悄传说,这是毛在庆祝周的死亡。 四月初,火山终于在清明扫墓时分爆发。人群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与诗歌悼念周恩来,声讨文化大革命。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人群捣毁了企图清场的警车,放火烧了“四人帮”组织的民兵指挥部。这场暴动,就发生在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地方。

毛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 虽然邓小平并不是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后台,可是广场四周松树上挂的许多与“小平”同音的小瓶子,叮叮当当地响着人群对他的拥戴。毛害怕邓同人民结合起来,下令把邓从软禁的家中抓走,关在北京的另一个地方。 毛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这并不是因为毛对邓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直接针对毛的话,说他没有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对毛的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

在叶的住处,将帅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打着哑谜,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胡子” 将军找到他从前的下级汪东兴,代表军方嘱咐他要保护好邓小平。毛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六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毛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这样一个绝密消息马上被透露给主要政敌,标志着毛的铁腕已松弛到何等地步。邓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给毛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毛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覆:“可以同意”。邓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样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邓回家。邓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这一次邓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最后的日子 1974~1976年 80~82岁

仇恨、失意、自怜,笼罩着毛泽东最后的日子。这些早就在他的性格里躁动的情绪,在生命临近终结时,由毛赋以特殊的表现方式。他喜欢六世纪庾信的《枯树赋》,为一度繁盛的大树枯萎凋零感怀伤情。按诗人的原意,大树所以没落,是因为在移植中伤了根本,作者借此感慨自己飘零异地的身世。但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毛对注释诗文的学者提出异议,说大树的遭遇“不是移植问题”,“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以树喻人,毛当然想的是自己。几天前,邓小平和他的同盟者刚逼着他屈辱地当众认错,说“我犯了错误”,取消了针对他们的政治运动。用江青的话来说,邓等人是在“欺负主席”。 而毛在一九七六年七月还不得不放邓回家。就在这时,他让秘书把《枯树赋》给他读了两次,然后自己开始背诵,用微弱、吃力不清的声音慢慢地背,句句都是伤感之情:“……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毛一生中所读、所听的最后一首诗词。 在大限将临的岁月里,毛痛恨的不只是邓,周恩来也在其中。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曾写过九篇痛骂周恩来等人的文章,语言尖酸刻薄,毛一直不便发表它们。一九七四年六月,毛不得不让周做了第一次手术。他由于自己病重而不敢把周逼狠了,唯一泄愤的方法是重读那九篇文章。毛死前一个月,又让人把这些心爱之作读给他听,回味宣泄的快感。 毛在“九篇文章”中对当时的盟友刘少奇曾称赞有加。重读时毛把对刘的赞词从文章中全部划掉。

重读这些文章,毛脑子里或许还转着文章攻击的主要对像王明。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四十年代,毛曾想毒死王明,后来不得不放王明移居苏联。据赫鲁晓夫和王明的儿子王丹之说,毛还下过一次手,结果王明没死而他儿子的爱犬被毒死了。王明对于毛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时做反毛的对华广播,文革中还计划飞返中国,在新疆建立根据地,以图推翻毛。这个计划由于苏联不支持而未实行。从四十年代中毒以后,王明就不断生活在病重、病危之中,最后几年,生命更似一缕游丝。他的内脏全被腐蚀坏死,到后来什么都不能消化,一点点东西,要嚼三、四个小时,算一顿“饭”。

毛几乎所有从前的同事都已魂归西天,多数的死同他有关。然而,这些死对他都有些“美中不足”。王明死在他鞭长莫及的苏联。刘少奇、彭德怀死了,毛不敢公诸于世。周恩来的死激起天安门广场大示威。林彪逃出了国境,差点就安然无恙,而且留下一道摆脱不了的暗杀他的阴影。邓小平呢,还活着,享受着天伦之乐。毛自我感觉是个失败者。几十年苦苦追求也没能称霸世界。原子弹有了,可是“有弹无枪”,已有的导弹能把它准确地射过边境就不错了。巨额投资的中国军工产品质量差得一塌糊涂,而且浪费奇大,效益奇低。毛一九七五年接见海军负责人时伸出小指头,万般遗憾地说:“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毛会见基辛格时,扳着指头数着说:“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我们落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我们是倒数第一。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你看看。”福特总统访华时,毛对他说:“我们只能放空炮”,“骂骂人”。

一九七四年,毛生前最后一次努力要争做世界领袖。这次毛仰仗的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中国人民的贫困。他重新划分“三个世界”,把贫困作为“第三世界”的定义,这样一来他便是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领袖。毛的确被恭维为第三世界领袖,但享有此称号的人不少。第三世界并不听命于毛,毛也没起什么领导作用。就像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说:“是与不是有什么两样呢?” 即使毛培植起来的人也拒绝接受他的领导。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一九七五年夺权没有毛的援助是办不到的。导致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死亡的波尔布特掌权后来见毛,毛夸奖他的奴隶营式的统治,说: “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住在中国享福的西哈努克亲王被毛送回柬埔寨,在软禁的环境里给红色高棉作招牌。尽管毛给了波尔布特无穷的好处,波尔布特却完全不领情。亲毛的柬埔寨领导人克·米(Keo Meas)被拷打致死,档案上这样写着:“这条可怜虫的死是罪有应得。你这个腐朽的杂种,竟胆敢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毛的影响之下。”

在世界舞台上,毛能抓住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光环。尼克松的女儿朱莉(Julie)来访时戴着一枚毛像章,她后来写道:“他的反应简直像个孩子,兴奋得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我的手。”为了持续保持知名度,毛见外国政要一直见到临死前三个月。可这些会见有损他的领袖形象。泰国领导人说他们进房时毛在“打呼噜”。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描绘道:毛说话哼哧嘟哝,头歪倒在沙发背上。从当时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毛脸如蜡像,两腮下坠,口角流涎。一九七六年五月底,毛看到他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的照片后,再不见外国人了。

毛因未能实现做世界领袖的雄心而伤感。他的伤感不是为他的国家和人民。为追逐他的梦,为巩固他的权力,他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造成七千万人在和平时期死亡。对此毛没有表示过任何遗憾。他心头只有自己。毛后期很爱哭,任何使他联想到征服中国的辉煌——像看宣传电影中中共军队进北京——和现在的失意,都能教他泪飞顿作倾盆雨。他身边工作人员常见他“激动得泪如泉涌”。自我怜悯,这就是毫无怜悯之心的毛泽东临终前最强烈的情绪。

毛这时喜欢的古典诗词,抒发的都是英雄豪杰“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感情。这份感情使他与全世界的“壮志未酬”的大人物认同。其中最显着的是因水门事件下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毛一而再、再而三对他表示同情。尼克松离开白宫不久,毛托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给他带话,问候他,请他来中国。尼克松的女儿和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David Eisenhower)第二年来华受到惊人的热烈欢迎。毛对朱莉说:“马上给你父亲写信,说我想念他。”朱莉回美国后,中国驻美联络人员告诉她说,毛“把你看作一家人”。这样的话,毛一生中大概没有对第二个外国人说过。

一九七六年二月,尼克松再度来访。为了此行,毛派了架波音七○七,载上外交部的礼宾司长,专程到洛杉矶去接他。这个姿态也是闻所未闻的,特别是中国飞机很有可能被扣下,做为中国没收美国在华财产的抵押。与尼克松重逢时,毛以茶代酒,跟尼克松碰杯。尼克松走时,毛步履艰难地陪他到门口,无限惆怅地同他告别。毛就是把尼克松接来道别的,为尼克松上演的文艺节目里,毛特意安排了他心爱的古典诗词演唱,其中有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有萨都刺的《百字令·登石头城》:“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有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里面更叹道:“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对尼克松,这些都是对牛弹琴,他听得枯燥无味,疲倦已极。毛是在为自己抒发感情——尽管他不在场。毛的伤感情怀还有一个寄托者,他就是被毛赶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防止蒋卷土重来,毛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八十九岁高龄的蒋介石死在台湾,临终留下遗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共产党垮台后葬到大陆去。令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私下为他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 那天,毛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时而静静地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词里写道: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这两句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怀古往今来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些卿卿我我谈论儿女恩怨私情的人。毛在跟蒋介石谈心。 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为蒋介石送葬后几天,毛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变成了生离死别。毛向蒋介石做了最后的告别。

尼克松、蒋介石都是被推翻的,在毛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被推翻。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他只见过短短的一次,没什么交情。可是,皇帝被军事政变赶下台,一九七五年死在监狱里时,毛着实伤心了一番,不断说:“做得好好的一个皇帝,为什么要把别人推翻呢?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呢?” 正是这种担心,驱使他对邓小平等人暗示:别动他,尽可以在他死后清除江青一党。毛只求自己生前不出事,对他死后天塌地陷毫不关心。毛没有指定“接班人”。

毛其实根本就不相信他打的天下会长久。死前他只有一次对为他管事的华国锋等人说了几句关于未来的话。未来在他脑子里是“动荡”,是“血雨腥风”,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遗言——尽管足足有一年,他知道自己死期已近,有充裕的时间预备遗嘱。 毛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在中南海内一所其貌不扬的房子里度过。房子是专为他修的,可以防地震,只有代号,叫“二○二”。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北京被近邻唐山市的一场七·八级特大地震所震撼。毛身边工作人员把他匆匆抬进那里。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多达数十万,官方说二十四万,非官方估计是六十万。如果中国当局接受国际援助的话,伤亡本可以大为减轻,但毛政权对外国援助一概拒绝。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里,千百万人睡在露天,“四人帮”控制的媒体却号召人民“在废墟上批邓”。九月二日,江青要出北京,来征求毛的许可。毛先说不同意,后来她又要求,毛便答应了。三天后,毛突然丧失神志,江得到通知立即返京。这时毛床边有以华国锋为首的政治局成员昼夜值班,回来后的江也参加,但站在毛的床后,因为毛一清醒看见她,就显得烦躁反感。毛的儿女一个也不在身边。九月八日,毛从昏睡中醒来,喉咙一阵咯咯咯响,他想说什么话。在毛身边十七年的理发师兼服务员周福明把一支笔塞进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发师举起的纸上艰难地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喘息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木板床上点了三点。理发师猜到了毛要什么,原来是毛要看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从来没见过三木,对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此时对三木的挂念,缘于自民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要把三木赶下台。 关于三木的材料拿来了,毛的女友兼护士孟锦云用手托着给毛看。毛看了几分钟,昏迷过去了。这份关于又一个政府首脑将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最后的读物。不久,毛声音微弱地对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这是毛说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他再也没从昏迷中醒过来。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在凄楚、孤独、悲伤、自怜,向隅而泣中悄然离去。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着一个念头:他的权力。

虎死不倒威,虎皮震群兽。

今天的中国,毛泽东的头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停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中共现任领导人自称是毛的继承者,竭力维持着毛的神话。因为中国仍是“丛林政治”,他们需要虎身和虎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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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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