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1年是中国三年“大饥荒”时期，根据当时的中国县志统计，这场大饥荒饿死了至少3500万到4000万人
苏联号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据说又是人类最先进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之下，人民不仅享有最完全的民主，而且都能过上最满意生活——神许诺的一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都可以得以实现。这招牌够吸引人的了，然而，事实上，挂羊头的，往往卖的是狗肉，就在苏联这样牛哄哄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曾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而且，饥荒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更为奇特的是：饥荒发生后，苏联当局却极力隐瞒欺骗人民，还一如既往地宣称自己国家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不仅作恶，而且伪善。
然而，历史真相终有明朗之时：2000年11月24日至29日，乌克兰在首都基辅的“乌克兰之家”展示了保存完好的克格勃档案:在1932年至1933年，仅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乌克兰，就饿死了700万至1000万人！每天饿死25000人。但是学者指出，当年的官方档案并不完善，实际上每天饿死3.2至3.3万人，总共饿死人数占乌克兰当时人口的1/3！
前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万人的追悼纪念集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1973年前的档案曝光，这1000万人被活活饿死，是前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罪行。“每分钟有17人饿死；一天大约死亡25000人。比法西斯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犹太人还要多。” 在饿殍遍野的时候，斯大林把搜刮出来的小麦向美国出口了4万吨，以吸取西方资金，表示苏联的“强大”。俄罗斯的普京政权认为，这场大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的，因为全苏联普遍遭殃。乌克兰是重灾区？还是普通受害区之一？
我们不妨做个这样的推算：乌克兰的人口历来占苏联人口的1/5至1/6，也就是三十年代大约3000多万人（1989年统计为4100万；同期苏联人口2.2亿；苏联解体前人口2.8亿，乌克兰为5100万人）。如果像莫斯科当局所说的，“大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全国都一样的话，当时苏联的大饥荒至少饿死5000万至6000万人！即使把苏联其他地区罹难的人数减少1000万，另外的14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最少死亡人口在2000万，加上乌克兰的1000万人，最保守计算，1932年至1933年的集体农庄运动，苏联的死亡人数在3000万以上。那么，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是怎么爆发的呢？
首先，是其强行推行“农村集体化”的结果。苏联的大饥荒发生在1932年至1933年间，但其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1929年。苏联的“一五”期间，斯大林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运动，“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斯大林语）。当时被当作集体化的敌人消灭的不仅是富农，还有那些反对集体化的农民，甚至贫民和一些常去教堂作礼拜的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对那些不愿意搞集体化的农民户主实行大逮捕，后来这些都被枪决了。到了1930年初，国家强行把几千户“富农家庭”装上运送牲口的平台火车，拉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地带，任凭他们死活。为完成这次一千多万人的大迁移，国家专门招募了两万五千多名年轻的党员，经过两周的培训，组成“二万五千人大队”。这支大队专门负责迁移“富农”和组建集体农庄。大队的成员残忍、冷酷而又干劲十足，把被他们管理的农民当成“制造反革命阴谋、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他们毫不怀疑自己工作的正义性，“用机枪围住村子……只管朝一大群农民开枪”，认为自己“是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战士……是在同富农和破坏分子战斗”。1930年的3月初，“二万五千人大队”把一半以上的农民赶进了集体农庄，他们把村子搞得一片混乱，民不聊生，民愤越积越大，四处潜伏着反抗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只好下令停止集体化行动，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工作人员没有实行“自愿”的原则。在此之后，集体农庄减少了一多半，但是在庄家顺利收割之后，集体化运动就又一刻不停地开始了。
集体化的低效率、急剧扩大的余粮收集、干旱以及1932年的欠收，造成了前苏联可怕的大饥荒。这次饥荒就是在整个欧洲史上也是空前的，1932年至1933年间，有七百万人死于饥荒，按人口的比例算，这已经相当于中国大饥荒的规模了。一位前苏联的官员后来对饥荒的惨景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彩，但他们还没有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毯子，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
其次，斯大林政权的胡作非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33年饥荒时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执行了两项重要任务。首先他们将饥饿中的乌克兰人同外界隔绝起来，不让往灾区运送粮食，而乌克兰人也不准离开住地。所有的火车被克格勃占据着，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被赶下火车，甚至一些乌克兰的国家干部也未能幸免。人吃人的现象到处发生着，非常普遍又非常正常。由于刑法中没有人吃人的惩罚条款，所有吃人的就被交到克格勃的手中。与此同时，克格勃还在执行着第二个任务，严密封锁有关饥荒的消息，让饥荒中的人们在密不透风的环境中死去。
更为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灾难发生后，苏联当局真相处心积虑的隐瞒。
如此惊天动地的大饥荒要想把它掩饰起来，使外界一无所知，几乎是不可能的。透过层层铁幕，人们还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了一点大饥荒的消息。西方的一些刊物上出现了关于苏联发生大饥荒的报导。斯大林政权为了掩盖罪恶，就精心安排外国政要和一些记者参观访问。消费品官方接待，宴会特殊安排，旅途精心布置，一些“波将金的村庄”在外国人还没到之前就已经安排的非常妥贴了，被欺骗的西方人就出来为斯大林政权说话。 曾两任法国总理的爱德华.赫里欧在乌克兰度过了五天后，驳斥了“资产阶级刊物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提高工作时间的谎言”。另一个西方人贝尔纳尔.索伊说：“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不管是老是少，”他故作幽默，歪着脖子不住地发出质问“莫非他们是被什么填起来的？莫非他们圆滚的脸颊是用橡胶从里面给填起来的？”
斯大林政权掩饰饥荒的另一个方法是，把一切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灾难的责任全部推给“垂死阶级残余分子”和国外的反苏势力。在每天都有大批人饿死的日子里，克格勃夜以继日地揭露“阶级敌人”和“反革命阴谋分子”的破坏事件。被他们揭露出来的阶级敌人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兽医；有被指控集体谎报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有被怀疑破坏了拖拉机并往种子里掺草籽的人员；还有没完成任务的集体农庄主席。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科肖尔甚至宣布说，在国家许多机关部门“发现了一大批反革命巢穴。” 克格勃接二连三地揭露出农村的破坏阴谋，为斯大林所认定的“阴谋无所不在”的理论提供了肥料，使其越发肆虐的疯长泛滥。一个深得斯大林信任的官员坚持说，那些没被驱逐浄的富农以及白匪、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对粮食供应和播种工作的破坏活动”。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曾向斯大林抱怨说，顿河地区“集体农庄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斯大林则回答说：“亲爱的肖洛霍夫先生，贵区那些尊敬的农民企图破坏对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这种破坏行动是暗中的，表面上并不显著，但它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尊敬的农民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反苏维埃政权的饥饿战争……”把农民的饥饿说成是反苏维埃的战争，这样的话也只有斯大林才能说得出来。纵观发生在前苏联历史上的这次大饥荒，前后经历了由强行推行集体化而造成大饥荒，人为地阻隔灾区人与外界联系而加重灾难，制造假象欺骗世人掩盖罪恶，把一切罪行都推到“阶级敌人”和“反苏势力”头上。
语云“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恕”。苏共当局的所作所为，终于在六十年后的1989年得到了报应——这一年，这个世罕其匹的共产政权，终于在它作恶多年后，寿终正寝。所谓“人在做，天在看”是也。
（责任编辑：夏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