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公元772-846)，字乐天，是紧接盛唐以后有名的大诗人。他的诗语言通俗、明白流畅，在风格上自成一体(世称“元白体”)。他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继承《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与元九书》为其诗论纲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 他长于各种诗体，特别是叙事长诗，其中《长恨歌》和《琵琶行》是其代表作，而《长恨歌》则被诗评家誉为千古绝唱。
不象韩愈、杜甫和其他一些大诗人那样，死后才受到后人的特别推崇，白居易在生时便诗名显赫，受到举国上下、甚至国外的崇拜，而且其影响在历史上经久不衰。在他盛名的二十年时间中，各地寺庙道观、邮亭等处的墙壁上都能看到他的诗。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野老牧童，不分男女老幼，甚至不识字的老太太，都是他诗歌的忠实欣赏者和积极的传播者。当时传抄他的诗拿去卖钱或者换酒、换茶喝的人到处都是；能够唱诵“长恨歌”的歌妓会抬高身价，自觉与众不同；甚至外国的宰相也托来朝的商人以百金一篇的奇价购买他的诗作。
白居易一生写过的“讽谕诗”比别的诗人都多，充分显示出他关心劳动人民疾苦、同情贫穷受难者的善良本性(最有名的比如《卖炭翁》、《观刈麦》以及《缭绫》等等)，使人至今读起来还能深切地感到作者善心的巨大感化力量。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关心和同情穷苦人的同时，他还往往能反躬自问，把自己的优裕生活看作值得羞愧的事情。比如看到饥饿的妇女抱着小孩，在麦地上捡拾别人收麦时掉下的一颗颗麦粒来充饥，他便联想到自己“不事农桑”还拿“三百石”俸禄，而感到深深的“自愧”(见《观刈麦》)。
他的善念逐渐使他完全走上了修佛的道路。特别是在晚年，他自号“香山居士”，成为一个不入庙的修炼者。修佛使他明白了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因此在遇到生活中的磨难时(他曾贬官到江州作司马)，就不会象常人一样地过份忧愁和烦恼。而且他对名利也逐渐地放淡，告诫世人不可过份追求，否则自招灾祸，还语重心长地告诉世人，许多人的痛苦都是自己的言行招来的[1]。由于放淡了名利，看透了人生的真相，因此他在修炼中进步很快，并修出了比较强的“宿命通”功能。
盛唐前后，许多朝廷命官和文人都修佛，其中一些人也都知道自己的前世。白居易曾在一首诗中说，“据说房太尉前世是个修佛的和尚，而王右丞(即大诗人王维)前生是一个画家；我也打坐入定，用宿命通看自己的往世，结果发现我原来的好多世中都一直与诗歌有着不解之缘”[2]。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原来他的诗歌天才是在许多世中不断地积累起来的。这一说法为“天才”找到了最自然的解释，并且也被当今西方“轮回转世”的科学研究所证实。比如一个几岁的小孩能够不学自会地开机动船，显出非凡的“天赋”，但研究发现，他前世是一个机动船的船长，有着几十年的驾船经验。
白居易不但修出了比较强的宿命通，他在修炼中的体悟似乎也比一般人高。他在“读禅经”中写道，“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
诗无大诂，禅无定说。这首禅诗的境界还是让读者自己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注：
[1] 白居易，“感兴二首”：“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我有一言君记取，世间自取苦人多。”
[2] 白居易，“自解”：“房传往世为禅客，王道前生应画师。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
本文所引诸诗，可参《白香山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感兴二首”和“读禅经”载于65卷，“自解”载于68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