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六四期间王维林只身挡在了坦克车前面。
【看中国2014年05月03日讯】（看中国记者路克编译报道）美国《时代》杂志4月29日消息，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就需回顾中共于1989年后做出的不同寻常的选择，其在经济和政治上选择了两种极端相反的做法。
到如今已25年了，这段时间足以反映当年事件的实际影响及后果。不幸的是，19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这件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的大事，在中国媒体上却找不到任何讨论或反思。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意识，但他们的历史记忆常常是有选择性的。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常常在中国的几所大学做演讲和教授课程，让我惊讶的是，中国名牌大学的学生对89事件知之甚少。而结束了近70年的中日战争，却被大多数人所知道。但是，也不能指责学生们，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获得公开的资源，从而了解该89事件的详情。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许多这些变化，不论正面和负面，都可以追溯到中共政权在1989年后所做出的决定。学运后，合法性受到挑战的中共放弃了平衡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做法。对于经济改革，他们采取了极自由和激进的方式，而对于政治改革，他们就选择了极至保守和僵化的做法。这就是1989年中共的选择。
作为其首要任务，中共想尽办法来维持稳定和保持社会秩序。在社会层面，它试图分开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共采用严格的社会控制，并试图采用极端的方式来抑制可能的反对活动。中共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投入的财政预算竟比国防预算还高。与25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更没有言论自由。虽然社交媒体提供了新的渠道来表达意见，但今天中共对媒体控制比上世纪80年代的还要严格。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的非政治性活动方面，中共给中国人提供了很多自由。25年来，中国从一个毛派国家转变为一个娱乐中心。但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道德的衰落：腐败与丑闻，缺乏信仰，只看重金钱。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面临社会的危机。
今天的许多问题，如腐败、污染和发展的不平衡，都也可以归咎于中共1989年时做出的选择。经济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权力。然而，诸如最近发生的，一个年轻人为了购买新款iPad竟将自己的肾脏卖掉的事件一样，中国为经济发展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搭上了它的环境、道德和社会发展的筹码。经过25多年的发展，中共已经注意到，其面临寻找新经济增长点的困难局面。中国劳动力成本日益增加，中国正在失去其竞争力。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增长显著促进了中国的GDP，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条道路是不可持续的。它已经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并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此外，中共试图分开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中共的内政极力鼓吹民族主义，用民族和爱国主义教育来加强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以增加社会凝聚力。在对外关系方面，在过去的25年，中国已经接受了全球化。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内外政策的分离创造了许多问题。举例来说，民族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年轻一代中国人变得更为民族主义，他们强烈批评中共处理中国南海和钓鱼岛等问题过于软弱。中共处于既要应对外部纠纷，又要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这样一个两难境地，中共已经发现在有很少的灵活性。
1989年，民主运动的主要要求包括：政府进行政治改革，遏制腐败和控制高层领导的子女享有的特权，公布政府官员的收入，并停止媒体审查。25年后的今天，很不幸的是，所有这些要求都没有实现。事实上，与25年前相比，上述的情况变得更糟。例如，自89年以来，人们目睹官员及其家属通过特权得到了权力的巨大扩张。最近的新闻报道透露，至关重要的经济命脉，如电力、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几大电信行业，都被李鹏和周永康这样的几个家族所操纵。
中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资源，中共用其购买知识精英的忠诚度。共同的利益让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凝聚在一起。现在，他们已经成为利益相关者和“新中国公司”的共同拥有者。例如，在中国顶级大学的教授现在经常收到国家资助的经费。看上来，这些在中国社会顶层的人们很满足的分享他们的股息，所以他们一边唱着市场经济的赞誉，一边赞同一党统治的稳定。尽管1989年中共的选择导致了极端政策，给当前中共创造了巨大的问题和困境，有一件事，中共不再担心了：今天的多数知识分子和大学生都在想着赚钱，忙着实现自己的个人权力和财富的“中国梦”了。
本文作者汪铮是西顿霍尔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的主任，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全球研究员。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