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民主运动高潮二十五周年感言(图)

作者:方能达 杨巍 发表:2014-05-05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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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4年05月05日讯】1989年民运高潮的发生与中共对待民众呼声的残忍蛮横态度,关联着许多社会政治因素。

大多数中共官员尤其是中央的高官早已从专制特权中获得趋向无限的私利而被侵蚀了残存的法治与道义观念。胡耀邦与赵紫阳在不废除中共政权的框架下作些政策调整采取些利民措施,以减少中共政权整体的残酷,和阻抑中共日益加剧的腐败与内斗。胡赵二人顾及中共整体利益与颜面的温和进步做法竟也不被以邓小平江泽民为典型的那些继承了毛泽东专制权术者与为私利而顺应恶势力者所容纳,以至于中共官场在经济政策有所松动的情况下变得更肆无忌惮地横征暴敛,贪腐公开化,使得民众的生活比以往更无保障。

况且1980年代末期,中外交流比以往增加,中国大陆民众对于国外与台网的自由民主逐渐增加了感性认识。而且那时经济政策的松动使有良知的出版工作者易于在满足市场需要的理由下至少能够出版国外政史著作,以及逝世多年而被中共认为已不构成对政权的威胁之政敌胡适储安平等人的著作。这也扩展了民众获取自由民主信息提高人权意识的机会,因此增强了民众对于争取应有权利和参与政治活动的理性认识。当民众尤其是信息较灵通的大城市居民在曾居中共高位尚且无法自保的胡耀邦被打击而含冤气恼得病夭折后,深感在中共统治下缺乏正义与基本人权,甚至缺乏最低的生存权。

古话说“物不平则鸣”,北京与从外地赴京的大学师生与居民于1989年4月以纪念胡耀邦为契机,迅即引发了全国范围要求中共廉政改革的民众自发集会而形成了“八九民运”高潮。这是中国人民在历经“镇反”,“反右”,“文革”等中共严重剥夺民权和中共以恐怖来威慑民众所导致的余悸之后,维权抗争意识的初步苏醒;虽然尚未达到全民参与而足以推翻中共政权的程度,但已使中共当局震惊颤栗而担心覆亡。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缺乏公心本性残忍而又惯于弄权的邓小平军人权势集团悍然下令对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要求甚至下跪乞求中共开展廉政改革的民众进行武力镇压而实施了1989年6月4日的屠杀。

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发生至今已即将二十五周年,我们痛定思痛,不能不回顾与分析“八九民运”的社会效应,并振奋起来作出新的努力。

首先,在1989年6月4日之前的两个月内几个民运团体宣告成立,这是民众理所当然地敢于检验中共在摆样子欺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文规定的民众结社自由是否真心实意,更是明知中共历来言不由衷而民众不再屈从于中共惯用的违背道义法律和不予明言却要民众心照不宣地顺从的要求。

其次,是民众直接与伪政权中央对抗而中共施行镇压也是中央下令,不再像以往那样中共基层单位就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这表明经过“文革”期间中共丑恶内幕大暴露之后,中共伪政权的权威与效能都已大减,中共已不可能像正人君子那样不怒而威令人折服。

第三,“八九民运”发生在中外交流增加信息传播广远的时代,中国的民运不仅对东欧多国大有启发作用,还产生了比中国民运更好的社会效果,并且中共的残暴使中国唯一的民主基地台湾的民众更看清了中共的本质而提高了警惕,加倍珍惜自由民主而在必要时监督政府勿被中共的骗术蛊惑,从而为中华民族保留了自由民主的火种。

第四,虽然中共军界的整体思想水平较低而军阀作风奴隶状况严重,但仍并非全都那样,在1989年6月4日之前已有秦基伟等将领抗命。在十余年后的新一代军人中有不愿充当镇压民众的工具,以名不副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名称为耻的年青军人,乘着在公海演习的机会叛逃,已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盲从大不相同。这也表明像1989年民运那样的民众大规模长期抗争示威所体现的民意对于被中共享作御用武装的军人有所触动,导致了军人立场的分化。

这也表明,尽管中共至今仍能凭借掌握军队而专横独断,但中共政权的裂隙已呈现。随着这种裂隙的进一层扩大,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坚持不懈,民运的新高潮就将再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人平均素质在网络时代逐渐提高,就可能出现更多理解民运的军人。在1989年春季已有一些军人和警察投身民运与普通民众携手。那时有中层军官对下级官兵说“我不干涉你们去做什么,如果今后形势变化了,你们要记得我今天的表态,别在将来为难我。这是我唯一的要求”。这表明军界既得利益者并非铁板一块。

1989年6月4日镇压后,民间弥漫着恐怖悲观情绪,反抗趋于低潮,使中共政权得以延续;但仍有王若望那样不向当局低头的民运先锋,后来又有像高智晟郑恩宠那样敢于顶住巨大压力维护民众权益的律师以及新一批民运人士的出现。在邓小平去世一年后,国内不止一个地方有人不约而同地公开要求组织不同于中共和不受中共操控的政党。汉族与少数民族有许多宗教信仰者不惜蒙受巨大牺牲为争取宗教自由而长期和平请愿。在基本生存条件被剥夺后,越来越多退伍军人与工农民众展开自发的维权斗争,此起彼伏令中共穷于应付。尽管民众的这些维权斗争比1989年的民运要求境界低些,但人数及地域更广,只是没像1989年在北京等大城市参加的人员集中而声势浩大。1989年参与民运的中青年人大部分仍然健在,且思想比那时更成熟,如果积极开展国内工作,引导民众把活不下去才不得不反抗的,而且是及其分散的反抗,提高到树立为子孙造福和为人类整体进步而努力的理想境界,从而由各地分散到跨地域联合协同,并进一步影响军界,中共自以为得计的武力镇压终将失效。罗马尼亚军人在1989年的表现便是先例。中国的前途仍是光明的,尽管向往民主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意识到任重道远而发扬1989年民运的精神,持之以恒地作出新的努力。

2014年5月3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看中国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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