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美东周三的早上，和往常一样，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翻看着国内的新闻，享受着开车送孩子上学、自己上班前的这一小会儿闲散时光。突然，坐在我身边吃早饭的丫丫伸过手来，指着我屏幕上的一张照片问是什么，我一看，正是那条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遵义一中学多名老师集体下跪抗议》文章里的图片，我试图用美国孩子能懂的语言解释给丫丫听，谁知十岁的丫头幽幽地回了我一句：“可为什么要下跪求人呢？这要是发生在我们学校的话，老师肯定不会下跪，而是联合学生家长们回家取枪回来保护学校了”。
我一下子噎住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孩子。我想，不管是为什么，当事态严重到老师只能当着学生和众人的面，跪下那高贵的膝头时，背后的东西就非常耐人寻味了，这让我不禁想起了我们附近社区围绕着学校搬迁而发生的故事了。
二十多年前这个案例发生时我还没搬到弗吉尼亚，我甚至还没到美国，但在这居住的十年里我时常听媒体和朋友们提起这个案例。当年，美国一家非常大的医药公司计划在这里建一个加工厂，毋庸置疑，这对当地政府是件大好事，因为能促进税收和就业；但对当地的一般居民来说，感觉可谓是喜忧参半，优点显而易见，负面影响却一下子看不清楚，是否会造成环境冲击和污染，是否会影响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是否会破坏蓝山脉优美的自然景色，是否会对厂址周围的房地产价格带来冲击，等等，等等。
不过在美国，不论是什么项目不能说建就建，不管地方政府多么愿意去建，也要首先向居民公布选址和建厂计划，之后举行公共听证，如果公众反对激烈的话，来自选举的地方政府董事局（Board of directors）需要就被关注和有矛盾的问题聘请专家评估，之后举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多次听证，最后才能由董事局做出是否上马的决定。所以当这次建厂的计划公布后，当地居民马上分别组织和行动起来，最终在公共听证会上系统提交了几大关注的问题。之后几经听证拉锯，厂方在选址和环境设施上做了不少调整和妥协，但最后还是在一个问题上僵持住了，当地居民认为厂址距一所公立高中太近，只有两英里（合3.2公里），工厂一旦有事故发生的话居民担心会影响到孩子们等；另外，雇佣一千人多的工厂一旦建起来，周围的交通势必会拥挤，这对刚开始开车上学的高中生会有冲击，对校车的交通也会有冲击，居民提出或者再次调整厂址，或者厂方出钱帮助学校迁址。但厂方不愿意更多妥协，于是皮球被踢到董事会手里。
这一下子董事会棘手起来，一方面是他们的选民，另一方面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厂家，他们只好两面极力沟通，希望能达成某种一致。但厂方坚持目前的厂址，因为牵扯比较少的居民搬迁和环保矛盾，但同意出钱帮助现有的学校另建一条路以缓解与工厂争路的地段，而不同意出钱迁址建造新的学校。可居民还是不愿接受，地方政府董事会觉得这种坚持有些不讲理，最后放弃和居民的沟通，而是批准了工厂的上马。
但这些居民明显不想就此放弃，于是他们和学校的老师、学生们联合组织起来用合法的方式宣传抗议，同时由家长中的律师牵头来起诉董事会渎职，一下子已经批准的建厂被悬置了起来，因为这样的一个案子从开始到判决、到上诉、到最终判决随便可以拖上几年，还不说需要上百万的律师费。很显然，这些居民知道自己的法律权利，懂得采取正确的抗争手段，并愿意牺牲时间和金钱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下跪求别人，而是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面对这样的居民，厂方只好选择妥协，因为官司打下去的话不仅结果未知，就连律师费估计都会够建一个新学校了，还不说耽误的几年时间会损失多少收益，加上还会激化了和当地社区的关系。事情最后并没有发展到像丫丫说的那样，需要居民、家长和老师一起提枪去阻止建厂的程度就已经得到瞭解决，这背后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这个制度对普通公民的保护，实际上造就了一个以不同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民族。
截稿时，网上已经有了下跪内情的更多说法，但不管为什么下跪，我觉得老师都应该守住最后的底线，尤其在你们的学生面前，连十岁的丫丫都知道啊，你不能跪下去，有不得已跪下的老师，就有跪着的民族，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