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哥”在其香港的办公室。
【看中国2014年05月20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木子编译报道）据英国《电讯报》5月18日消息，在天安门大屠杀25周年到来之际，一个香港的黑社会人士第一次完整的讲述了他帮助133名学生和知识分子逃离出共产党魔掌的故事。
25年前“六哥”拥有香港最快的装配四个舷外发动机的快艇，超过了边境的警方。他知道最好的走私路线是珠江三角洲航道周围的岛屿和水路，同时他还有一帮能够为他出生入死的“兄弟”。
在天安门血腥的大屠杀后，共产党要追杀学生抗议活动的领导者，于是在香港的活动家就开始小心翼翼的与黑社会老大接洽。
二十年后，“六哥”在他香港市中心的小办公室里第一次接受采访，对西方媒体说：“大屠杀的一周后我们在香港九龙的一家宾馆见了面”。
当时房间里会面的是两个因天安门学生事件被封杀的电影明星邓光荣和岑建勋。本名陈达清的“六哥”说：“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参与帮助学生们逃出来，我只说了好，我知道有风险，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对此考虑太多，我就无法做决定”。
他说：“那天晚上，我回到办公室后写了一份18页的计划书，概述了我们将如何操作这次逃亡，我们需要什么，使用什么标记和暗号。我选择了‘李成功’作为逃亡者的暗号，因为中文‘成功’的含义是success”。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逃亡行动，由政治家活动家、像“六哥”这样的黑帮和西方外交官策划，在中共当局的眼皮底下，将至少150人秘密运送出中国，先是到达香港，然后转到英国的属地，最后抵达法国和美国。
“六哥”的计划书
支持者天安门示威的香港联盟主席、现任香港工党领袖李卓人说：“政治家与黑帮联手，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合，但是却成功了。唯一能够实施这一行动的人并不是我们，我们筹措资金，然后像“六哥”这样的人，他们有完备的走私系统，而我们没有。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做这样事情，当然我们为每一个逃亡者出资，越是有名的人价钱就越高，如同在香港的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市场价”。
这次援救行动后来被称为“黄雀行动”，但整个细节从未披露。
即使到了现在，“六哥”还是会担心被牵连到一些组织者。他说：“没有人再追杀我了，但我不确定其他人如何。我很少谈及这件事，许多人都已经忘记我曾经参与过，我也不想要得到什么名誉，还有很多人都参与过”。
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夺走了成百上千的生命，现在中共却将这个记忆从现代中国的意识中抹去。几个月的抗议，1989年6月4日凌晨血腥镇压的伤疤如此之深，永远留给了共产党。
当中共解放军到达北京中心，士兵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时，深深的刺痛了“六哥”。他说：“我在电视里看到屠杀景时几近晕了过去，我的亲戚只能把我送去医院”。
那一刻，他想到了自己受迫害的经历，由此促使了他参加这个危险的救援行动。
1971年，“六哥”从广东游了九英里到达香港以逃脱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他曾是一个印刷毛泽东语录印刷厂的科长，但中共还是将他打为反革命，最后他不得不偷渡出来。
现在，“六哥”的名片上看不出一点点他曾是黑社会的痕迹。他列举了名下的几个公司，只赢企业，懿德外资银行有限公司和豪华门有限公司。他说：“我已经退休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只是依靠资产的租金来生活”。
“六哥”现年70岁，左胳膊略显笨拙。1996年，他在食摊吃饭时被四个手持利刃的杀手围攻，失血4公升，重症病房的医生担心他可能会终身瘫痪。
但1989年时，他是一个有名的走私犯。他说：“我只是一个小老板，但我是相当有名，因为我发明了一些最有效的走私技能”。
天安门抗议之前，他从香港往大陆走私汽车、汽车零部件及“任何高关税的进口物品”。他说：“我们在美国买二手车，每辆从20万港币倒到30万港币，我们把汽车车从国际水域运出来，然后用起重机吊到快艇上”。
为了救援任务，他组织了十人团队。他说：“一个是我的弟弟‘老七’，其余的都是能够为我出生入死的弟兄”。
一旦香港联盟的人士确认目标身份，“六哥”团队负责安排快艇。他说：“香港联盟只是给了我名单、接头地点和使用的暗号，我来负责偷渡”。
“这次逃亡大约花费1千万港元，大部分资金由香港联盟集资，但我也出一些，其他领导人也有出一些。大部分的钱都花费在驾驶快艇的人身上，一部分贿赂大陆官员，在中国，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有钱做不成任何事情”。
他救的人当中有身价千万的投资银行家李录，中国四通科技公司创始人万润南，首要21人通缉名单中的二号人物吾尔开希。
2007年李录在一封给“六哥”的信中写道：“我对你感到钦佩、感激和爱戴。世界各地的人将长期记住你，能够认识你是我莫大的荣幸”。
李录的感谢信
他还收到了一个在纽约的中国商人李林的感谢信，“除敬佩之外，以后有什么吩咐，请开尊口”。
李林的感谢信
偷渡脱险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记得，他们在大陆一个安全的房子里集合，然后在黑暗的掩护登上快艇，有时会中途停靠岛屿上以等待安全进入香港。现年72岁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作家严家祺说：“我们当时躺在甲板下，在我们高速冲向香港时，周围有一些船来保护我们”。
现年57岁的波士顿律师项小吉说：“我们被告知，以后有人向我们出示印有公牛头像的汇丰钥匙圈，我们就必须跟着他们走”。
在香港，他们被带到西贡的一个安全地方。李卓人说：“我们帮助他们通过使馆，申请政治避难，帮他们买飞机票，给他们钱。其中一个还在我家住了几个星期”。
李卓人补充说：“法国帮得最多，英国担当了香港政府的角色，筛选进来的人，并决定他们是否有资格寻求政治庇护，法国大约帮助了100个人离境。他们中有些人在这里只停留很短的时间，有些人则停留很长一段时间。在通缉名单中有名的人几天就能出去，但是其中不是很出名的人，有些只能等待一年”。
法国领事馆开始发签证给这些流亡者，不必等待来自巴黎的批准。
据知情人士透露：“有时，一些决定并不需要一个很正式的过程，当地领馆就可以决定”。
他补充说：“那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它在人权方面是颇有象征性的，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真的在乎这是否会让中国沮丧。我个人有一种感觉，中国迟早将对这次大逃亡不胜感激，因为他们只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屠杀他们会徒增羞耻”。
这位知情人士认为，如果在香港的中共间谍知道这次行动，看来他们也没有报告给北京：“当时香港和北京之间有一些分歧，没有任何泄漏，有时做一些秘密事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
尽管“六哥”和其他参与者相信，当时在南方的中国官员对于这次营救视而不见，或者是他们已经被收买，或者是因为他们同情这些学生，但整个逃亡行动并非没有危险。
“六哥”的俩个手下与另一艘船相撞后死亡，另俩个因中国警方卧底行动后被监禁。
“六哥”说：“还有一个人叫罗开星，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是负责收集情报的。当我们去接陈子明时，陈实际上已被逮捕，但警方透露给罗一些假情报，所以我的两个人出现时，警察正在等候他们”。
李隆庆和李佩成在被抓后坦白，告诉了警方逃亡的事情，之后他们被判处六年徒刑。他们被监禁也使“六哥”的营救行动告一段落，然而其他人则继续运作了好几年。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