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戒严消息
十九日下午，日头留下满广场的干燥和高温，独自个偏西而去。一位纠察队学生领着一位高个子公民气喘吁吁找到广播站。
“这谁负责？”纠察队学生问。
有人习惯性地指指我。
我不负责。但左右看看，也只有我了。
“什么事？”我问。
“请您出来一下。”
我出去，和纠察及公民一道站在燥热之中，躲避开广播棚里的其他人。
纠察对我说；“这人没有通行证。但非要求进来，说有紧急事。我就领着他来了。”
我转头看公民。那汗涔涔的面孔写满了严峻和焦虑。
“我要找高自联的头。我有重要情况和他们谈，现在。”
“他们正开会。我能替你转达吗？”
“事情十分重要，我必须亲自见他们。请你……”，公民看了一眼纠察，“请你相信我。”公民眉头紧锁，用眼睛将我抓牢。
这就是说，这位没有身份证明的陌生人，闯进来要亲自面见学生头。打断学生领袖们的会议尚在其次，要是“秋后算账，一网打尽”，用这办法先来侦察一下倒也方便。
“我根据什么相信你呢，”我问，我也不由得皱紧了眉头。
“我，如果说了我的身份，请替我保密。”公民说完看了一眼纠察。
纠察郑重地对我说：“我可把这人交给你了”。说完，先走了。
公民立即告诉了我其真实身份，出示了证明他身份的东西，继续说：“你领我去，就在一边等着我，如果我的话不对，学生领袖不相信，我由你怎么处置。”公民的脚在地上不停地动，似乎一秒钟也安静不下来。我更相信这人脸上写出的东西。那焦灼，那忍耐，非到严重地步，写不出来。
立即领公民去了。
弯下腰，我指了指公共汽车那一边车轮旁蹲着的一圈脚，我说：“你去吧。”
我没等他回来，广播站离不开人。而且，连日来，人人都说自己带来的消息重要。
图11：司机们开来了公共汽车为广场学生遮风挡雨。摄于1989年5月22日，选自《献给自由》。
十分钟以后，高自联学生领袖及其他一些开会的人回来了。气氛顿时有些异样。
郑义从稿件堆里找出我来，说：我们要立刻离开。政府已经调集军队了，今晚要实行北京全城戒严。赵紫阳已经下台了。一会要宣布停止绝食，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我问他，为什么我们要在这种时候离去？
他说，我们留下来不仅会使事情复杂化，给政府抓住把柄，也会给学生带来心理负担。我们撤，于我们方便，于他们也方便。
我问：学生会服从命令，停止绝食吗？
他说，只有抢在戒严前停止绝食，才有可能避免今晚的戒严变成现实。只有停止绝食，政府戒严才没有借口。只有避免戒严，学运才能向前发展。事关民主运动全局，相信学生们会以全局为重。
13，知识分子联络站
离开暴风眼般的漩涡中心广播站，我们匆匆来到广场东北角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
这里几天以来一直是“知识分子联络站”所在地。写有这字样的这块横幅像粘合剂一样聚拢起首都新闻界、文学界、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们。无论白昼，认识的或不认识的，熟悉的或陌生的人们，以此地为中心，散兵游勇般来来去去。白天赤日炎炎，带水来；夜晚凉风习习，带大衣来。夜深了，大衣连铺成片，东倒西歪打个盹。挺不住了，回家蒙头睡一大觉又转来。戒严以前，人们在这里陪学生熬，观察事态发展，分析时局变化。戒严以后，人们仍在这里陪着学生，等待大兵进城。
李陀们正在那里。听说即将戒严的消息，当即决定撤下“知识分子联络站”那横幅。
不知哪位买了西瓜、汽水、盒饭。大家边吃边喝。
我没心情，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躲开人群，径自推开文化宫虚掩的大门，在大树下坐了一会儿，不觉落下泪来：先是要民主；退而求其次，要廉政；再退而求其次，要仁政。仁政也还是过于理想化了。不是这样的吗？最初要求为胡耀邦平反，为八七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要求开放报禁、新闻自由，要求中央与学生平等对话，老人帮不肯退让，学生们便淡化了自己的民主要求，要求加强廉政建设，清除腐败现象，要求给这次的学运平反，要求承认它是爱国民主运动而不是什么“动乱”，到了现在，要继续退，要立即停止绝食，以求不戒严，保住天安门这块和平静坐的场地。当时尚不知，还要退，退到无路可走。民运人士正式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当然早已来不及写在横幅上了——不要开抢打学生，让他们安全地撤离广场。
实际上，民主诉求一直在政府的高压下步步退却。即便如此，还是血溅长安道。只是为了我们站了起来，争取我们作人的权力，许多人倒在枪口下。
擦干了泪，像模像样地从文化官出来，看见人们从容地谈和吃，突然反省到自己是否由于三、四天没合眼，而变得神经脆弱，容易激动？周围的一切都朦蒙陇胧，恍恍惚惚，彷佛一个遥远而又清晰的梦。有人让我吃西瓜。瓜很热，很热很热。我突然忍不住对人们说：“我觉得我们都被欺骗了！”
人们骤然沉默。继而有谁狠砸了一下桌子，又有人愤怒地骂了一句。心想，是了，不是我错乱了，确是被出卖被欺骗了！前日李鹏不是还说学生们“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像、爱国的热情……”吗？昨天他不是还探望绝食学生，问“你多大了”吗？转脸去，便调集军队，重兵压城了！莫非还要再出现一个“三·一八惨案”吗？莫非还要制造一个“血写的事实墨写的谎言”吗？
我问郑义。
他回答他们不敢。停一停，他望着人山人海的广场，又说，他们怎么敢？
我想也是。
14，戒严失败，紧张升级
回住所，将数日的困倦与疲劳一古脑儿睡了去。次日起身便出门。门没出，先听见门厅的电视里播放国务院戒严令和北京市政府通告。
——学生们停止绝食并对新闻界发布此消息的紧急措施根本未奏效！
然而招待所附近立交桥上聚集的人群，比平日更加议论纷纷：军队没进来，在通往北京的各主要路口，让咱老百姓给堵住了！往市中心去，人海汪洋，广场依旧，到处不见戎装军人。
——当局调兵遗将，颁布戒严的措施也未奏效。
形成了一种僵持、对峙的局面。军队对百姓，武装开进受阻那一方的反应，无从知晓，赤手空拳这一方则议论纷纷，炸了锅似地。大清早，全城到处传说一个消息：军人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架着机关枪！还有坦克！东直门方向（？）开来了一辆从未见过的怪物：军绿色，全封闭，形状有点像火车运输油料的闷罐，但显然不是。
图12：5月21日，民众在丰台地区阻止了约两百辆向北京推进的军车。摄于1989年5月21日。选自《献给自由》
“是什么？”
“不知道。”
“那像什么？”
“就是这玩艺儿。”回答的人从兜里掏出一张刚冲洗出来的照片。果然是绿色的长圆型的一个庞然大物。
“是不是毒气装置？”
“难说！”
“吓！他们真敢干呀！打日本时候也没这么着哇！”
“哼！共产党就没当真打过日本！您以为！”
“打咱老百姓倒是不用怕，咱们手里又没家伙儿，一打一个准儿。”
“您当他们真敢打呀？左不过催泪瓦斯橡皮弹，吓唬吓唬呗！”
“吓唬？吓唬用得了那么多兵？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排得看不见尾？”
“妈的！他们敢来，咱也玩儿了！”
“您拿什么玩儿？拿命？！”
“胆小的回家睡觉去！咱不能眼瞅着学生受欺侮。丫挺的良心让狗吃了！武警公安还不够！还调正规军！”
15，《告全市人民书》：“保卫天安门！”
安全起见，绝食的学生们再次转移到大客车上了。
绝食团指挥部也转移到一辆中型客车上了。
李陀一把没拦住，郑义上了中型客车。军队随时可能进城，他一上去，我不放心，也跟了上去，硬是把他劝下来了。
我再次来到广播站，连续帮忙，这地方已经不能没有我。不一会儿郑义却将我从广播站叫走，说是指挥车要上长安街号召群众堵军车、保卫天安门广场，要我去广播。于是我和郑义，以及外高联一名女学生、一名管播音器材的男生一起，成了这辆中型客车上的主角。纠察队员一次次上车撵人，一直撵到除司保安的纠察队员和司机及我们，再无“多余”者。
上街宣传群众，是郑义的主意，学生领袖李禄便将这车暂交郑义指挥。
这叫“赤膊上阵”。
当街上成千上万的人们簇拥着这辆挂有“绝食团指挥部广播车”标志的中型轿车，在大街上缓慢行进时，谁也不会想到，在遮了布帘的车上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作家在指挥。他不仅决定行车路线，而且以飞快的速度撰写广播稿，言辞简短，极富号召力。这是郑义不同于其他知识分子的地方，他简直没有什么书生气，组织和操作能力却极强。在大军压城的危机时刻宣传民众，以保卫天安门广场和学生性命安危，这对于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并不需要多大的思想调整和心理准备。他原本就不仅是书房的“产物”。
车从天安门前上路，沿西长安街向西到西单，再向南到宣武门，再向东经前门到前门东大街，再经崇文门、东单绕回广场。
一出广场，便引来了大批骑自行车尾随而行的民众。广播稿每念一句，便会引起热烈的反响；每结束一次，便会响起爆竹般的掌声。
打开车窗探头张望，就会听见下边群众的回答：
“放心吧，同学！有我们呢！”
“我们这就去——”
“决不让他们欺侮你们”。
像车下伸出手去，就会被许多手握住；
张开嘴提要求——我说：“谁有钢笔？车上没有写字笔了。”立即有几支手举着笔从不同的窗口递上来。
“有了，谢谢您！”
“拿去吧，备用！”
有人敲车门。开了门，端上来的是一大纸箱饮料：“天儿热，你们渴，放着喝。”
我从来没见过根本不认识的人之间这样情同手足、心连心，这样相互信任、支持、爱。
我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
广播车不能停。一停，便人山人海聚上来。
广播也不能停。一停，下边就喊：“同学，再念一遍。”
一遍、一遍、又一遍。“李鹏必败！”掌声如雷。“人民必胜！”欢呼声震天。
车到前门东大街北京市公安局门口，郑义说：“停在这儿，播！”
播的是郑义草就的《告全市人民书》：“……违反宪法，私令戒严，数十万军队包围北京，使用现代化武器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这是一场反党、反改革、反人民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在这个危机时刻，一切工人、农民、市民、知识分子必须团结起来，保卫民主运动的成果，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首都北京……。”
那座公安局的大楼，静静地，戳在广播车周围几千张面孔前。后来我受审时听说，这些日子里，北京公安局政保处的人们整天整夜不回家，驻守办公室，天天吃方便面，从楼上的窗户里往下看。想必他们一定记得戒严的那一天，有这么一个广播车，示威似地停在他们大门口，不仅宣传群众，也宣传他们吧？他们作何感想？他们肯定不知道，就在这辆车里，有一个后来令他们追捕了三年而未追捕到的通缉犯；他们也肯定没想到，车上那个嗓音低沉的女播音员，将被他们以另一项罪行收容九个月，却自始至终未暴露这段播音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经历。
车上那个管器材的男同学煞是忙。他要忙着给我和另一个女生递饮料，又要忙着鼓捣不听使唤的录音机，还要把总往下掉的窗帘往上挂——学生们不愿让郑义这个“长着胡子的人”暴露。
我的嗓音由于几天几夜不睡觉并连续播言已经哑得差不多了。我很吃力，他便越发地急。将那录音机折腾了几遍也没折腾好。好容易折腾好了，可以录下来以放磁带代播音了，车已经开回广场了。
他抬头向窗外望望，眨眨眼，便歉意万分地又出了一头汗。
“明天还可以用呢，”我哑着嗓子，用很亲切的女低音安慰他。
他便擦了汗，低头抱赧地笑笑，又出一头。
16，赤手空拳，严阵以待
颁布戒严令之初，每天黄昏都传说同一个消息：今晚大兵要进来了。
他们是钢铁，我们是血肉，要进，什么时候都能进来。
不过最可能的时间是夜间，后半夜。戒严令下达前天，我撤除广播站，在知识分子联络中心，听见张承志（著名作家，早期小说有《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北方的河》、《黑骏马》等）坐在金水桥栏杆上，描述当年“四·五”事件官方清场时他的亲身经验：后半夜时分，广场华灯突然熄灭，一片黑暗中，人们慌乱起来。藉着慌乱，高音喇叭突然宣布要即刻清场，命令人们限时离开。接下来，就来了武警和公安。
帝国皇城北京人有政治经验。这一次，他们几乎一夜之间心肠变软，胆子变大，勇气十足！所以，白天，偌大广场拥满人群，找不到小憩之地，入夜则更加拥挤。不少人专捡天黑了之后，甚至前半夜过去之后来，人们想以血肉之躯抵挡钢铁和子弹。
图13：工人队伍开往广场，声援学生抵制戒严。摄于1989年5月21日。选自《献给自由》
历史博物馆前的台阶上，整整齐齐坐了北京老百姓，一直坐到深夜，坐到黎明。他们每人发了毛巾、口罩。这是他们唯一的防御工具。此外，他们在一位指挥者的指挥下唱《国际歌》、《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这是表达他们意志的心声。有同学告诉大家，一旦博物馆里出来军队，应该如何如何对付。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里的老百姓原来是准备好堵博物馆中埋伏的军人的，他们是自愿前来保卫广场和学生的义务人员。
地铁出口处黑压压坐成一大片的，则是组织起来的学生。人们担心在地面被堵截的军人会从地下突然涌出来。戒严令颁布之后，地铁对公众运输停止，出入口的铁门已经上了锁。郑义想出一个主意：将锁眼用火柴棍堵死，这样里面的军人上来之前，在开锁时会费去更多的时间。他翻过人群，先去观察锁，却发现锁眼早已被堵住了。
人们是那样警觉，以至于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句悄声警告，都会导致呼啦啦站起一大片，最后全部站起，面朝地下通道，人墙般砌在地铁门口、窗口。我、郑义、老木，我们三人那一夜在广场巡游时，刚走到地铁口，就发生了这般紧张万分的一幕。学生们呼啦啦站起来，屏气等了许久，黑洞洞的通道里却没有动静。
“怎么回事？你？你看见啦？”
“谁？我？”
两个同学在悄声对话：“你刚才不是说，‘来了’！”
“我？……嗯呀！可能是我！我刚才梦见地铁停啦！里面全是绿的，嘿嘿！对不起！”
17，便衣军人混进城
戒严令颁布近百小时了，仍是一纸空文。军车在所有通往北京市的路口都被老百姓堵住了。有的一天天、一米米地往前蹭；有的原地不动；有的则后退十几米、几十米、几百米；有的干脆调头开走了。
人们在市区的大街小巷却有了新发现：一些便衣军人，正散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这些人比职业或业余特务有着更为呆板的表情。
天安门广场东侧树下就有过那么一个。他千辛万苦地到位了，也许正等他的战友们。人们围住了他，告诉他所谓“反革命动乱”的真相。
可是最后的结果，不是人们使他了解了真相，而是他使人们哭笑不得——
“咳！那大兵蹲在树下，一圈人围着他想让他醒过梦儿来。他楞是听不懂普通话！您说，他干嘛来啦？”
“干嘛？不懂才来的！懂了，全明白了，没准儿不来了呢，指挥不灵了呢。”
“还好些呢！路都不认识。傻乎乎地还问呐：天安门在哪里？您这怎么说的！”
“胡同里也有！不敢走大路，走小路，串胡同，拐来拐去，自己也绕糊涂了。就问，这是哪里？离广场多远？穿着军裤，口音不对，一眼就让我给认出来了。我说，你问这干嘛？他就支支唔唔。我就领丫上家喝茶，休息。给他讲这是怎么怎么个事儿！让他回去。他说，我明白了。可是我还得上指定地点集合，不然返回去怎么交待？他说，你放心，我不开枪，实在不行，我往天上放。也好，让他们进城见识见识，受受教育，明白点儿事理儿，别傻冒似的指哪儿打哪儿，这是北京，不是越南，怎么着？在老山打着打着，枪口一转，打回自己个儿家来啦？”
“操！新兵蛋子！老子们在越南战场上的时候还不打越南女兵呢！这回他们倒想得开了，连快饿死的学生都要打！”
“当兵的嘛，他服从命令不是？”
“丫挺的！让他打他妈他也打？也服从？”
“咳！说那个！大字儿不识几个，又不让看报纸，也不让听广播，什么都不让您知道，他以为他妈变成人家妈了呢！再给您来个战前动员，说你是保卫首都！保卫安定团结大好形势！说他妈的祖国需要你！首都人民盼望你！党考验你！立功受奖的时刻到啦！您说您不打？是您您也打了！”
图14：戒严令宣布次日，当局派直升机飞临广场。摄于1989年5月21日。选自《献给自由》
什么新鲜事都有。作家朋友徐星（成名作《无主题变奏》，1995年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当过伞兵，他告诉我，他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穿伞兵服的可疑人。一问，此人果然是趁夜色被空投下来的。任务是侦察了解广场情况。这人最后被说服了，来到学生中，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和来的方法与目的。
除了不择手段地往城里混人，也不择手段地往城里运武器。人们一度在开往广场方向的车辆中，发现了装在麻袋里的枪支、弹药。这些车，有些是大轿车，有些是带蓬卡车，有些，据车上司机谎称，是往城里送蔬菜的。
18，新闻快讯
天天喊“狼来了”，狼却迟迟没有来。等狼的那些天里，我在绝食团广播站的义务工作被一项更重要的工作所取代，这便是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印制反革命宣传品”——参与编辑一份由首都新闻界、文化界、知识界联合主办的小报：《新闻快讯》。这份报纸的背景极其简单：一些对学潮略作正面报导的报纸，因赵紫阳的下台而被迫停止继续报道，人们感到需要这样的一份报纸，以便将学运的情况、时局的发展、知识分子的心声真实地报导出来。这份报纸实际上是官方压制“新闻自由”的产物，是“新闻要讲真话”这一原则的实践：官方不敢讲真话，我们自己讲。所以，当包遵信先生在社科院政治学所会议上，建议办一份这样的报纸时，立即得到了所有在场者的一致拥护。报纸第二天就出了第一期。以后每天一期，我们设立了“简讯”、“报导”、“海外动态”、“外电摘登”、“新闻综述”、“时事评论”、“时局分析”等拦目。
我非常庆幸在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中，找到了一个适合于自己的角落。因此，当郑义希望我陪他去广场转一转时，当赵瑜说“你干这干哈？没意思”时，我始终全力以赴地在这里坚守着，并不断地克服大游行，看堵军车等等诱惑（详情请见祭文“未完成的涅槃·痛忆包遵信”）。
19，北京枪声
郑义的身体越来越差。带来的药已吃光了、钱也花没了，人民文学那个招待所快住不成了，再拖下去，恐怕连回太原的车费也不足了。另一方面，广场连日旗多人少，旷日持久的静坐消耗了大部分人的体力，总也没来的“狼”使诸多人的斗志消耗在日复一日的紧张中。
我断定，老人帮要使这场史无前例的民主潮不了了之。其办法就是黔驴技穷之后的“拖”：我就是不理你们，看你能怎么着？
另一个情况令我忧心忡忡：不只一个朋友打电话或亲自劝说郑义及早隐避，“黑名单上有你！别傻了！”拖垮了民运再秋后算账？
我劝郑义先回家。他不。除非我同他一道走。
我走得很突然。走时，是五月二十六日。
回太原几天以后，屠城的消息从北京传来。每位在电话中述说血腥实况的朋友都泣不成声。老鬼马波则为我们描述了他亲历的屠城惨况：坦克从人身上碾过去，四个人，成了四张皮。……急红眼的老百姓堵住一辆大轿车，用钢筋棍去捅车窗下的军人。一位拼命摆脱老鬼阻拦的青年人，朝老鬼怒吼：别拦我！为什么光拦我？！我的朋友就是他们杀死的！刚刚！刚刚死在我怀里呀！
“……喂，听见了没？现在枪声还在响，你听……。”老鬼惊魂未定，泣不成声。
话筒里传来了北京的枪声。
图15：1989年6月4日，坦克强行开进北京市区，屠杀手无寸铁、要求民主的民众。遇难者尸体与自行车黏在一起。摄于989年6月4日。网络图片。
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十时许。
红色恐怖已经开始了。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