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反特片，特务一般都是女的。并且长得十分漂亮，穿的也不俗气，很是让人惊羡。特别是那些穿着美式军服的女特务，让不少看电影的少年们着迷。农村人喜欢开玩笑，爷爷辈的总是问孙子辈的孩子们：“长大了把北沟的哑巴找来给你当老婆，行不？”
孙子辈的回答：“不，我要那个女特务。”
一般来说，特务对于农村，是很遥远的事情，反特片就有很少有农村反特的。农村的孩子们，都认为特务们在上海和广州，因为反特片里反映的特务，都在上海和广州当特务，不但农村没有，就连北京也没有。农村孩子们，往往把上海和广州当做是特务的基地，从上海和广州回到农村的人，孩子们都用看待特务的眼光看待他们。我们村子里有个在广州工作的人，回到村子里，就有孩子们问：“见过特务没有？”
那个人说：“没有。”
孩子们就有些不相信地问：“电影里都说广州有女特务，你在广州能看不见？”
那个人笑笑算是回答。
但是到了文革中间，农村就结束了没有特务的时代。地富反坏右都被斗争了一个遍，再斗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很想找一个其它类型的人斗争斗争，改改口味。但是农村除了地富反坏右还是地富反坏右，很难找到其它类型的人拉来斗争一次。有一天，人们干活的时候，捡到了一些花花绿绿的从台湾飘过来的传单。农村人很奇怪，台湾那么远，这些传单是咋飘过来的？很是纳闷。后来民兵排长到公社开会，公社说那些传单是台湾放过来的气球撒的，在联系潜伏的特务。其实捡到传单的人说，传单上印的是台湾的房子和台湾的公路之类的东西。
有了传单，就有了特务。
我见到第一个特务是邻村一个在东北修过铁路的人，查来查去，就把他当成了特务给抓了出来。原因是他家有一个镜框，里面摆着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扎在裤腰里。他的一支胳膊掐着腰，很是神气。那个时候，农村是没有人把上衣扎进裤腰里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没有勒皮带，一般都是裤腰带，把上衣扎进裤腰里，就露出了裤腰带，很不好看。还有那个时候，上衣都是自己母亲缝的中式布扣对襟上衣，扎进裤腰也十分难看。照片上，他掐腰的胳膊上，还搭着一件蓝色的上衣，背景也很辽阔。农村没有特务的时候，人们问他：“照片在哪儿照的？”
他说：“在东北。”
人们问：“东北哪儿？”
他说：“往我身后坐火车，一天就到苏联了。”
抓特务的时候，人们一回忆就想起来他身后的苏联，就把他当成了苏联的特务。开斗争会的时候，他说：“我不是特务。”
斗争他的人说：“你到过苏联，还不是特务？”
他说：“我没有到过苏联。”
斗争他的人说：“你说过坐火车一天就到了苏联。”
他说：“我说是坐火车到苏联需要一天时间。”
斗争他的人说：“你连时间都算好了，是不是想往苏联跑？”
他说：“那是火车时刻表上说的。”
无论他怎样辩解，还是坚定地把他当成了特务，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游斗。斗争地主富农的时候，无外乎就是多交了几十斤麦子和少交了几十斤麦子，听起来很没有意思。斗争特务，能把苏联和苏修联系起来，有意思多了。那个时候，坐过火车的人也不多，斗争的时候，让特务交代怎样修铁路，火车怎样开过来，让人也算是开了一点眼界。
修铁路的特务斗争了一段时间，又抓住了几个新的台湾特务。
有一天村子里来了几个收尿硝的人，是福建人。他们拿着大口袋，五毛钱一斤收购厕所里经过长年积淀起来的黄白色尿硝。他们说是福建一家炮场的，收购的尿硝用来制造鞭炮。农村生活苦，一年到头就靠一缸酸菜佐饭。早上酸菜放点盐，上午锅里丢点酸菜放点盐，晚上依然是酸菜放点盐。福建人吃不惯酸菜，也吃不惯农村的红薯糊汤，其中一个年轻一点的问：“你们一年到头就吃这个？”
都说：“是的。”
那个年轻人两只手放在一起，做出一个鱼在水里游的样子说：“要是我们常年吃这个，就上那边去了。”意思是偷渡到台湾或是东南亚其他国家。
他们一行四人就成了特务，在村子里游斗。和修铁路的特务一样，他们也戴上了广播筒糊的高尖帽子，敲着锣在村子里的碾盘上说：“我们是台湾的特务，收购尿硝不是制造鞭炮的，是制造炮弹的。”年纪大的那个是负责的，说：“我们真不是特务。我们住在海边，曾有人偷渡，但是我们没有偷渡，我们不是特务。我们的炮场是县里的炮场，有电话，不信你们打电话问问。”
民兵排长说：“问，也要斗争几天再问。”
文革期间，广播筒除了能够拿在手里对着嘴广播，另一个用途就是制做斗争人的高尖帽子。广播筒是铁做的，戴在头上硌的头皮很疼。这几个福建人戴着广播筒高尖帽子被当做特务被斗争了三天，挨着耳朵的地方，被广播筒磨出了血迹。民兵排长才到大队给福建那家炮场打了电话，证明他们四个不是特务。但是民兵排长说：“他们四个虽然不是特务，但是有人想往台湾跑，也算是特务，斗争他们是正确的。”
特务一旦在村庄出现，就慢慢多了起来，人们脑子里关于特务这根弦也就跟着绷紧了。村庄北边有座高山叫马头寨，曾因是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个战场而著名，在中国军队的历史里有记载，在日军的战史里也有记载。马头寨上残留的弹壳和没有打过的子弹，在文革时期，还能找到很多。马头寨上有口水井，井口盖着一个很大的碾盘，据说里边丢了很多子弹和枪支。有天夜里，马头寨上空出现了一个耀眼的光团，从寨墙后边的天空飞过来，滑出一道闪光，最后在寨墙上消失。
有人说：“这是特务的信号弹。”
也有人说：“是特务们联络后，想到马头寨上起出水井里的机枪。”
还有人说：“肯定是日本特务。”
因此民兵们连夜集合到马头寨上找特务，一直找到天亮才回来，也没有找到特务的影子。大家都很疑惑，有信号弹，咋能没有特务呢？
第二天早上去上学，毕业于师专地理系的老师刘道太说：“昨天晚上，你们看到大流星没有？”
我们都说：“没有。”
刘道太说：“从马头寨上空飞过，滑出很长的尾巴。”
我们都说：“刘老师，那是日本特务的信号弹。”
刘道太说：“是流星。”
放学回去，孩子们都说：“你们昨天夜里看见的，不是信号弹，是流星。”
民兵排长问：“谁说的？”
孩子们说；“刘老师。”
民兵排长说：“他是民团司令刘顾三的侄子，他胡说，他企图瓦解我们民兵的斗志。”
特务多起来的日子，我们小学生也抓住过一个特务。
毛泽东五七指示说：“学校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资产阶级统治知识分子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们的学校，就开始不但学文，也学农学工学军。学文的课本很简单，学农也好学，就是到工地上干活，没有工厂，农村的孩子学工很难。学军也不算难，学校号召孩子们都回去做木头枪和木头手榴弹。我虽然是个小学生，就用一种叫做野合拐的木头做了五颗手榴弹，挂在裤腰带上。还做了一个冲锋枪，绑了一个红带子，挂在肩上。
有了枪和手榴弹，学校就开始在夜里拉练。吃过晚饭，三年级以上到带帽初中都到学校集合。每个人都带着手榴弹和步枪机枪冲锋枪，当然是木头做的。排着队踏着夜色，出去拉练。走到半夜，大家都想瞌睡。忽然带帽初中的同学从前边拐回来报告校长：“我们抓住了一个特务。”
校长也十分兴奋地说：“在哪儿？”
几个带帽初中的学生押着一个中年人走过来，说：“特务在这儿。”
中年人说：“我不是特务。”
带帽初中的几个学生们说：“他抵赖，他的包里装着几把刀子。”
中年人说：“我不是特务。”
校长问：“你不是特务，装刀子干啥哩？”
中年人说:“我是个删匠。”
农村把阉猪娃的人，叫删匠。删匠的刀子很短，很锋利，在猪娃肚子下隔开一个小口子，把猪娃的睾丸摘去，在刀口上抹一些灰尘，就算是消炎药，过几天，猪娃的刀口就长住了。
学长拿出打火机打着，看了看中年人删猪娃的刀子说：“真是个删匠，不是个特务。”
70年的一天夜晚，我和一个同学在稻场的石磙上坐着说：“当个知识青年多美气，过几天还能回县城里看看。”那个时候，农村的孩子一般是不上县城的，因此很羡慕知识青年，逢年过节都回到县城里去。
忽然同学说：“你们屋里有特务。”
我说：“你胡说。”
同学说：“你看你们屋里有绿色的火团，一闪一闪，不是在发报吧。”
我扭过身子朝我们的屋子里看去，真是有绿色的火苗一样的东西，大概一秒钟闪一次。
我也以为我们屋里进了特务，就和同学朝我们屋里跑去。
没有特务，是我伯坐在屋子里，手里拿着一个打火机，在打火。随着指头扣动打火机，手指尖就闪出绿色的火苗。
那个时候，打火机用的是火石。靠火石闪现出来的火星，点着汽油。伯会吸烟，就有一个汽油打火机。
伯坐在屋子里，骂起来：“XXXX，又没有汽油了。”
我们才知道，打火机里没有汽油，伯就拿着打火机打来打去，试图点着火来吸烟。我们就以为是电影上特务的发报机，一闪一闪的发报呢。
伯说：“去你五姥那儿借个火回来。”
我就拿着一把麦秸，到正在做晚饭的五姥那儿加了一个火炭，放在麦秸里，回到家里一吹，麦秸着了，伯点着烟袋泡池泡池吸起了旱烟。
对于文革期间乡村的特务记忆，现在看起来很可笑，却是十分真实的生活。就如同现在，在网络上，某些知识界的人，喜欢随意给某某弄个汉奸的帽子一样。
其实这种随意定汉奸，是文革期间抓特务的遗风在知识界的残留。想想也很好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