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大陆建政以来，高等教育一直在磕磕跘跘中行进，回顾中国高等教育的历程，可以看到中国高等教育历尽种种磨难，尚未走上平稳发展的坦途。现按照时间的顺序，历数中国高等教育所受到的戕害。
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大调整。1952年教育部拟定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刻板地仿照苏联工业技校模式，对民国时期被迫留下来的高校进行了调整，准确的说，是肢解。这次调整保留了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撤消综合大学中的二级学院，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政府接办改造了65所私立高校、取缔24所教会津贴的高校。当年名噪一时的“东方哈佛”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震旦大学等名校，都未能幸免于难。比如清华，浙大等，都被削的只剩下工学院。照搬苏联的高教统一的模式抹煞了学校之间的差异，而分科过细又使得高校的专业设置变得相当狭窄，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影响了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人才的发展。
这次调整还片面偏重工科，忽视理科，取消了很多高校的政法、财经等人文社会学科。导致了长期以来严重缺乏法律和金融人才，导致中国整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导致道德的滑坡。
1958年高等教育的“大跃进”。1958年3月，陆定一在农业中学问题座谈会上提出，要在每一个地区办一所大学。6月，刘少奇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示，“将来势必每个县有一所大学，准备十年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是否给每个县派一个、两个或几个大学生，这样学校就可以办起来了……”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也突飞猛进，全国高等学校1957年有229所，到了1958年秋天，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了23500多所业余“红专”大学和半工半读大学。没有办大学的条件，就走“群众路线”。
黑龙江省鹤岗市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书记亲自挂帅，各方积极支援，七天办起了大学。号称除了用一元七角钱制作校牌外，一分钱也没花。解决师资的办法是“大学生教大学生、高年级教低年级、专兼职教员相结合”。没有足够的生源，在政治优先的入学准入制度下，工人、农民、速成中学的工农毕业生和干部，只要具备推荐的条件，不需要经过任何书面的考试就可以上大学。高校中每年出身于工农学生的比例，从1951年的19%增加到1957年的36%。1958年，由于实行了新的优先入学的办法，这部分人增加到了48%，而1959年到1960年则增加到了一半以上。
高等教育“大跃进”让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大踏步后退。
1958年—1976年高考的不宜录取政策。在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同时，高中毕业生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还严格执行了高考不宜录取政策。按照要求，从1958年起高考前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
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家长被划为右派的，有海外关系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高考不宜录取政策“名正言顺”地将教育的不公平、不公正合法化，大批优秀高中毕业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被极其粗暴地拒之于高等学校大门之外，有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另样人生。
高考不宜录取政策在强化教育不公平的同时使原本走入严冬的高等教育质量雪上加霜。2500年前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遗憾的是，社会发展到现代，声称要“解放全人类”，可在本国，连高中毕业生的学习机会都要无耻地剥夺。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摧残高等教育。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1968年毛委员在“七·二一指示”中说“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1970年8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不论文化程度，不管年龄大小，只强调政治条件，只要被组织推荐，就可以上大学。
当时报刊广泛报道了高考时交白卷进入了大学的张铁生，宣称“大学就是大家来学”的五十多岁的农民王大学，这些都被称颂为新大学生的楷模。到1976年全国仅“七·二一”大学就恶性膨胀到33374所。滑天下之大稽的是，到文革结束，1980年代初全国进行“双补”，进行初中文化补课和技术补课，规定医学院校的工农兵大学生必须取得初中补课合格文凭才认可他们的大专学历。这可以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谈。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文革期间的所谓高等教育质量差到怎样不堪的地步。
1977年，邓小平关8月3日召集了座谈会。8月6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上。有人提到当时清华大学的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三年就毕业了，根本没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同志听了此言，当即不满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清华大学的教育质量尚且如此，其他高校的教育质量可想而知。如果说高等教育大跃进让中国的高等教育奄奄一息，至此，可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彻底死亡。
1990年起高等学校大合并。1977年冬天，恢复了高考，被关闭了十多年的高考考场又重新开放了。文革以后百废待兴，教育因其本身的规律，运行有一定的周期，调整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当高等教育逐步恢复正常运行之际，又面临新一轮的折腾，高校合并之风骤然刮起。
自1990年起，全国有一千多所高等学校、中等学校被卷进了合并风，共形成了412所合并的高校。高校合并，本质上是一种在不改革体制、不改善教学的条件下，靠扩大规模的方式办“一流教育”，这不仅是徒有形式，而且其效果是适得其反。高校合并，使目前高校出现盲目求大、历史特色丢失，不但没达到“学科专业优势互补”的预期，反而使很多高校多年积累形成的教育品牌、专业特色消失殆尽。高校合并还带来了管理难，大学内非教学机构本来就冗员充斥，合并后问题更为突出，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责权不清、效率低下等等问题难以避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高校合并都有新闻见诸报端，强调高校合并是本着自愿的原则。我们实在难以想象，有一千多所高校，在同一时段，放下高校至关紧要的工作，甚至放弃自己的品牌，“自愿”做这样的麻烦事。而实际上，在合并风中有教育部的官员透露，有些地方的高校，比如杭州的四所高校，不愿意合并，教育部专门派员坐镇，强行达到合并的目的。当时在两会上教授们对高校合并提出异议，某主管教育的中央领导竟然大动肝火，在会上拍桌子。还必须指出的是，高校合并的决策完全缺乏科学依据，据我所知，某些权威的研究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委托做高校合并的可行性研究，论证高校合并的势在必行；同时也接受反对合并的高校的委托，论证了高校合并的不可行。同一机构对同一事件进行研究，能同时做出两份结论完全相反的研究报告，科学性何在？高层决策的依据又何在？自上而下的高校合并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路，是大跃进好大喜功在新历史阶段的又一表现形式，对高等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1999年始高等学校扩大招生。高校合并风正方兴未艾时，与此相应，在党“高等教育拉动内需”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高等学校盲目扩大了招生规模。1998年，全国高校招生108.3万。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总数达153万人，比上年增加45万人，增幅达42%。此外，成人高等教育扩招10万，研究生扩招3900人，加上电大、民办等其它类型高等教育，实际招生总规模接近270万。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718.91万人，比上年增加95.8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5％,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这一扩招规模和增幅在建政以来的历史中是少见的。2000年，普通高校实际招生为220万人，比1999年增加35%，比1998年几乎翻了一番。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1％。2005年，各类高等学校在校生2004年800万人的规模上再翻一番，达到1,600万。2006年高校毕业生为413万，比2005年增加了75万，增长率为22%。
前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称，到2010年，高中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80%左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25%左右。2000年，普通本专科在校大学生为556万人，2005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562万人。根据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到2010年普通本专科将达到2,000万人，将再扩招438万人。与此同时，研究生也在扩招。1982年，研究生招生数仅有1.1万人，2006年已达34.4万人，是1982年的30倍。2008年研究生招生计划安排44.9万人(博士5.9万人,硕士39万人)，比2007年增长6%。
扩招后遗症：1.高校扩招引发债务风险。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元—2500亿元。银行从2004年开始逐渐收紧贷款，高校欠款难以归还。2.教育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的下降。3.无数贫困家庭的无力承担巨额的学费，这不仅使这些家庭的生活陷入更为凄惨的境地，而且又有大批学子失去进入高校学习的机会。4.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渐突出。
60多年来，前30年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按政治需要发展教育；10年是调整时期；后20年要“拉动内需”，为经济收入扩展教育。60多年中从未按照教育科学本身的规律规划、协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于个体而言，前30年没有平等地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因家庭出身等政治因素导致，而近20年没有平等地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则因家庭贫富不均而导致。高等教育不只是专业教育，身心健全的人的教育亦不可忽视。
高等教育已经折腾不起了，高等教育得按照自身发展的科学规律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