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于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回到美国，一直从事红色宣传，促使美国没能执行既定国策，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浪潮”，导致共产国际颠覆中华民国。一九四九年，红色中国成立在即，“两人工作队”也完成了使命。离婚后，海伦独自留在夫妇俩靠出卖良知买来的房子里，继续“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虽然一九五零年，美国第八十一届国会就通过了反共的《麦卡锡法》，但一九五二年，海伦还是以《红尘》为名，在美国发表她在延安采访时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的红色幻象。在红色势力的影响下，一九七一年，美国政府不再阻止中共暴政强占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海伦曾专程前去欢迎中共驻联合国的第一任大使黄华到纽约赴任并撰文加以祝贺。
第二年，《红尘》再版时，书名改为《中国共产党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中共邀请海伦以《续西行漫记》作者的身份到大陆访问。这次访问后，海伦写了美化红色暴政的《重返中国》和《毛泽东的故乡》。一九七八年，海伦再次到中国，她沿着四十多年前她与斯诺在中国走过的红色路线，拍摄了一部电视片并撰写出《七十年代西行漫记》一书。
一九七九年初，禁止共产党入境的美国，正式接待第一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访问。在这八天里，邓小平专门会见了海伦。这一年，《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也在美国再版，继续迷惑世人。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后，西方各国都抨击和制裁中共暴政。海伦却写信给老布什总统，不同意美国制裁中共。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共的制裁政策，海伦于一九八九年七月，发起成立“支持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美国分会”，并同一些红色美国人联名写信给老布什总统，呼吁通过这一组织，给共产党独裁的中国贷款。
因此，中共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名义，于一九九一年专门授予海伦所谓的“理解与国际友谊奖”；一九九六年，又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名义授予海伦“人民友好使者”的荣誉称号。 海伦一九九七年死于美国后，龚普生等中共官员出席她的葬礼。海伦的红色宣传品在美国缺乏市场，但还继续由中共按需所用。她的亲友还是中共的统战对象。
海伦虽然左得出奇，但影响不如斯诺。在斯诺病重时，毛泽东甚至派了马海德带着医疗组去瑞士给他治疗。马海德当年与斯诺一起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到苏区为中共效劳， 后娶了个投奔延安的女演员，终身在大陆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而奋斗，直到“文革”中妻子被抓，家被抄，他自己被剃了光头，依然至死不悟。
斯诺死后，根据其遗愿，中共当局将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他曾执教过的燕京大学的未名湖畔。中共夺取政权后，燕京大学于五十年代被撤消，校园被北京大学鸠占雀巢。对此司徒雷登在回忆录的前言中写到：“在共产党掌权之前，在中国，有许多是好的，也有许多是坏的。自从他们接管了之后，前一种就少了下来，后一种却多了起来。我一生和我的教会和教育同工们的努力，是奉献给使好的变得更好，使坏的变得不那么不好。可以眼见的那些努力中相当一部分的证据，已经瓦解幻灭了：有些工厂、设备、教堂、学校、建筑物和医院被破坏了，更多的一些被共产党为他们的目的而占用了。”
虽然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想葬身燕园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不过斯诺的灵魂在未名湖畔肯定不得安宁，因为仅“文革”，北大就有六十三人死于非命，他们的冤魂肯定会找毛泽东的洋鼓手讨说法。
斯诺离婚后与小他十五岁的美国女演员路易丝•维勒结婚。维勒告诉曾拜访过他的一名大陆学者，“周恩来参加骨灰安放仪式时，她感谢中共派出医疗队，周的回答是，这个不值一提，我们为斯诺先生所做的，比起斯诺先生为我们所做的，相差甚远呢”。
确实如此，斯诺为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起了难以估计的巨大作用。在斯诺率先投入红色宣传，讴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苏区和红军前，共产党给人的印象就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群“流寇”。即使通过斯诺等洋奴的宣传，中共在国际社会塑造了美好的形象，但它在中华民国还是无足轻重。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近两亿五千万中国人参加历史上的第一次选举。他们投票选举国大代表，凡获得五百个签名的人，都可被选为国大代表。有百分之七十的选民参加选举，只有中共占领区或曰苏区的居民无法参加选举。对此美国的《时代》杂志十二月一日报道说：“二十一岁以上的男女，不论识字与否都可参加选举，只要他们没有因为叛国，政治腐败或吸毒坐过牢。 但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选举，而在中共的占领区没有举行选举，所以参选的人数较少。（……）这件事的关键在于，如果共产党打赢了，就不会再有选举了。”通过这次史无前例的大选选出了二千九百六十一名国大代表，比选举法少八十四名的原因是中共的干扰。
共产党打败了以实现宪政为目标的国民党， 靠的不是民心，而是宣传。共产党靠大大小小的斯诺和鲁迅，颠倒黑白，欺骗世人。被红色宣传诬蔑成独裁者的蒋中正，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召开的国大代表大会上，以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就是说，得人心的是蒋中正，而非毛泽东。连“为人民服务”都是蒋中正先在中华民国提出来，后在红色中国被收入毛语录的。
好在斯诺的遗孀维勒后来因“六四”屠杀与中共决裂。她同情“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曾拒绝中共的访华邀请。二零零零清明，她以旅游签证去北京给斯诺扫墓，想顺便去探望失去爱子的丁子霖并面交人道捐款。行前她通过媒体发表声明称 “是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对另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所能表达的同情和安慰，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门屠杀中失去亲人、又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剥夺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亲和难属们，表达我们母子和他们的团结之心。”可是她与儿子遭到中共警匪的无理阻拦。她在结束这次私人之旅时，发表声明说：“我不能继续对基本人权受侵犯之事保持沉默，我知道我的丈夫一定会支持我的行动。”她还决定在中国的政治状况没有改善之前，再也不去大陆。从此，斯诺遗孀也被打成“反华势力”。 因此，有大陆80后撰文表示维勒是《一朵鲜花插在了斯诺上》。
历史证明，共产党在大陆建立的是至今奴役人民，践踏人权的红色暴政。斯诺的同类不少，也不乏后继者，揭露斯诺的目的，一是告诫中共的洋鼓手，红色劣迹会被历史记录下来，二是希望有助读者识破洋鼓手。（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