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事件引发对中共未来前景的广泛关注

《台湾生死书》节选

2014-08-06 07:18 作者: 袁红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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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4年08月06日讯】第七章 中共强权步苏联一朝覆亡之后尘的现实可能性

第一节 中共强权覆亡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习近平与中共强权的末日宿命狭路相逢

到此刻为止,《台湾生死书》书写的一切,从中共强权咄咄逼人的谋台战略,到日益逼近的台湾国家大危机;从国民党权贵与中共政治经济利益的一体化,到“谢长廷现象”对自由台湾主权和国格的背叛,似乎都把结论指向绝望。但是,我不是为绝望而书写——从来都不是。

在强者的视野中,绝望的意境并非悲泣和哀叹的故乡,也不是“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的悽清荒凉,而是凝结著巨大机遇的严酷挑战。真正的希望从来都不可能产生于庸人的欲念或者弱者的幻想——真正的希望必定是强者从绝望中榨出来的血。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从顽石般的绝望中榨出血来,并用那顽石的殷红之血,书写属于自由台湾的希望。

当前国际社会中,自由台湾生存权的唯一威胁来自中共强权;中共是唯一一个把剥夺自由台湾的生存权作为首要的“核心国家利益”的政治强权。所以,自由台湾的命运自然与中共强权的命运紧密相关,尽管这种关联性意味着时代的政治悲剧——时代居然将自由人的命运同极权专制连系在一起,并打上了一个死结。

在目前状况下,看到或者理解中共强权在经济军事等物质性领域的强盛,既不需要洞察力,也不需要智慧;相反,只有智者才能够透过豪华的物质外形,洞察中共强权精神领域跳动着一颗已经腐朽的、正在破碎的心。

学界的愚夫愚妇和市井的庸人俗物一起,同声艶羨赞叹中共的强势崛起,智者却已经开始研究中共败亡的具体方式——是如毛泽东曾经预言的那样,“血雨腥风”,天下震荡,还是能像前苏联那样,以较为“温柔”的方式瓦解。无论未来的历史将作出怎样的回答,我现在就能够清晰地听到,习近平在中共权力意志之巅踏出的孤独脚步声,与中共末日的丧钟在同一个节律中回荡。我预言,中共强权步苏联共产帝国后尘,一朝覆亡的历史进程的倒计时已经开始——那命运的时钟正挂在苍穹之巅;两者的不同之处可能只在于,中共强权的崩溃需要血海泪滔来殉葬。

自一九八九“天安门血案”以来,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共强权短期内就将土崩瓦解的预言,犹如雨后稻田里的群蛙鼓譟,其情亢奋如沸,其声似欲震破天穹。从流亡海外的原中共体制内的大小“智囊”人士,到美国、欧洲的“中国问题专家”或者“汉学家”,都痴迷于这种预言,一心以为“有鸿鹄之将至”。

然而,事实却像一个眼高于顶的刁蛮富婆寡妇,傲慢地拒绝所有这些预言春情荡漾的求爱。中共不仅没有短期内崩溃,反而强势崛起,有横空出世之态。于是,预言中共即将覆亡的鼓譟偃旗息鼓,敛声屏气,如晚秋之蝉一片死寂。紧接着,中共将如日中天,主宰二十一世纪时代精神的预言,又甚嚣尘上。许多原来持中共即将崩溃观点的学者文人,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失恋的苦痛,便移情别恋,加入向中共强权献媚的合唱,活脱脱一副势利小人嘴脸。

当时,在中共强权短时间内就将崩溃的问题上,仿佛整个世界都错了。相关的预言之所以受到事实的嘲弄,其思想基点的错误,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其一,所有作出前述预言的学者文人都持“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点,并以这种历史观作为判断中共强权命运趋向的思想基点。

当代西方教育体系像制造制式汉堡一样,大量复制“制式”的学者文人,其“制式”的特征之一,便是这些学者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坚信“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这或许是物性功利主义哲学主宰现代西方文化精神的可悲结果之一。

各种关于中共即将崩溃的预言,尽管表述方式可能显示出某些个性,但是,都遵循同样的思维定式,即以“经济决定论”为思想起点,以中国经济危机必然引发全面社会危机为过程,以中共政治崩溃为终点。但是,这个思维逻辑过程是错误的,因为,它起步于错误的思想起点,“经济决定论”。

只能听懂物欲召唤的功利主义哲学虽然可以制造出属于一个时代的思想谬误,却无法改变人类宿命:人本质上是心灵的存在;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极权政体的灵魂在于政治,极权社会的主宰力量是政治意志。可见,以“经济决定论”为思想起点判断中共的前途,不可能得出正确的预见——起点错了,思想走得越远,便越深入谬误的荒野,越远离真理的绿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共急于创建现代军事工业,因而横征暴敛,竭泽而渔,毁林而猎,造成三年之内四千万农民饿殍蔽野的浩劫。那可谓空前绝后的经济危机了。然而,中共强权却依旧如铁铸的墓碑,立在尸山白骨之上,毫无崩溃的迹象。

极权北韩,一年之内曾饿死百万居民,至今仍然以饥饿的国度著称于世,但是,金氏共产世袭王朝却沐浴在两千余万北韩政治奴隶感恩的泪雨中,保持铁壳的蟑螂般坚硬的存在。

上述两个事例足以证明,“经济决定论”距离历史客观的逻辑有多么远,尽管它离只相信物欲的学者文人那颗庸俗的心很近。

曾经作出中共即将崩溃的判断的各种预言,还表现出第二项共同的思想基点的错误。这项错误在于,根据民主国家的自由经济的规律,去判断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趋向。

为数众多的庸人学者,以中共的“经济改革”为根据,论证中国经济已经走上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然而,作出这种论证者,不是受到中共欺骗的蠢货,就是想要欺骗世界的心怀叵测者。中共“经济改革”,意在为强化极权政治提供更有效经济体制基础,即由原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改变为权贵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的实质内容就是,以腐败权力为轴心,以权钱交易为润滑剂而运行的市场经济。

显然易见,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体系同民主国家的自由经济,在政治基础、运作机制、法律原则等所有方面都不相同;在有些重要的领域,甚至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所以,用自由资本主义法治经济的规律,来判断人治的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命运,就像根据人类的医典判断母牛也会得艾滋病一样可笑;这也正是国际间诸多关于中国将出现经济危机的预言总在现实前黯然销魂的原因——因为,母牛不可能得艾滋病,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起,“中共即将崩溃论”成为时尚理论的过程中,我一直孤独地——像荒凉的风留在时间之外的足迹那样孤独——向世界讲述:中国民主的实现如同在铁铸的黑戈壁上撒种自由一样艰难;中共强权的崩溃,是仍然需要中国人作出长久努力才能实现的历史正义。

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前,关于“中共强权强势崛起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题”的种种论说,又由于国际间庸人学者像绿蝇逐臭般的吹捧,再次成为关于中国命运的显学。现在,我愿又一次孤独地向历史预言:中共强权的崩溃即将成为时代的政治主题——中共的极权主义全球扩张可能使人类不得不用一次浩劫来为其送葬,但是,无论如何,中共强权末日的丧钟即将撞向,而撞向中共强权丧钟的不是别人,正是竭尽全力试图挽救中共强权的习近平。

我这次的预言依旧孤独,孤独得像挂在枯枝上的最后一片红叶。不过,历史已经证明,我上一次的孤独是与真理同在。我相信,这次的孤独也将证明,我的预言是真理的信使。

现代史上,中共曾至少有两次濒临崩溃。

一九七六年初秋,毛泽东的生命随第一片枯叶凋残。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培育起的中共新权贵,与毛泽东试图彻底整肃的中共老权贵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只是由于以毛泽东夫人为政治核心的中共新权贵,唯有泼妇的勇猛,却无权奸的老谋深算,深藏不露,故而在一次宫廷政变中束手成擒。中共新老权贵间的生死之决因此没有演变成血涌万里的社会动荡,中共强权也随之逃过一次崩溃之劫。

一九八九年,以藏人浴血抗争为先导,“六 . 四”民主运动,一次针对中共当局的全民反抗浪潮,涌动在东亚大陆之上。当时我在北京大学任教,不仅亲历整个过程,而且处于历史的中心。根据我的直接感受,当年各阶层民众以不同方式参与的全民反抗的社会能量,足以颠覆中共暴政;不是由中国,而是一年后由苏联拉开共产主义运动全面崩溃的历史帷幕,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英雄意志,不敢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果断地将全民反抗引向摧毁中共暴政的全民大起义;其二,赵紫阳虽有大仁之心,不肯行屠戮万民,血洗北京之事,但是,却没有如叶尔辛【注1】那样的大勇之气,缺乏挺身于历史刀锋之上,与中共暴政作生死诀别的胆识。

正由于上述两个原因,遂致血漫北京,自由民主又成一梦;中共侥天之幸,再次免于死劫。一九八九,中国也把一个血写的真理留在历史上:“没有英雄的意志,就没有自由的史诗;没有英雄的意志,就没有高贵的历史。”

上述中共强权几近崩溃的两次危机,虽然发生的时代背景具体条件有巨大差异,但是,却讲述了一个共同的经验,即中共极权首先是政治的存在,因此,其致命的危机也必然是政治的——政治道德的崩溃意味着政治体制崩溃危机的先声。

当前,中共政治道德的崩溃危机已达穷途末路,回天乏术之境。习近平面对的困境是一种无可解脱的历史宿命——人可以改变命运,却没有能力改变宿命,因为,命运属于人谋的领域,宿命则属于天道的范畴。

鬼谷子有训:“度以往事,验之来事……则可决之。”为帮助世人理解习近平深陷中共强权的末日困境,需要首先作必要的历史回顾;所谓宿命,就是历史运行的逻辑结成的命运的死结。

以一九六六年为起点的“文化大革命”,祸乱中国十年。这十年既是毛泽东为自己造就共产主义之神的圣殿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最终沦为万夫所指的孤家寡人的过程。十年弹指一挥间,可谓“其兴也勃,其败也忽。”

“文化大革命”中,悖逆天理人伦的政治惨案堆积如山,人神共愤;阴险诡诈的政治权谋发挥到极致,日月无光。因此之故,毛泽东一旦殒命,竟成亿兆民众额手称庆的喜宴——尽管在暴政屠刀威逼下,民众面露悲悽,眼泛泪光,甚至故作号天哭地,痛不欲生之状,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心底里都乐开了花——竟能用国家恐怖主义暴力迫使天下尽成伪类,毛泽东可称万古第一独夫民贼。

毛泽东是共产主义之神,是中共强权的上帝。他的人格破产自然也意味着中共一夕之间沦为政治道德的破落户。毛泽东死后一段时间内,中国亿万人之心如动荡的大海,中共政权似惊涛恶浪上一艘千疮百孔之巨轮,险象环生。

毛泽东时代,中共运用共产主义初临中国的“理想主义”欺骗能量,实行“以天下奉一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保密制度的铁幕后面,中共寡头集团穷奢极侈,花天酒地,堪比王公贵族,数亿中国人却清贫度日,鸮腹求生,万众尽为苦行僧,无人不是清教徒,而农民则往往衣衫褴褛如乞丐,破床蔽屋似野人。

中共的政治道德随毛泽东生命的朽坏而崩溃之后,继续用虚假的理想主义欺骗天下,让数亿人心甘情愿过苦行僧的日子已经没有可能。邓小平为挽救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遂设计实施权贵市场经济。为此而进行的“经济改革”,虽然允诺改善人民的物质生存的状况,不过,它的起点和归宿都意在挽救并强化中共的极权政治存在。

本质决定效果,目的决定进程。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本质表现为强化国家权力一党私有的极权存在,它就不可能具有促进社会正义的效应,而必然以财富和权利的两级分化作为结果;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以巩固中共独裁的权力结构为政治目的,官员的权力就必定成为经济运作的主轴,权钱交易式的腐败也就同时成为经济运作过程的主题之一——中共权贵市场经济天生具有腐败的基因,它不可能不是一种腐败经济。

一九八九年的全民反抗大潮兴起的原因,既是出于亿万人心对于大良知者胡耀邦先生曾经力主思想自由政策的敬意,也表现出社会对于国家权力腐败的愤怒,尽管当时权贵市场经济必然引发的权力腐败,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邓小平挥动数十万大军将那次全民反抗淹没在血海中,同时,也意味着中共强权用铁与血的方式宣示,中共绝不会允许中国自由,中共将不惜把国家恐怖主义发挥到极致,推进权贵市场经济,以强化维护国家权力中共权贵阶层私有的极权政治。

江泽民成为最高权力意志的人格象征,似乎是上苍有意对中共的羞辱。江泽民种种俗不可耐、丑陋不堪的人格秀,早已成为国际笑柄,足可令蛆虫由于恶心而狂呕不止——难道上苍也有黑色幽默的情怀,百般无奈之际,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中共暴政的天谴。但是,江泽民却是维护和延续中共极权政治存在的“功臣”,而且“厥功至伟”。

“天安门血案”之后,天地含悲,民心已死,中共政权的政治道德基础又一次彻底崩溃。经过一番思想忐忑,在邓小平的教训下,江泽民基于精明的上海小男人对人性低俗至极的理解,决意全面推动权贵市场经济,他准备运用让中国社会在物性贪欲中腐烂的方式,度过这次中共政治道德崩溃的危机——社会良知在物性贪欲中腐烂,历史就会忘却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因为,记住罪恶,需要良知。

为扩大中共统治的“社会基础”,江泽民不仅纵容权钱交易,通过推动“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的进程,强化权力和资本的关系,而且着意用物欲浮名收买知识分子,于是,迅速形成腐败的权力、肮脏的资本和堕落的知识,这三项最具社会能量的要素之间的“神圣同盟”。

我曾有文曰:“江泽民主政十五年,人心腐烂,道德沦丧,民权凋残,官权势张;贪官污吏肆行无忌,狠如虎狼;奸商恶贾强取豪夺,气焰烛天;财富与权利两极分化,弱势群体水深火热,社会资源尽归权贵豪门,黎民百姓唯有仰人鼻息;自然环境惨遭涂炭,神州大地竟成污水毒气之乡,风沙蔽天之野。”

江泽民时代,中共以权力腐败为支点,彻底完成了向“政治黑手党”和秘密警察统治的转型,与之同时,社会总体危机也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然而,由于腐败权力、肮脏资本、堕落知识三者结成“神圣同盟”,三足鼎立,全面压制社会,故尚能维持中共极权表面上的繁荣和危局中的稳定。

江泽民之后,被称为中共“第四代”的胡锦涛、温家宝主政。对于中共“第四代”,我亦曾有文推介:

“就多数而言,皆贪鄙不堪,庸碌至极之小人。他们文不足安邦,专事奉迎;武不能定国,只功媚笑。数十年来,或者缩颈垂首,低眉敛目,循循奔走于豪强权贵之门,形如家奴走狗;或者逆来顺受,屏息噎声,惶惶侍奉于高官左右,仿佛舔痔之佞臣。他们奴性天成,媚骨内涵,早已精神阳萎;他们卖笑取胜,阿谀成功,尽失阳刚之气。”

“中共‘四代’,一代‘奇人’。奇在无须大智大勇,即可问鼎中原;只靠逢迎媚笑,就能爬上权力之巅。……精神阳萎,是为政治太监;尽失阳刚之气,是为政治二奶。二奶当权如温家宝,惯会亲民假笑,垂泪买怜,却无鼎革布新,福荫天下之大义;太监主政如胡锦涛,虽有狐鼠之智,阴柔小计,却无云帆沧海,鹏举万里之大策。”

正值中共统治危机重重,国运艰凶之际,中共主政的“第四代”胡锦涛、温家宝之流,其人格和政治能力素质竟如上所述,猥琐至极,衰草枯叶,一片颓败之像。故胡锦涛主政期间,自知无回天之术,因此,除了在谋台战略上野心勃勃,尽显强权者蛮横之意,试图“统一台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生后名”,在内政问题上则不思建树,一幅混吃等死的坐困愁城之相,用胡锦涛的一句话自慰,叫作“不折腾”。

二〇一二年秋,以中共十八大为标志,习近平率太子党势力全面主导中共权力意志。不过,在他面前展开的,不是等待收割的金灿灿的麦浪,从天际涌来,而是胡锦涛留下的政治遗产:由于胡锦涛无所作为的“不折腾”国策而逼近爆发临界点的社会全面大危机,以及千万贪官污吏组成的腐烂入骨而又丧失治国之能的政治黑手党。

中共太子党的父兄创建了东亚大陆上的共产帝国,太子党也将亲手为中共极权送葬——生死循环,仿佛宿命前定;冥冥之中,莫非真有天意。

第二节 中共的政治绝症——强权正在全面腐烂中迎来回光返照

中共极权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存在。与其生存与灭亡直接相关的危机,本质上也必然是政治性的。国家权力不可逆转的全面腐败已成中共的政治绝症。这个绝症的具体内容,可以用一句话表述:中共官僚体系的黑手党化已经彻底完成。

邓小平设计权贵市场经济的初衷,意在强化中共专制体制,因此,那种以为中共的“经济改革”会让权力退出经济领域的观念,只能是幻想,相反,权力会以一种与“计划经济”不同的方式,控制经济命脉——权贵市场经济之下,权力不仅不会放弃对经济的控制,而且是经济运作的“灵魂”。

根据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天性,权力和资本的双向转化就成为必然趋势,即权力通过资本的祝福,成为权力拥有者的财富之源;资本通过权力的加持,成为资本拥有者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特权的根据。上述意义的权力和资本的相互转化,就是典型的劝力腐败的逻辑过程。

由于中国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权力腐败,是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宿命的逻辑结果,所以,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为中共极权主义扩张积累经济能量的过程,也同时是中共权力腐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共的反腐败努力只能是权力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可能遏制,甚至不可能真正缓解腐败。想让中共权贵市场经济只产出经济能量,而不制造源源不绝的腐败,就像指望母牛只生产出牛奶而不排泄牛粪一样可笑。

国家权力的全面腐败意味着中共的政治绝症,而中共官僚体系的彻底黑手党化,则是国家权力官员个人私有化的结果。

在常规的意义上,中共极权意味着中共以党的整体的名义垄断国家权力;由于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又是垄断党的系统的寡头集团,中共对国家权力的整体垄断,实质上就是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对国家权力的寡头垄断。

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以党的整体名义,实现对国家权力的一党私有制,乃是极权政治对全社会进行有效统治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上述条件下,极权官僚系统政治利益的整体性,为最高权力意志迅速传达到庞大官僚系统的每一个神经末梢,提供了基本的政治保障——极权政治意味着,只有掌握最高权力意志的个人或者寡头集团进行思考决策,而庞大的官僚系统则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即最高权力意志是唯一的思考者,所以,确保最高权力意志迅速贯彻到最基层官员的机制,是极权政治统治的生命线。

中共的末日危机归结为一点,就是权力的腐败正在无可挽回地摧毁中共的上述政治生命线。这也是本节以下所有讨论试图说明的主题。

一九八九年,中共暴政通过血洗北京保住了政权,但却再一次击碎了自己统治的政治道德基础。江泽民,一个连蟑螂都不会愿意与其亲吻的人格腐烂的上海小男人,自然不可能拥有为中共重建政治道德基础所需的思想意境和实践能量。不过,俗不可耐的头脑中也会产生俗不可耐的求生之路,江泽民决意全面纵容官员腐败,用腐败权力带来的利益收买官员对极权政治忠诚——这个上海小男人相信,通过利益收买得到的忠诚,比政治道德的说教和欺骗换来的忠诚更可靠。

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一是挽回移情别恋的女人的心,一是把权力关在法律的铁笼内。不过,这两种艰难对于江泽民都不成为问题:权位赋与江泽民那张丑脸以颠倒众多美女的能量,对于他,不存在挽回女人的心的问题;同时,他根本不为关押权力费心,而是潇洒地打开了权力的闸门。于是,权力的洪流滚滚而出,浊浪排空,滥觞于东亚大陆,形成波澜壮阔、鬼神心惊的权力腐败大潮。

这次腐败大潮的核心内容,便是中共国家权力的全面官员个人私有化——中共国家权力私有制,从原来的以党整体的名义垄断国家权力,分解为实际由千万官员私有。每个官员都把其控制的权力视为可以创造个人利益的私产;利用权力攫取个人利益,迅速形成中共所有官员日常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化的腐败,让中共创造出一项基尼斯世界记录,即千万官员无官不贪、无吏不腐的奇景——这意味着中共沦为人类历史上空前庞大的贪官污吏集团。

我们可以从下述两个角度,更直观地理解江泽民创造的中共权力腐败奇观。

一、此次中共权力腐败的核心内容是国家权力的官员个人私有化,这种权力私有化首先表现为家族性。家族以血缘为基础,而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关系中最具自然本能性的一种。审视政治历史,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凡是泯灭良知的恶行都倾向于以这种原始的社会关系作为支撑点。中共国家权力的官僚私有化的家族性特点,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以官员为核心,利用其掌握的权力能量,形成家族的资本体系。例如,中共原总理温家宝担任高官期间,其妻张培莉成为中国最大的珠宝商之一,拥有国内外的数百家珠宝店;其妻的家族成员也借其权势之助,短短十几年变成巨商大贾;其子温云松【注2】,一个吃喝嫖赌无所不至、坑蒙拐骗无所不能的小混混,竟然也得温家宝权力的加持,升任控制数百亿资产的国营公司的总裁。

其实温家宝家族算不上一个经典案例。自江泽民以下,中共千万贪官污吏的绝大部分,都已经形成了权力和资本一体化的家族结构,所不同的只是规模和程度上的差别。我之所以以温家宝家族为例进行讨论,原因只在于温家宝作出巨大努力,试图让世人相信他是廉洁的,他是“贾府门前的那一对石狮子”,然而,他的努力是盗名欺世的伪善;他的家族拥有巨额资本,而支撑其家族资本的,正是他曾经拥有的腐败权力——温家宝家族是肮脏的中南海肥猫,而不是《红楼梦》中贾府门前的汉白玉狮子。

其次,国家权力官员私有化的家族性的第二个特点,表现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即以一个官员的权力为跳板,其家族成员也大量进入权力体系,形成“官员家族”。这种“官员家族”形成的过程,往往又同权力的交换相伴而行。

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为源头的中共权力腐败,最初的表现形式是权钱交易。在江泽民用腐败收买官心的时代,权力腐败由一般意义的权钱交易,“升华”为用金钱购买官职,即明码标价,卖官鬻爵。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交换,乃是腐败的最高形式,而权力交换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各个官员在自己权力范围内互相提升对方家族成员的官位。

“官员家族”既是权力官员私有化的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也是权力腐败入骨的标志之一。中国民间有谚曰:“阴沟里的耗子都是一窝一窝的,共产党的官员也是”。夜深人静,恍惚入梦之际,我常会因为一种声音悚然而惊,睡意荡然——那是千万只耗子贪婪啃噬国家权力时发出的声响;其恐怖之处在于,即便是一座铁山,也会被这千万只鼠辈啃食殆尽。

二、此次中共权力腐败的组织后果,便是中共分解成大大小小的以官员私利为基准的帮派集团。

历史上,中共就是不同派别组成的团队。不过,中共历史上的派别的形成,往往具有复杂的时代政治背景。江泽民时代的中共帮派,则原则上是基于个人命运偶然性而结成的以保护个人私利为出发点的利益集团。

当代中共帮派化趋向的原因,在于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共官员生存和自保的需要。中共官场向来实行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官员之间为权力而进行的生死争夺,是极权政治的宿命。在腐败成为官员正常生活方式的情况下,给权力争夺的失败者冠以贪腐的罪名,乃是胜利者的特权。由于不再使用以往权力争夺过程中的政治遮羞布,当代中共官员为权力而进行的生死之搏,就显得更加原始,更具赤裸裸的恐怖感。而结成帮派,就成为官员在中共官场这片黑暗丛林中寻找到的生存之道。

当代中共官员帮派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具有跨越权力系统的性质。任何中共帮派,即便是最小的,或者最基层的帮派,也必然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帮派中有组织部官员、宣传部官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官员,也有警官、法官、检察官,以及经济主管部门官员、教育和文化部门官员等等,不一而足。只有帮派成员涵盖绝大部分不同性质的权力系统,才能发挥合力的效应,使帮派具备有效的生存和自保能力。

至于曾庆红【注3】、贾庆林、薄熙来、周永康一类具备影响国家命运能量的帮派,则一定有掌握军权的成员参与其中。

当代中共官员帮派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以丰沛的资本作为其政治存在的经济基础。每一个官员帮派周围都聚集著一个商人群体。这类商人群体类似蚂蚁养的蚜虫,不断为官员帮派挤出金钱的“奶汁”,同时,商人群体也充当为官员洗钱和向海外转移资产的“白手套”。当然,商人的经济活动也必定通过腐败的国家权力,获取暴利的报偿。

另外,基于中共的开放政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共官员帮派与财团的联系已经跨入国际领域,开始世界水平的权钱交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共审判薄熙来、谷开来,暴露出该家族与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权钱交易,爱恨情仇,那不过是中共官员勾结国际资本以谋私利的沧海一粟。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新左派”提出的一项指控更具有指标性的价值。

“新左派”指控,陈章良【注4】,转基因专家,原北京大学教授,现任广西自治区副主席,是被国际种子公司财团收买的代理人,也是温家宝一力扶植举荐的心腹之臣。最初正是通过陈章良从中斡旋,国际种子公司通过总理温家宝之子温云松、总书记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注5】,向这两个中共最高党政官员的家族帮派输送巨额资金,才打开巨大的中国市场,而中国也因此沦为“世界上唯一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

诸多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人类生殖能力造成严重伤害。据此,“新左派”认定温家宝帮派是“官僚买办卖国贼集团”——他们为国际财团危及中国人种生存权的行为开启国门。原广西自治区主席、全国人大副主席成克杰【注6】,以贪腐的罪名受到极刑处置。温家宝、江泽民坚持处决成克杰的真实原因之一,便是由于成克杰出自对家乡人民的关爱,坚决反对广西引进转基因的玉米作为人的主粮种植——他挡了温家宝和江泽民两个帮派,以及国际财团的财路,因而把自己送上了死亡之路。

“新左派”上述指控的指标价值在于,其指控的对象分别是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和政府最高领导人;这就表明,中共官员家族帮派式的腐败已经深入到中共的权力核心——中共的政治灵魂、政治骨架都已经腐烂。

当然,“新左派”是中共内部政治光谱最黑暗的一群,因为,他们把罪恶的“文化大革命”时代视为其政治和国家理想,奉独夫民贼毛泽东为中国之神,而且,“新左派”指控温家宝和江泽民并不是基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理念,而是为了挽救中共极权,使之免于溃烂而死。

不过,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因人废言。魔鬼对上帝的指控必定是诬陷,魔鬼对魔鬼的指控则常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正由于“新左派”是从维护中共强权的角度审视中共权力腐败,并“悲愤欲绝”,复之以“痛不欲生”,因此,其指控恰好雄辩地证明中共当前政治危机之深刻。

通过以上对中共国家权力的官员个人私有化的家族性和帮派性的特征讨论,我们已经可以从总体上勾勒出中共的政治绝症,即中共全面政治黑手党化。

江泽民通过纵容权力腐败收买官员的政治忠诚。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取得了成功。江泽民虽然不是历代中共领袖中最凶残的,但却一定是丑陋至极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专喜卖弄风骚、附庸风雅的上海“瘪三”,竟是中共历史上控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专制者。

只因为他推行的国家权力官员个人私有化政策,深得千万贪官污吏之心。江泽民时代是中共官员的盛宴狂欢的庆典时期,直可比古罗马帝国因权力腐烂而灭亡之前的盛况:千万贪官污吏财源滚滚,只恨没有可装天地的钱袋;倚红偎翠,唯叹花心万千,却无满身阳具——镇日里只顾醉生梦死,酒池肉林,敛财数钱。难怪有官员酒后狂呼曰:“作共产党的官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

江泽民用腐败的允诺,收买千万贪官污吏的政治忠诚,成功地帮助中共度过“天安门血案”反人类罪行造成的政治危机。但是,他也同时开启了中共全面黑手党化转型之门。对于中共极权的生存,江泽民所作所为可谓饮鸩止渴之举。中共政治黑手党化将是中共极权存在的最后形态;以政治黑手党化为历史里程碑,中共极权踏上了退出历史的宿命之路,而且,中共很可能拖着中国社会一起,在溃烂中死去。

在次,请允许我对于中共政治黑手党化转型的三项效应分析如下,其中的每一项效应都在预言中共极权的末日危机。

第一项效应,中共整体政治意志的利益基础分解,呈现出碎片化倾向。

中共政治黑手党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国家权力由原来的中共以党的整体名义的垄断,转化为每个官员基于个人、家族和帮派私利对权力的实际拥有。如此一来,中共整体政治意志和中央权威就失去了统一的权力利益基础。没有统一的利益作奠基石的整体政治意志和中央权威,必定有名无实,形同虚设。

稍有政治常识者都知道一个道理,极权的稳定存在必然以统一的政治意志和中央权威作为统治效率的灵魂。统一的政治意志一旦形同虚设,中央权威就如同建立在流沙上的大厦——这正是国家权力官员个人私利化,无形中将国家权力“切碎”之后必然出现的极权生存危机;胡锦涛时代发出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悲叹,直接表述出这种危机的后果——中共强权已经变成一只脑瘫的巨兽,虽然暂时还保持着整体性的庞然大物的外形,但是,却失去了长久生存所必须的整体协调性机能。

第二项效应,政治黑手党化导致中共权力体系内部帮派林立,盘根错节,勾心斗角,互相渗透,却又常常生死相搏——官员家族帮派化已经摧毁了中共统一的组织能量和统一的统治基础。

帮派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中共整体外形虽在,中国社会实际已经处于无数中共帮派分割统治的状态。中国的法律名存实亡,中共各权力帮派的意志在其权力范畴内发挥人治的统治作用;权力帮派性的人治,必然以对人权的践踏作为存在的条件。黑手党式的帮派统治,这种最黑暗、原始的人治形式,使中国社会冤案丛生,民怨沸腾,社会正义荡然无存,恃强凌弱公行无忌,权利趋向极端两级分化。中共千万贪官污吏似乎只在作一件事,即疯狂地运用腐败权力,倒行逆施,激怒社会,为中共的大崩溃准备社会条件。

第三项效应,政治黑手党化将国家权力切割成各个官员家族帮派的利益,官员在行使权力时首先考虑的不是中共国家整体利益,而是家族帮派的私利,所以,权力行运机制丧失了缓和、解决社会政治危机,维护整体统治利益的能力。

上述颇具理论性的表述,从中共在新疆的统治危机中可以得到直观的理解。

中共的统治危机归根结蒂是源于极权专制与人们对自由的向往之间的矛盾。不过,中共新疆统治危机的直接原因却在于王乐泉【注7】对新疆的十五年统治。

王乐泉曾任新疆书记,有“新疆王”之称。该人任职新疆期间,从其家乡山东,呼朋引类,招数百亲戚、朋友入疆,占据党、政、警要职,控制经济命脉,形成王乐泉家族帮派。上行下效,新疆各个州县的汉人书记也组成大大小小的权力家族帮派。

以王乐泉为核心的中共汉人官员家族帮派,视新疆为“淘宝”之地,而非故乡;他们蜂涌蚁聚新疆,只是要像吸血鬼一样从这片美丽而丰饶的土地上吸食财富,而毫无对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责任感。同时,尽管中共贪官污吏、奸商恶贾是地球上丑陋至极的动物,他们却对维吾尔人满怀种族主义蔑视,而且总是毫不犹豫地将他们的蔑视通过政治权力和金权的运作,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以王乐泉为核心的中共官员权力家族帮派的几十万贪官污吏,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奸商恶贾,是新疆的万恶之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时每刻,这个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群体,都在从维吾尔人的命运上傲慢地践踏而过;维吾尔人承受的每一分屈辱、苦痛、贫穷,都以中共官员的狂欢和财富来作注释。在这种情况下,维吾尔人的反抗必定刀光剑影,血色殷红。中共官员则把国家恐怖主义发挥到极致,残酷镇压维吾尔人反抗。这种恶性循环必然不断将中共对新疆的统治危机推向极端。

继王乐泉之后,张春贤成为又一个“新疆王”。为维护中共整体统治利益,缓解新疆民族矛盾,张春贤提出“柔性治疆”政策。但是,二〇一三年以来,维吾尔人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决死反抗,此起彼伏,方兴未艾,震惊世界。这说明张春贤的“柔性治疆”政策失败,更说明中共政治黑手党化之后,其权力运作已经丧失解决政治社会危机的能力。

究其原因,全在于一个基本事实:王乐泉虽然去职,但是他的政治遗产,即由几十万贪官污吏、奸商恶贾构成的官员权力家族帮派,仍然像一面铁幕遮蔽新疆的天空大地;中共官员权力家族帮派的利益与维吾尔人的命运根本矛盾,不可缓解,不共戴天。维吾尔人的命运中将涌出更多的血,而中共的统治危机也必将日益深重。

一滴血泪,可知千载悲愁;一滴海水,辉映万里波涛。从上述中共新疆统治危机的案例中,聪慧者当看出中共在整个东亚大陆的统治危机;这种危机不是外在的——中共正在自身的政治黑手党化的权力腐烂中,迎来回光返照,那末日的兴奋。

 

注释:
【注1】叶尔辛(1931年2月1日-2007年4月23日),叶尔辛在苏联最终解体中起了关键作用。作为俄罗斯在共产主义时期结束后的首位民选总统,他促使俄罗斯走向民主和市场经济。

【注2】温云松:原中共总理温家宝之子,美国西北大学凯洛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中国卫星通信集团董事长。

【注3】曾庆红:(1939年7月-),中共元老曾山之子。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共十六大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003年至200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注4】陈章良(1961年2月-),现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

【注5】江绵恒(1951年4月-),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长子,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研究员,现为上海科技大学校长。

【注6】成克杰(1933年11月13日-2000年9月14日),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0年7月31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死刑。

【注7】王乐泉(1944年12月-),现任中国法学会会长。曾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长达十五年。

【注8】胡木英:中国著名政治家、理论家胡乔木之女,联合国北北合作组织副主席、国际绿色产业合作组织执行主席,中国国情调查研究院院长、绿色中国建设工程研究院院长。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看中国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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