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赋》是蔡邕一篇很重要的写琴赋作，极具典雅美学风格，代表了蔡邕赋作创作水平和创作艺术特色。《琴赋》是东汉音乐赋作中的典型之作，是这一题材中的优秀之作，自宋玉《笛赋》后，音乐进入赋中，成为被描写的对象，音乐赋兴起，有马融的《长笛赋》、王褒的《洞箫赋》、刘向的《雅琴赋》等等，这些赋作组合成一个系列，体现出音乐赋的创作特色，蔡邕的《琴赋》是其中的佼佼者，它短小精悍，灵动如乐曲，气韵天成。其抒情、典雅而流丽，有较重的骈偶化趋势，代表了汉代音乐赋的走向，亦是汉代音乐赋的小结，又直接引导了同名绝顶之作——嵇康《琴赋》的出现。蔡邕是汉末文学家、音乐家，其对音乐的感悟表达在《琴赋》中，显示出了他的天赋，蔡邕继承了孔子以来的儒家强调雅乐和音乐教化的传统，张扬了音乐的“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的功能。嵇康《琴赋》认为琴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是对蔡邕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蔡邕是一个天才音乐家，也是一个天才文学家。他的音乐赋除了《琴赋》外，还有《瞽师赋》，另外还有《琴操》等。他的赋不仅展示了卓绝的文学功力，也展示了他精深的音乐修养，二者相得益彰。只有对音乐、对琴有深刻体悟，才能熟知弹琴指法和技巧，才能深通乐理，写得出《琴赋》。《琴赋》的写作无疑是他音乐理想和琴的理念以及文学创作情感的释放。
蔡邕素喜儒学，他重视雅乐、重视悲音是其在儒家思想支配下的、面对东汉末年的社会境况作出的必然选择，他的赋作行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摆脱不了儒家思想对他的控制。蔡邕处在东汉末年的社会背景下，企图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匡复汉室，做出一番成绩。仕途不济的情况下，在借助弹琴与文学创作抒发自己情志的同时，他希望用音乐用文学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从人心上感人，起到救世的作用，音乐与文学较好地统一于蔡邕的这一社会理想中，但遗憾的是，汉室积重难返，大树将倾，蔡邕个人也无力回天。
蔡邕的才华在书法、绘画特别是音乐上有过人的表现。蔡邕曾经创造了八分体，精妙绝伦，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今古。蔡邕的画在当时也有重要影响，可惜没有作品流传。
蔡邕的音乐作品大多没有流传下来，《文选》李善注嵇康《琴赋》说：“俗传蔡氏五曲，《游春》《绿水》《坐愁》《秋思》《幽居》。”同时，还多处引用蔡邕的《琴操》，《琴操》是蔡邕收集的乐曲资料，其中记载了很多古代的琴曲故事。蔡邕也品评过当时的汉乐，把汉乐分为四品。蔡氏五曲和《琴操》都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较完整的与音乐有关的只有《琴赋》。
《琴赋》的美学风格解读
尔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观彼椅桐，层山之陂，丹华炜烨，绿叶参差。甘露润其末，凉风扇其枝。鸾凤翔其巅，玄鹤巢其岐，考之诗人，琴瑟是宜。爰制雅器，协之钟律，通理治性，恬淡清溢。尔乃闲关九弦，出入律吕，曲伸低昂，十指如雨，清声发兮五音举，韵宫商兮动徵羽，曲引兴兮繁弦抚，然后哀声既发，秘弄乃开，左手抑扬，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于是繁弦既抑，雅韵复扬。仲尼思归，鹿鸣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飞，别鹤东翔，饮马长城，楚曲明光，楚姬遗叹，鸡鸣高桑，走兽率舞，飞鸟下翔，感激弦歌，一低一昂。——《琴赋》
以下是几条为佚文：
“一唱三叹，凄有余哀。”
“丹弦既张，八音既平。”
“苟斯乐之可贵，宣萧瑟之足听。”
“于是歌人恍惚以失曲，舞者乱节而忘形，衰人塞耳以惆怅，辕马蹀足以悲鸣。”
蔡邕是东汉末的文学领袖，是汉末最后一位辞赋家，他的赋是东汉文学向建安文学的转型，《琴赋》作为一篇赋作，体现了这种转型。汉大赋以经学为价值取向的特征特别突出，蔡邕是东汉经史大家，于经学和史学都有很深的造诣，曾经刻石经，正定六经文字，又写《灵纪》和《十意》，记录汉事，所以才有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张衡通瞻，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所以，蔡邕之赋，隶事用典信手拈来，挥洒自如，化用天然。钱基博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说：“邕之文，泽古者深，其辞坦迤，如不经意，而暗与之和，大抵以《书》之端凝植其骨，以《诗》之安和植其节，以《左氏》之整暇调其机。其文以意度胜人，不以骨力见高，舒详安雅，而气如莹，裷裷乎三代之遗音也。”钱基博对蔡邕评价很高，说他用典是不经意的，没有痕迹，与文章融为一体，熟用《尚书》《诗经》《春秋左传》中的典故，因而以意度胜，行文舒畅，气韵流动。
《琴赋》是描写弹琴动作的一篇赋，明显地具备赋的美学追求与品格，赋之篇首：“尔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观彼椅桐，层山之陂，丹华炜烨，绿叶参差。甘露润其末，凉风扇其枝。鸾凤翔其巅，玄鹤巢其岐，考之诗人，琴瑟是宜。”多隶事用典，使赋起首即不落凡俗，典雅雍容有意味，而且句式整齐，有气势力度，行文极为流畅，给人以极雅之趣。蔡邕着眼于援引诗句本身或者化用诗的原本意蕴，以抒发自己的情志，表达自己的主观想法。文辞在典雅的同时又具备诗意特征。“仲尼思归，鹿鸣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飞，别鹤东翔，饮马长城，楚曲明光，楚姬遗叹，鸡鸣高桑，走兽率舞，飞鸟下翔”，蔡邕在这里提到了十二首古代琴曲，亦同时是在用典故。短短十二句话，四十八个字中，叙述了十二个古琴故事，用语精练，意味深长，而且用四字句式，典雅而有气度，行文流畅。与赋中弹琴动作和琴音的描写形成整体，节奏紧然，气韵流动，钱基博先生说“其辞坦迤，如不经意，而暗与之和”正是此意。刘永济先生在《文心雕龙校释·丽辞》中指出：“文家用古事以达今意，后世谓之用典，实乃修辞之法，所以使言简意赅也。故用典所贵在于切意，切意之典，约有三美：一则意婉而尽，二则藻丽而富，三则气畅而凝。”用这一段话评论蔡邕的用典是很恰当的。
《琴赋》隶事用典，故多骈偶句式，体现出整饬和雅之美。十二古曲，四句四十八字，还有“清音发兮五音举，韵宫商兮动徵羽，曲引兴兮繁弦抚”、“左手抑扬，右手徘徊”，这些句子对仗工整。东汉以前的汉大赋，时有骈偶句，但大多不是作者的刻意追求，东汉作家开始有了自觉的追求倾向，刘勰《文心雕龙·丽辞》说：“自扬、马、班、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行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评论比较恰当，汉末文风发生改变，赋家崇尚丽句偶意，作家追求字句之间的对偶，追求文辞藻饰，文风渐渐走向华靡。蔡邕处在汉魏文学的联结点上，是汉代文学的终结，是魏代文学的导引和准备，在东汉后期辞赋向建安赋过渡环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蔡邕辞赋的骈偶化是一种自觉审美意识追求下的产物，作者有意识地追求文辞整饬和精巧，表达自己的创作倾向和创作努力。《琴赋》的骈偶化倾向就是这种追求下的结果，《琴赋》的引用用典与骈偶句式合二为一，共同组成了《琴赋》的典雅美学气质。由汉代到六朝，蔡邕是一个转折，其骈丽化和典雅美学风格导引了建安甚至整个六朝文学的创作风格。
《琴赋》的音乐角度解读
《琴赋》中弹琴动作的描写
《琴赋》集中写了弹琴动作。古代记谱方法多样，其中之一即有用描写指法来记谱，蔡邕《琴赋》对弹琴动作的细致刻画当是这一方法影响下的产物。《琴赋》说：“尔乃闲关九弦，出入律吕，曲伸低昂，十指如雨”、“左手抑扬，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就是他弹琴动作的记录，其中不乏他个人的弹琴经验与技巧，这一系列动作的连贯与流畅，表明其琴技的高超，同时这一串动作中也体现出弹琴者蔡邕的喜悦心情。
《琴赋》中的琴音作用
《琴赋》不只是描写了弹琴动作，还说到琴音的雅颂。《琴赋》开篇即体现出典雅的美学风格，在行文中描写弹琴与琴音。蔡邕重视雅音，“爰制雅器”、“繁弦既抑，雅韵复扬”，蔡邕是儒学大师，儒家思想浓厚。儒家倡导雅乐，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把音乐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中，孔子重视雅乐的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尽善尽美”(《论语》)，其后的儒学大师荀子作《乐论》，把音乐和治国兴衰结合起来，雅乐就一直成为了汉儒们的至上追求，作为汉儒一员的蔡邕身在汉末，更加体会到雅乐于移风易俗、匡正社会的重要性，所以提倡雅乐，希望“雅韵复扬”，以“通理治性”。蔡邕在《琴赋》中说：“爰制雅器，协之钟律，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琴在汉代很流行，为儒人学士所喜爱，琴可以“通理治性，恬淡清溢”，可移风易俗，陶冶性情，提升个人修养水平，有助于儒家教化。“琴者，禁也。禁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白虎通义》)所以，蔡邕在《琴操》中说：“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养性，反天真也。”《淮南子》也说：“神农之初瑟，以归神反望及其天心也。”这些都谈到了音乐、谈到琴瑟的教化和修身养性作用。《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行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乃干戚羽旌，谓之乐。”这段话强调，音乐是因人心感动而生的，揭示了音乐与人心的关系，表明音乐与人的情感抒发有关，琴为音乐中最高雅的艺术，为文人儒士所钟爱，儒士文人通过习琴弹琴，“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琴可以移情，蔡邕《琴操》说：“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先生曰：吾能传曲，而不能移情。吾师有方子春，善于琴，能作人之情。今在东海上，子能与我同事之乎？伯牙曰：夫子有命，敢不敬从，乃相与至海上，见子春，受业焉。”由此可见，琴的最高境界在于移情，能“作人之情”。伯牙与子期的故事广泛流传，伯牙于琴道造诣精深，而独子期能懂，伯牙鼓琴，子期能听得出其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所以子期死后，伯牙因为没有知音，终身不再鼓琴。
《琴赋》的悲音气质
蔡邕是汉末大儒士，懂琴能琴，以琴“通理治性”，以琴移情，移风易俗，行教化作用。《琴赋》中还有浓厚的悲音气质。《琴赋》：“然后哀声既发，秘弄乃开，左手抑扬，右手徘徊，指掌藏摧”、“一唱三叹，凄有余哀”、“于是歌人恍惚以失曲，舞者乱节而忘形，衰人塞耳以惆怅，辕马蹀足以悲鸣”。蔡邕写悲音，认为悲音更可以起到移情作用，以移风易俗，行教化作用。蔡邕生于东汉末年，主要生活于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宦官专权，朝政混乱，社会矛盾激化，汉王朝随时都有灭亡的危险。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的文人士大夫蔡邕，以匡正天下为己任，忧患意识浓，有较重的悲音气质。蔡邕仕途不顺畅，三次出仕，第一次是因为宦官们听说他琴技高超，召他入朝鼓琴，蔡邕中途称病返回，闲居家乡十余年，第二次是被司徒乔玄召为幕府，先拜郎中，后校书东观，在朝九年，遭到朝中宦官的陷害，流放朔方。被免罪后，得罪宦官，又被迫流亡江湖，浪迹吴会十二年，第三次是在五十七岁的时候，被董卓强命召入朝中，做官四年，董卓被杀，蔡邕下狱死。观蔡邕一生，怀才不遇，人生坎坷，无法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最后还冤死狱中。在这种国家、社会和自身的重重困境中，蔡邕倾心于琴，寄情于琴，以琴发悲音。由此可以看出，蔡邕的悲音是叹世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