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网络图片）
丰子愷 （1898－1975）
浙江省石门县（今嘉兴桐乡市崇福镇）人，著名散文家、画家、文学家、美术与音乐教育家 。师从弘一法师（李叔同），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
我们所知道的丰子愷，于艺术的领域，几乎无所不通，绘画、音乐、文学、金石、书法等，然而，人生无常，世事无常，也正是他一生结缘的艺术，给他带了巨大的灾难。
一.
历史的风云变幻莫测，谁也意料不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其时，丰子愷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
6月份，上海中国画院出现了第一张批判丰子愷的大字报。大字报是针对丰子愷发表在《上海文学》1962年八月号上的随笔《阿咪》的。《阿咪》的成文来自一次约稿。1962年，《上海文学》因为扩大版面的需要，当时在作家协会编辑部工作的女作家罗洪出面到丰子愷先生家向他约稿。 两周后，丰子愷便交给罗洪《阿咪》一文。
丰子愷曾经写过《白象》一文，称赞一只名叫“白象”的猫有壮士风、高士风；也写过一篇《贪污的猫》，调侃了猫可爱的贫婪；而这次的《阿咪》，写的无非也还是家裡一只非常可爱的猫咪。然而令人根本想不到的是，文章因為“猫伯伯”一词而遭大罪。
他是这样写的：这猫名叫“猫伯伯”。在我们故乡，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為“鬼伯伯”，称贼為“贼伯伯”。故猫也不妨称之為“猫伯伯”……（《缘缘堂随笔集.阿咪》）。
江南一地，这“伯伯”一词真的是寻常得很，而大字报居然说，“猫伯伯”是影射毛主席，因為江浙一带口语，“猫”即“毛”之谐音。中国历来就有捕风捉影的高手，历来就有“莫须有”的罪名，而如此超群的想象力，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令人生畏啊。
其实“猫伯伯”一词，于丰子愷也许是习惯。1959年9月11日，他给幼子新枚信中就有这样的话：“家中一切平安，猫伯伯也比以前胖得多了。”（《丰子愷文集.七》第511页）他的习惯还因為他比较喜欢用家乡的一些俗语、方言，这在他的文中信中常可看到，如他用“白场”代场地，用“捉草”代割草等，这也是我们今天还在用的方言。信手拈来的词儿，却令这个童心未眠的老画家，无辜地卷进了这场可怕的政治漩涡中。
这之后，丰子愷被诬陷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等等，甚而成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一。
针对《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有人写大字报，说此画欢迎蒋匪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如此歪曲作品的意图，实在是可笑之至。《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这幅画批判丰子愷迎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轰炸》一画，原本是用来揭露、控拆日本侵略军暴行的，却说是為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叛国行為制造舆论，对丰子恺漫画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还出专刊，如《打倒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愷》、《砸烂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愷》等。
对于丰子愷来说，他之挨批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早年，他曾经因為提倡四君子画而受到过中共严厉的批判。 当时，有人画一个人拉著大大小小一群羊朝前走，丰子愷批评说这幅画缺少生活经验，其实只要拉一只头羊，其它的就会跟著走的。有人立即拍案而起，反驳他是在暗示不要党的领导。在其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和其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作过深刻的自我批评，写过《检查我的思想》，把过去的自己批得体无完肤，甚至是自虐。1956年的《城中好高髻》、1962年文代会上关于大剪刀的发言也都受过批判，《阿咪》一文在刊出不久，《上海文学》杂志要求从1960年起作全面检查，检查的结果，《阿咪》被卷入了“毒草”的行列，结论是影射。《阿咪》首次被批。虽然这样，但是一个有思想的文人，他的意识深处总是仍保留著自我，虽然那个声音已经很微弱。
因為制造了如此多的“毒草”，他本人需要“消毒”。这以后，丰子愷不得不每天去画院，交待问题、接受批判。而他的家，经过了几次被抄，电视机被搬走了，毛笔书籍字画被运走了，仅书画就有四大箱一百七十幅左右，十多本相册也被拿了去，更不可思义的是，还被抄去了七八千的存款，更不用说，工资已被减到了一半。
丰子愷一家寓居的这幢位于陕西南路39弄长乐村93号西班牙式的三层小洋房，1954年他用六千元顶进，其后每月付租金，现在一样遭遇了不测，原本用作起居室的底层被退租，另外住进了人家，钢琴间、磨子间也不再归丰家，一个造反派甚至一度占用丰家二楼的北房，似穿梭般经常来丰家，很让人讨厌。
二楼南房外有一个封闭式阳台，阳台中部有一个梯形突口，三面都有窗，上方还有天窗，丰子愷常在此处看书。坐在这裡，白天可看到太阳晚上可观见月亮，因此被命名為“日月楼”。但是，这时候的日月楼，已是空空荡荡了，这对于一个画家作家来说，没有了书没有了画，没有了精神食粮，还能算是一个有著完整意义的家吗？
因為丰子愷的问题，有关人员受到了牵连，中学教师、佛教居士朱幼兰因写《护生画集》文字之故，被指犯有罪过受审查，学生胡治均最初也受牵连在审查。最让丰子愷伤心的是，原定要出国深造的小儿子新枚，因為父亲丰子愷的问题，被迫留在上海等待分配。
二.
“牛棚”，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文革中的一个字眼，丰子愷一样没逃过“牛棚”一劫 。
“弟每日六时半出门办公，十二时回家午饭，下午一时半再去办公，五时半散出，路上大都步行（十七八分钟可到），每日定时运动，身体倒比前健康，可以告慰故人。”这是丰子愷1967年4月8日致广洽法师的信。除了身体不错，实在没有什么好事可说的。这时，他為了交待问题，不得不天天到画院，他是多么地不情愿，又是多麼地无奈，在此前的信中他这样告诉故人：“弟近日全天办公，比过去忙碌。而人事纷烦，尤為劳心……但得安居养老，足矣。”（1967年2月25日致广洽法师信，《丰子愷文集.七》第347页）而所言之“办公”其实就是被批斗的代名词罢了。因為当时拉出去被批斗也是家常便饭。
漫画家张乐平后来这样回忆：“文劫”时期，我们当然在劫难逃。因他是美协上海分会主席，沉柔坚和我是副主席，他挨斗，我俩总要轮流陪斗，坐“喷气式”，挂牌，一样待遇。有一次在闸北一个工厂被揪斗，我们一到，匆匆被挂上牌子，慌忙推出示众。一出场，使我好生奇怪：往常批斗，总是子愷先生主角，我当配角，而这一次，我竟成了千夫所指，身价倍增。低头一看，原来张冠李戴，把丰子愷的牌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向造反派头头指指胸前，全场哄笑，闹剧变成了喜剧。有时斗完之后，我们同坐一辆三轮车回家，彼此谈笑自如。有一次他问我怎样？我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问他怎样？他笑著说“处之泰然。”后来有一次，我突然看到他那飘飘然的长白胡须被剪掉了。我很為他气愤，他却风趣地说：“文化大革命使我年轻了。” （张乐平《画图又识春风面》，收入《写意丰子愷》）
读这一段文字，可以想见，这两位漫画家，在经历的无数次的批斗之后，已经能够安然处之了……
1967年仲夏，丰子愷被关在上海美术学校数十天，虽然几乎每天被揪出去批斗，但他从不放在心上。他和画家邵洛羊一起被隔离，还有的一点自由，是可以到食堂吃饭，可以到井边汲水，两人“牛棚”一间，短榻两具，药酒浅酌。丰子愷拿出自己摘录的一本鲁迅语录给邵洛羊看，夜色低垂的时候，他俩蜗居斗室，却是海阔天空地聊谈，他们谈得很多的是佛教，谈佛教的大乘和小乘、南北宗，又慢慢转到丰子愷的修佛上，谈弘一法师，谈人生之无常，谈他的护生画……从人变成了“牛”，作品从香花变成了“毒草”，不变的还是那一轮明月。“牛棚”虽小，月亮同样默默地洒进光来，精神上的创伤是这样能够相互安慰的！
有一次，作家巴金去“牛棚”上班，在淮海中路陕西路路口下车，看见商店旁边的墙上贴著批判丰子愷大会的海报，陕西路上也有。1967年8月16日，丰子愷在黄浦剧场接受专场批斗会。九月，《打丰战报》第一期出版，这份批丰专报除了批判文章之外，还有一些為批判丰子愷而画的漫画等。
当年画家沉本千从朋友那裡看到一张“批斗丰子愷专刊”，上有“十万人斗争丰子愷”的大标题，不由怒从心起，信笔写下一首《寄慰子愷》的绝句：“有理不容辩假真，铄金众口屈难伸！‘斗争’我谓堪矜汝，画笔能当十万人！”（沉本千《湖畔同窗学画时》，收入《写意丰子愷》）写完之后只是终究不敢寄去，不敢去安慰老朋友。
1967年12月，新枚结婚之夜，丰子愷又被揪到虹口区开批斗会，两位新人不住地担心著，几次跑到楼下去看。
三.
1969年3月，“文革”小组组织的狂妄大队冲进上海画院，他们把热浆糊倒在丰子愷背上，贴上大字报，并让他到草坪上示眾。回家时被家人发现，其间愤慨可想而知，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起这事，只是要求快拿酒来。如今对于丰子愷1967来说，一杯酒下肚，什麼忧愁都没了，他已经把悲欢荣辱置之度外，有的是冷眼旁观尘世的镇静和达观。
当时，国无国法，“棚”却有“棚”规。每天，丰子愷必须清晨五点到“牛棚”，去作早请示；回家时，胸口挂的“牛鬼蛇神”的标志牌不让摘下，以便使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让路人皆知。丰先生似乎永远戴著牌子。一次，我乘26路电车，恰逢他从陕西路站上车，胸前赫然戴著“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愷”的标志牌，车上许多人围著他起哄，有人高喊打倒他；丰先生并不在意，自管自紧拽车顶扶杆，纹丝不动，眼睛定定地眺望窗外，人站得笔直，像块厚实的木板。我想，他也许真的四大皆空了。（方坚《风雨忆故人》，收入《写意丰子恺》）
1969年十月底，画院全体人员到郊区港口曹行公社民建大队参加“三秋”劳动，劳动期间每月放假四天。丰子愷在家附近的襄阳公园乘26路车到徐家汇，换56路到港口，再换龙吴路汽车到曹家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拖著颤巍巍的身体，颠簸在公交车上，辗转一个多小时，这才到达目的地。他因为从小素食，所以自带了酱瓜乳腐，每餐吃三两饭，劳动是采棉花，洗脸用的是河浜的水，睡的是稻草床，却是铺在地上的！冬天下了雪，他和另一位老画家朱屺瞻在一起，枕边被上都是雪。
在乡下，批斗还在进行中，他们还是没有逃过被批判的命运，画家俞云阶这样回忆：林彪“一号通令”下达后，我和丰先生一起被赶到乡下。看守的“小将”常常逼迫我们用漫画的形式，来进行自我批判。这也算“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吧”。丰先生也画了。一次，他把自己画成一个叼著烟卷沉思的老头，嘴里喷出的烟雾，一圈又一圈，冉冉上升，在头上盘旋成一堆高帽子。众“小将”把这幅画大批一通，说是丰先生这种时候有条件抽烟，可见革命尚未触及灵魂。以后，他画一张，被批一顿，并收入“黑画册”。现在想来，那些画真是绝品，凝聚著历史思考、时代特征和中国人的精神意识。（方坚《风雨忆故人》，收入《写意丰子恺》）
四.
还在1973年6月时，上海市举行书法篆刻展览会，丰子愷应嘱展出写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对联书法一件，谁知，不久就被当时上海一位当权人物下令取下，形势再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4月，形势不容乐观。有一工厂中贴出一张大字报，说丰子愷写苏曼殊诗意的“满山红叶女郎樵”，是讽刺。红是红中国，樵取红叶，即反对红中国。北京的画家李可染、吴作人等，向一个外宾发牢骚，说画题局限太紧，无可作画，此言立刻在外国报上发表。唐云画一只鸡，又被批评，说眼睛向上，不要看新中国……虽然还没直接受到批判，警钟已经敲响。这之后，丰子愷提高了警惕，决定以后不再画“满山红叶女郎樵”，即使画，要改为“满山黄叶女郎樵”。
7月份，为巩固“文革成果”，上海又开批判会，受批判的四人，丰子恺、林风眠、程十发、刘海粟等。丰子愷受批首当其冲的便是这幅“满山红叶女郎樵”，起因是他画好了送人，那个人将画交出，被画院的领导看到了，因此受批判。
五.
1975年，丰子恺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在学生胡治均和三女林先等人陪同下，丰子恺乘沪杭线火车，到长安站下车，走运河坐船，这位78岁的老画家步履维艰地来到了故乡石门湾，其时，丰子恺右手右足动作不灵，右手已不能握毛笔，只能执钢笔。后来才知道，这时的他，其实肺癌已病入晚期。所以他从长安站到上船不长的路竟走了很长时间……
不几日，有一天吃晚饭时，丰子恺发现用筷挟菜竟挟不住，最后几口是家里人喂给他吃的，且有了热度。他的病情由右手指不灵，逐渐发展到右腕关节不灵，右肘关节不灵，乃至右肩关节不灵，去医院几次，肺部虽作了X光透视，也没有发现什么。
一日，日月楼对联飘落一联，这似乎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8月15日，杭州传来了三姐丰满病逝的消息，这对丰子愷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病体奄奄，躺在那张连腿也伸不直的小床上。8月29日，丰子愷当医生的姨外甥女沉国驰主张赶快送医院，于是送进了大华医院。透视肺部，仍未发现病变。这晚，丰子愷住在充当急诊室的走廊里，一吟陪伴著父亲，丰子愷跟他说了好多话 。8月30日，丰子愷被转往华山医院，住在内科观察室九床，8月31日做超声波检查，正常，9月1日做脑电图，还是正常，9月2日转神经内科观察室27床，做X光片检查肺部，发现右肺的叶尖有一个拳头大的肿瘤。医生分析，可能已转移到了左脑，因此使右臂不能动弹。这时的丰先生与先前已是判若两人，丰子愷形容消瘦，脸色苍白，连平时散射智慧的目光此时也黯然失神。
1975年9月15日，丰子愷病逝于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
刘海粟在丰子愷逝世后，用整张宣纸写下“精神万古，气节千载”八个大字，又画了一张横幅墨梅，上题：“养成德性自天全，节操冰霜久耐寒。一点真心似铁石，老梅香馥自年华。”
在追悼会那天，他用刚领到的一个月的生活费托人买鲜花扎成花圈，让学生送到火葬场，是追悼会上唯一用真花扎成的花圈。他希望丰子愷的艺术像鲜花一样馨香远播，秀气长存。
吴湖帆（1894-1968）
江苏吴县人。海上著名画家、鉴藏家。吴湖帆出身名门，祖父是清朝的显臣、金石大家吴大澂，家中收藏极富。他的鉴藏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名重一时，王己迁、徐邦达皆为其入室弟子 。
1965年冬，吴湖帆再次中风住华东医院治疗，病情严重，喉头麻痹不能进食，赖插管补液维持生命，继而气管痰塞无法排出，被切开气管插入管子引流排痰，从此丧失了说话能力。“文革”浩劫开始，造反派在他病榻旁批斗他，最后与当时一批病员同时被赶出医院。吴湖帆所有书画文物和家具也被抄一空，据说，被抄物品装满了八卡车。回家后华东医院的好心护士常私下去为吴湖帆护理消毒，后来风声更紧，想来也不能了，治疗等等都陷于停顿状态。有一天吴卧室中电灯坏了，水电工拒绝为“牛鬼蛇神”修理。
吴湖帆病中直至弥留之际，神志一直是清楚的，他顽强地与疾病抗争，最终他预感到自己不可能坚持到大地回春之日，吴湖帆1968年7月7日用残余的一点气力拔掉了所有的插管导管，饮恨而终。火葬场来运尸体时， 弟子画家陆一飞为老师扣好上衣两粒纽扣，替他系好裤带，又想为他穿上放在床边的一双灰色长袜，结果运尸者不耐烦而未成。遗体被白布一裹运走了 。
陈半丁 （1876--1970)
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自幼学习诗文书画，后拜吴昌硕为师。40岁后到北京，任教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擅长花卉、山水，兼及书法、篆刻。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画院副院长、中国画研究会会长。
陈半丁性格直率，為人处世刚正不阿、疾恶如仇。1958年后，他针对中共「大跃进」等错误而说道：「这些年，国内的事情办糟了的原因就在『牛』、『马』二字上，一是吹牛，二是拍马屁办事，怎麼能不糟呢？」他敢於对邪恶发出不同的声音，其勇气令人讚嘆。
某次画展，陈半丁因对一画家作品之意见与中共特务头目康生相左，康生怀恨在心。文革初，陈半丁已年过90，康生还藉机将其所刻「不使孽钱」、「老年清苦」、「强其骨」等閒章捏造成「反党」之罪证，把陈半丁作為文革中美术界最大的靶子，抄其家，将他收藏上好的鸡血石和一些歷代名画据為己有，并进行一系列批判、游街、殴打。批斗之餘，陈半丁的作品被大量焚烧。康生為洩私愤，欲置陈半丁於死地而后快。文革中，无休止的批斗，使老人腰部留下了残疾，在他不能行走的情况下，批斗依然没有停止，他的夫人只能租来小车，推他去北京画院和中央美院接受批判。
晚年厄运的突然降临，陈半丁愈发感到世事的变幻无常，他刻了「不值一笑」一印，表达对时事的不屑；这一时期，由於境遇之变，陈半丁的作品中常鈐「江南布衣」等印以自况，又常鈐「利名都是一鸿毛」、「蓬莱山民」等印以示清高和超凡脱俗之心境。
1970年，某大报再度点名批判陈半丁，见报后老人諳然无语，遂一病不起。1月29日，病情加重，子女将老人送往北京一医院，医生知其名后便不敢医治，以致延误了抢救时间，於当时故去。
作為20世纪初期到中期，京津画派的领军人物，虽然他的艺术成就在中共的残酷迫害下曾被遗弃，但是他高尚的品格和绘画的艺术价值，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永远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潘天寿（1897-1971）
浙江宁海人。著名画家、教育家。擅画花鸟、山水，兼善指画，亦能书法、诗词、篆刻。受教于经亨颐、李叔同等人。其写意花鸟初学吴昌硕，后取法石涛、八大。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
1966 年文革爆发，身为院长的潘天寿成了浙江美院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他被关牛棚的时间最长，吃的苦头也最多。但无论哪一次揪斗、陪斗、游街、示眾，他都强制怨 恨，默默承认。有一次，他对一位老友说：“人总是有这麼一天的，年纪大了的人倒无所谓，担心的是国家和年轻人。国家的损失无法估计，年轻人失去了宝贵的青 春，永远无法补救。”
这期间，他被诬為“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以及“国民党特别党员”，从文革开始直到他去世，“革命干将们”从未停止过 对他的折磨。1968年夏秋，浙江美院的 “打潘战役”达到了高潮。《浙江日报》以“浙江美院大批判办公室”名义，整版发表了《文化特务潘天寿為甚麼能长期独霸浙江美术界》、《秃鷲是特务的化身》 等五、六篇文章，一下子将潘天寿推上了万劫不復的受刑臺。随后，报纸、广播、大字报、大标语、漫画以及各式各样的小报、刊物，铺天盖地而来。潘天寿在杭州 的家被抄得底朝天，“革命干将们”拉走的珍贵书画文稿达六、七车之多，连笔墨纸砚也抄了去。他的作品被列入黑画名单，被人毫不留情地在上面打上各种标记， 踩上一个个鞋印……在没日没夜的折磨下，这位体质强健的老艺术家渐渐垮了下去。
1971年5月，专案组派人向重病在床的潘天寿宣读了定性材料，即定 案為“反动学术权威、為敌我矛盾”。潘天寿气愤之极，当晚大量尿血，昏迷不醒。紧接著在病中被造反派押回寧海老家，交给当地群眾作為“活靶子”批斗，百般 凌辱……他在写下一首绝命诗后从此不起，9月5日凌晨，他突然气喘得厉害，双腿剧烈地抖动，汗如雨下。他用最后的意志努力控制自己的双腿，嘴里还喃喃地 说：“我想叫它不抖……不成功，……我想……让它……不要抖……”
黎明前，一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带著“士可杀不可辱”的傲骨，带著“自古有沉冤”的无声吶喊溘然长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