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是最低标准，是最起码要遵循的规则，是逾越之后需付出巨大代价的最后屏障。如果不是到了关键时刻，应该很少有人会去讨论“底线”问题。然而不幸的是，近年来，这两个字却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道德、规则甚至法律通通被无限度地破坏和践踏，中国社会俨然已经迎来了必须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分”。
当一起简单的交通肇事案进而演变为恶性杀人案后，众声喧嚣遮蔽了凶手连捅受害者八刀的残暴，“激情杀人说”调侃着钢琴的魅力和法律的尊严，凶犯亲友同学的态度挑战着人性的最后良知。有关药家鑫案所谓情与法的纠结，其实不过是中国社会底线失守的一个最新例证。另一个例子发生在4月1日的上海，一名留日学生在机场因学费问题与母亲发生口角后，竟疯狂地连刺母亲九刀。
当道德、规则甚至法律通通被无限度地破坏和践踏，中国社会俨然已经迎来了必须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分”。这难道是一个“底线失守”的时代？
底线失守之后
“食品加工车间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腐烂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结核细菌……”这是100年前，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著名的《屠场》一书中所描述的场景。据说正是因为这本书，直接促使当时的美国政府下决心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而这又是我们多么熟悉的画面，虽然100年后看起来依然触目惊心，但它却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而又无可奈何：三鹿倒下了，“皮革奶”、染色馒头又横空出世；拒绝了苏丹红，瘦肉精又开始扬名立万；河南的“健美猪”被曝光了，“化妆猪”又在重庆站了起来；山西黑砖窑工人被解救了，安徽、新疆又出现了现代“包身工”。
白岩松说，总有一种底线在悄然生长。只是我们还应该看清，“悄然生长”的底线是否一直在节节后退，或者它本身就只有极少数人还在苦苦坚守。当公理和常识因为稀缺而成为标杆和榜样，人们对底线的要求就注定一低再低。
我们不再期待食品的营养美味天然绿色，只要没毒或毒性不大就可以了；进城务工的农民是否得到公平待遇不再重要，只要不被欠薪就满足了；到政府机构办事遭遇潜规则吃拿卡要都可以忍耐，只要潜规则过后能办成事就谢天谢地了；外出旅游，挨宰是正常的只要少被坑点就可以心花怒放；城市规划，不破坏百年梧桐树就值得大加赞扬；婴儿可以安全地长大而不必时刻提防人贩子，家长就烧高香了；官员贪污也不是不可以原谅，只要少贪点或贪的同时不忘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就可以在地方收获“清官”的美名了，甚至还可能有人“自发”为你创作MV广为传播……
人人都是破坏者
有人说，在复杂无比的人性面前谈论底线显得过于浪漫。可是底线不应该只是一种理想，尤其我们俯首当下，看到更多的都是沉重和不安。因为很多我们曾经谴责和愤愤不平的东西，却已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们共同的选择，而这显然要比某一个行业或职业失去底线更加可怕。
在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社会规则面前，不择手段成为富人，已经是几乎泛滥于整个社会的共同目标。随之而来的就是全民拜金的浪潮：有钱就有尊严，为了钱可以丧失或选择性遗忘底线，直到百无禁忌抛弃道德、原则和法律。
学者孙立平发表题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的文章，其中提到，“社会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
也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所有的职业底线都在全面下滑，各行各业，无一幸免。养猪户在饲料里添加瘦肉精，奶农往牛奶里掺杂三聚氰胺；曾经是人间天使的医生，收取红包已成常态并对自己的行为振振有词；商人坑蒙拐骗，大生意大忽悠，小买卖小骗局；知名学府教授公开以金钱“励志”，要求其研究生40岁时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记者编造新闻，甚至涉嫌欺诈的事件也偶见报端；科学家为利益忘却良知，左手拿着国家的科研基金右手帮助自己担任董事长的企业捞钱；IT公司为竞争在用户电脑屏幕上争吵不休……人人都是破坏者，才有了社会的千疮百孔，底线的摇摇欲坠。
挣有数的钱，过有底线的生活，做有分寸的事。只是今天，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学者刘瑜曾在文章中提到，“要是‘单位’发个来路不明的3000块超市购物卡，很多人肯定喜出望外地去买了盼盼法式小面包或者欧莱雅化妆品因为‘你值得拥有’”。
底线有高低，境界各不同。如果说随波逐流浑水摸鱼的人们挑战底线多半还只是造成社会风气的不佳，那么无故打死一个路人或因各种原因杀死他人的行为，就已经彻底将社会底线推进了万丈深渊。
大学生会因没有身份证被打死，街头小贩会被城管打死，总经理可能被董事长杀死，亿万富翁会雇佣杀手铲除仇敌……在网上搜索一下“雇凶杀人”，超过18万条的记录瞬间就触目惊心地出现在眼前。当一次又一次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的时候，诚如有评论所说，暴力至上似乎成了一面黑色的旗帜，而在这面旗帜之下，社会规则的底线早已荡然无存。
越无耻，越张狂？
从某种程度上看，底线和成功学的标准颇有契合之处，二者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会呈现不同的状态。李嘉诚曾经被香港人视为奋斗的典范，但现在不会了，因为今天香港人更在乎的是制度的公平性。闾丘露薇则注意到，内地背景的讲者依然在把李嘉诚作为榜样勉励学子，财富被作为成功的标准在香港过时了，但内地却依然如此。于是，才有了底线不断被挑战，典型领域一个在官场，另一个在情场。
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说，“男人们会选择包二奶，或者三奶四奶。一个不偷不抢的二奶有什么错呢？”一句话捅了马蜂窝，自从去年六一之后，曾子墨的微博就处于停顿状态。《新周刊》评述称，如同婚外感情再情有可原，也在道德的低点，实在是不可说。而这家杂志发布的《2010中国情爱报告》，更是为中国人的行为底线贡献了很多案例。小三不一定幸福，但多半内心强大。北京一位女画家发现丈夫和情人偷情后，在微博上直播家丑，却遭到当事人义正词严的回击。“最可恶的不是偷情，而是偷情后还理直气壮。”
这就是今日中国的现实。有房有车成为找对象的最低底线，为出名不惜在电视上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的女人，抢占着中国黄金档的电视频道。“那些女嘉宾大概不想被任何人带走，因为除了摄像机，没有一个男人的注视能让她们感觉如此之好。”
在强大的物欲面前，爱情的标准不再仅仅是“我爱你”而更可能是“我爱你的钱”。同样，部分为官者的底线也变了调。
面对涉嫌强拆的质疑，有江西官员投书媒体高呼“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很多地方寒冬时节宁可让居民冻得瑟瑟发抖也要拉闸限电；上访者可以被送进精神病院，年轻法官会离奇在看守所“自杀”，甚至喝开水也能死人；对于村民有关贪污腐败的举报，山西一村支书直言“我不贪污，当官干啥”。张狂已经是一种传染病，而一些腐化的地方执政者已经逼近无耻的底线。
一段流传于网络上的帖子显示，广东省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接受调查时称，“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都是贪官。凭什么专整我？真让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像我这样级别的，谁不能供出来百十个人？这太平常了！”
认错或许不难，难的是改变官员的思维定式。当做官的目的只是为了贪污的时候，无良、无耻甚至无法无天的荒唐施政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真的伤不起
底线失守的最可怕后果，是公众的无所顾忌和失去善意。前不久，一位年轻母亲为了救治罹患眼癌的孩子，在网络推手的策划下于街头上演了“跪爬乞讨”的戏码。有网友因此感动落泪，纷纷慷慨解囊，最后却发现不过是一场处心积虑的策划。
法条好写，人心难建。在缺乏信仰和敬畏之心的当下，公众的善意可能成为他人玩弄于股掌的道具，其后果必将是人人失去应有的顾忌之心。
有人因此想拯救道德底线。2011年1月广东省两会上，九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建议在广州中轴线上的花城广场立孔子塑像。他们认为这有助于全社会守护道德底线，而且“天安门广场也立了孔子塑像，这是个风向标”。
立个塑像就能拯救道德底线吗？该提案在网络上的遭遇可想而知。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说的就是底线。而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有关部门”。4月11日上海染色馒头事件后，有宁波网友就表示，“我们的相关部门到底在管什么？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抢着要管。”
底线到底应该有多低？触犯底线的成本又该有多大？美国洛杉矶市长的遭遇或可给我们提个醒。由于免费接受了34场NBA赛事门票，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维拉雷戈萨最近遇到了麻烦，他将被罚款4.2万美元。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中国，又该会是怎样的情形？
当代儒学者蒋庆表示，“底线价值不是高级价值。一个社会没有底线价值固然不行，但是只有权利（和法治）没有道德的话，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利害计较的、大家都是小人的、人不堪居住的社会。”倘使真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还能伤得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