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土改中，农民斗地主（网络图片）
“地主”或者叫做“土地出租者”，出租自有土地，并从中收取地租，这种经营活动算不算是不是一种罪恶？其实，这就是一种正当的经营活动。就像把私有住房出租，从中收取房租是一样的性质。现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美、英、法、德、日本等，和最近实行土地私有化的俄罗斯，他们的耕地基本上都是私有。土地的主人，可以是自耕农，也可以雇佣农业工人。如果他们暂时不打算耕种土地，又不愿意出卖土地，他们可转租给别人耕种，收取一些租金。这里没有什么“剥削”“被剥削”的问题，更不应该是什么犯罪行为。如果收取地租，是剥削，那么，把钱存在银行里，拿利息是不是剥削？即使在建国后，银行不是照样对存款者付给利息吗？
中国地主，其存在有几千年历史，就其土地来源而言，“地主”资产的原始积累也有一个过程，也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地主”的资财是靠勤奋劳作积累出来的，有的是在外地经商赚了钱，回家买了地，也有的是来自祖辈的遗产，不能说全是不义之财，不能说“地主”的资财都是抢劫来的、都是罪恶的产物。
历史地看，“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种田的“好把式”，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换言之，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也可称之为农村精英。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有地主这一阶级存在，中国传统的乡绅社会才能在农村真正建立，从而也避免了中国乡村的空洞化。这些人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学，或者到外国留学，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绅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有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
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读书不多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学问，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就经济而言，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地主中有为非作歹之人，贫农中何尝没有为非作歹之人？
事实上，农民需要的是土地不是房子，土地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只要扩大他们的地权鼓励产量大户和种田好把式（新使其地主），农民照样可要依赖种地发家致富。扩大农民地权要抓住两个核心：一是要让农民占有更多地租增值，二是要让土地成为农民的发展资本。抓不住这两个核心的任何制度安排，无论是什么“化”或是再延长承包权70年或是永佃制或是永包制或承包权物权化，都可能是假保护农民地权之名，行剥夺农民地权之实，是一种“制度性”欺骗农民、便利强势阶层剥夺农民地权的“技术性”手段。这种情况90年代以来频频发生，是一定要加以防范的。
从历史上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把地主这一社会阶层整体上予以剥夺。这一行为将中国农村千百年来赖以运转的乡绅社会破坏无遗，造成农村精英缺失，并进而演化成今天几乎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
在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被送进历史垃圾堆的今天，我们对资本家对地主都该有全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