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做官几乎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和追求。因此，进馆、入阁、点翰林、当学士（宋朝置“史馆”、“秘阁”、“资政殿”等，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通称馆阁），便成了读书人的人生理想，也成了他们事业成功与否的标志。在宋朝，一个才子，尤其是天下公认的才子，如果没能进馆入阁，那是要被惋惜和讥笑的，大诗人梅尧臣就是如此。
梅尧臣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爱好诗歌。他一反宋初西昆体诗歌表面的浮艳和内容的空洞，注重平淡、含蓄、深远，给北宋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不过，有才的人不一定都能考上进士，正如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说：“帝制时代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屡考不取，才是正常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所以，尽管梅尧臣“工为诗”，有才名，但他的科考之路却坎坷崎岖，屡试不第，最后只好“拼爹”，通过父辈的功劳荫补入仕，授太庙斋郎、河南县（隶属河南府）主簿。
这个小官运气不错，刚出道就遇到了好上司钱惟演。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钱惟演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西京（今河南洛阳市）留守，称“使相”，与宰相平级。钱惟演是朝中大臣，尊重人才，提携后进，堪称伯乐。他曾对当时在洛阳任职的部下梅尧臣、欧阳修、尹洙等一批青年才俊给予过许多帮助，尤其对梅尧臣和欧阳修高看一眼，厚爱一筹，经常与他们诗酒唱和，还在同僚中广为延誉，梅尧臣、欧阳修因此被世人并称为“梅欧”。
只是梅尧臣在钱惟演眼里是人才，在民间也有诗名，但朝廷却始终没有把他当成干才。在洛阳任满以后的岁月里，他还到江西、浙江、陕西等多地任职，历任县令、监税、监仓等职，一干就是三十年。像他这样文名显赫，又经过多地任职、多岗位锻炼的，老在区区末吏的岗位上徘徊不前，颇为少见。很多士大夫认为，像梅尧臣这样的大才子，不进馆入阁，真是枉费其才。嘉祐元年（1056），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联名向宋仁宗推荐梅尧臣。在大家的惋惜、褒扬以及轮番推荐之下，宋仁宗决定面试一下这个闻名天下的诗人。一试，果然才华出众，便赐他进士出身，出任国子监直讲，后任尚书都官员外郎。然而，这个员外郎仍旧只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散官闲职。更让人遗憾的是，梅尧臣在都官员外郎任上没几天便溘然长逝了。梅尧臣的命运令时人唏嘘不已，有同僚甚至替他抱屈：“赢得儿童叫夫子，可怜名位祗都官。”（宋代赵与虤《娱书堂诗话》）
不过，梅尧臣对自己的仕途通达与否似乎并没有过高的期望。嘉祐年间（1056—1063），宋仁宗征召他编修《新唐书》。接到皇帝的征召之后，他对妻子刁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吾之修书可谓猢狲入布袋矣。”好动的猴子，被塞进布袋，该多难受？表达了他颇不情愿的心态。知夫莫若妻，刁氏的回答更直接：“君于仕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谁见到过能爬上竹竿的鲇鱼呢？
确实，对于做官，梅尧臣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在基层工作三十年，每天按部就班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却一直官运不佳。倒是公务之余吟诗作赋，不亦乐乎。据宋代孙升的《孙公谈圃》说，梅尧臣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游山玩水，无时无刻不吟咏。他随身携一贮放纸张笔砚的“算袋”，有时灵感一来，兀自离开，从“算袋”中取出纸笔，奋笔疾书。有人偷看他的纸片，发现上面书写的都是诗歌，或一联，或一句。而以后，这些苦吟得来的断章，便成了他诗歌中的警句、绝对、神来之笔。
大文豪欧阳修一辈子佩服的人不多，但对梅尧臣却心悦诚服，“自以为不及”，还以“穷而后工”对其人其诗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是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艰辛造就了梅尧臣和他的诗歌，可谓一语中的。对于奔竟于途的人，官运亨通，或许是好事，但对于诗人来说，官运不通，倒也不见得是坏事，多一个明心见性诗人，总比多一个碌碌无为的庸官甚至胡作非为的坏官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