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关于土改特别是晋绥土改的可怕，在写完此文后，后来又断断续续读不到史料，如智效民的《晋绥土改中的酷刑》、《晋绥土改始末》，张福荣《惨烈的晋绥土改》，胡平《失败者也能写历史：廖亦武〈最后的地主〉序言》等。大家可以在读完拙文后前往搜索酌参。拙文文末所说的朋友指廖亦武，他所做的土改访谈录《最后的地主》已然出版了港台本，大家可以到港台买来看。关于土改，批评或提建议较多的是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大家亦可以通过网搜来了解。有了网络，自己不爱了解诸多不同看法与历史事实，这就是自己学习能力欠缺所致了。2014年11月4日于成都
四九年前的中国土地存在形式，并没有重起炉灶的共产党所说的那么厉害，这已在不少研究者的笔下已有展现，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费孝通的《中国绅士》、周荣德的《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绅士身份的研究》、董时进《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等方面的著作已经表明，绅士与民众之间虽有予盾，但不是革命党所宣扬的誓不两立、你死我活。不然像《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众运动是怎样发动起来的》里所说，“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诉苦教育”，就是通过这种歪曲事实、夸大阶级来激发这种所谓的觉悟（见《山西文学》2005年第十期鲁顺民《“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既夸大事实，又惨无人道地整治士绅，以至于晚年共产党退休干部在接受采访时，也觉得过火——《“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的受访者白建华退休者是中共山西忻州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太过目不忍睹。
让我们看看这些惨不忍睹的事实。黑峪口斗争的第一个所谓大地主就是边区临时参议副议长刘少白（刘象庚）之弟刘象坤，刘象坤被一阵乱棍碎石打死后，他儿子刘武雄在已死的父亲胸口再捅数刀，以示划清界线——白建华数十年后回已说“运动把人弄成这个样子！”——其实这只不过是后来历次运动要让亲人互相告讦、划清界线的预演，因为阶级成份重于亲情伦理。刘象坤在批斗结束后，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黄河里。早就年参加了共产党的村支书刘玉明也被群众活活打得半死，也被用绳索套用扔进黄河里。当扔到黄河滩时，刘玉明挣扎着站起来，当场被群众补捅数刀而死。而他的心脏被任油花剜来治病，而他的老伴被分配给一位老红军任全义——此人心地善良，善待刘玉明之妻及子——这种硬性搭配不是特例，“‘左’的表现最严重的莫过于把那些斗争对象的老婆闺女给当斗争果实硬性分配给贫雇农。斗争死的不必说，没有斗争死的也分。”白建华如是说。既是如此汹汹的土改，哪怕临时参议会的副议长本人刘少白也不能幸免，只不过此事惊动了在了陕北的毛泽东，“把李井泉叫到陕西批评了一顿”。毛泽东为何批评李井泉呢，我想毛泽东是怪他过早把共产党的整人意图暴露出来，因为一九四七年共产党并没有决定性的把握很快拿下江山。毛泽东批评李井泉，并不怪李井泉做得不好，贯彻他的指示不够彻底，而是秩序不对，不宜过早凶相毕露，那样不利于迷惑更多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不然中共一旦得鼎，毛泽东就安排李井泉掌管云贵川，委以西南局书记的重任，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就无从解释。
无独有偶，前两天看对中国土地制度较有研究的赵俪生《篱槿堂自叙》里说：“我的老同学（此人解放后担任过几个省的财政厅长，还当过财政部的副部长）家是山西兴县（黑峪口也在兴县——冉注）最大的富户，土改时，牛是土改组的组长，坐在上边，他父亲跪在下边。游街时用钢丝像穿牛鼻一样穿了他父亲的鼻子，由牛荫冠牵着。”（P157）这样惨无人道的儿子残害父亲的行为，可以说是空前的。赵俪生接着说：“据说这件事后来被‘上边’知道了，可‘上边’并不欣赏，据说还下了一道什么‘文’。”（P158）赵回忆此事已是八十老翁，历尽风雨沧桑，兼以也算个历史研究者，他竟然相信（或许是假装相信）“上边”“不欣赏”这样的说辞，如果不是刻意掩饰，那就是真有点糊涂了。共产党并非不欣赏这样的人，不然后来在得鼎后系列改造运动，宣传亲人之间互划界限，就无法解释。共产党所要的就是不公开宣传你用钢丝穿你父亲鼻子这样——或许可以内部通报表扬也未可知——你如果只做不说，你就是我最需要且最值得信赖的人。四七年的兴县黑峪口的土改搞得那么惨无人道，但当时的团长段云后来长期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副团长胡健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你能说“上边”“不欣赏”吗？
土改是打破千百年来土地皇权和私有共存的格局，后来实行完全的所谓的共有的开始，从此中国的土地制度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至今剥夺着老百姓的权益，制约着中国社会的真正的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但对这一长期影响中国现实生活的事件，除了少数学者如罗平汉的《土地改革运动史》等著作有所研究外——当然不敢涉及土改的许多实质问题——鲜见真正有份量的作品。可喜的是，我的一位朋友正在着手做有关土改的一系列访谈，以存信史，我祝他一切顺利成功。
2006年9月2日于成都
